2012年4月22日 星期日

义和团“刀枪不入”之谜


近代中国发生许许多多的大事,要问哪一个对西方人影响最大?恐怕只能是义和团运动。至少在当时,由于闹义和团并且攻打外国使馆的缘故,中国真正成了西方大小媒体加上平头百姓关注的热点。据说世界著名记者爱伦堡,童年时曾在学校里组织“义和团”,手抡皮带到处吓唬人。

100年前的这个时候,整个中国的北方都处于一种狂迷的状态之中,村村有拳坛,家家练神拳,京津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红布包头、手持大刀的拳民,连小脚女人都练起了“红灯照”和“黑灯照”(据说红灯照是少女练的,而黑灯照是成年妇人练的),跟男人一样抛头露面。大家最热衷的事情就是烧教堂、杀教民和洋教士,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是血腥味。义和团那个时候可算是天底下最威风的人,可以横着膀子走路,碰着朝廷大小的红顶子蓝顶子,都叫他们下马下轿一边站着。看着不顺眼的,一把拉走上神坛,三柱香一烧,如果黄表还不升起来,这人的脑袋就可能要掉。

义和团能够闹起来,除了政治和社会因素外,恐怕最主要的就是他们号称“刀枪不入”的神术。如果不是信了神术,中央(西太后老佛爷)不会支持,老百姓也不会跟着起哄,按现在的话来说,刀枪不入的神术,就是义和团的“主打广告”。这种神术,一来现代科学不支持,有“封建迷信”之嫌,二来在洋人的枪炮面前也没顶事儿,三来也影响义和团的正面形象,所以建国以来林林总总的研究著述中,这种在实际的义和团中无所不在的神术竟然被避讳掉了,或者一笔带过,甚至干脆一句不提,史学“为贤者隐”的传统功能在这里发挥得淋漓尽致。

“刀枪不入”:神功还是骗术?

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民间法术”,在明清镇压造反者的官方档案里,不时可以看到其踪影,但是义和团的确把它“发扬光大”了。历史的原状是不可能再现的,但是好在事情才过去100年,当时的资料还在,当事人的许多回忆也留了下来。现在探讨起这个问题还不算难,分析起来,义和团的“刀枪不入”其实至少有四种情况。

第一种是硬气功的表演效应。中国武术的确有号称“铁布衫”的功夫(如兼习童子功,又称金钟罩或者金钟扣),这种功夫练起来非常繁难,每日要经过无数次的跌打磨搓,比如从杠上向沙坑里摔,用杠子和铁锤遍身捶打,还要经过特殊的药水浸泡,配合以运气吐纳,连晚上睡觉都要睡在坚硬的木板床上,什么东西都不能垫。如果坚持练上三到五年,功夫才可小成。据武术界的人士说,练成这样的功夫,只要有了准备,一般的冷兵器是可以抗一下的,但是火枪(即使是鸟铳)还是难以抵挡。义和团起于直鲁地区,那里是传统的习武之乡,义和团的大师兄二师兄们有几个功夫高的实为应有之义,比如著名的拳首心诚和尚就是有史可查的“浑身气工(功)”的武林好手。受西太后派遣前去查看义和团“刀枪不入”真伪的刚毅和赵舒翘,曾被一位大师兄蒙了,估计他也有那么两下子。至于为什么鸟铳打不透他的肚皮,也可能是在火药上做了手脚。

第二种情况是貌似硬气功的简易法门。当时,几乎满地都是“刀枪不入”的义和团,真的练成“铁布衫”功夫的能有几人?绝大多数都是用偷工减料的速成法造就的高手。鲁西南的大刀会与义和团的渊源,已经是不争的事实,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前夕,徐州道阮祖棠曾经派人暗访过大刀会,据他的报告,大刀会所谓的“金钟罩”演练,实际上是为了营造一种神秘的气氛,借“神力”以济功力之穷,所以才有了念咒的当天就可以御刀的“神效”。这不过是传业的师傅的“猫腻”,即利用力学原理运气得当使刀砍不伤,受业者其实并无真正的功夫,所以“稍一顿挫”,即改变受力角度,仍然会受伤。当然,真的练硬气功的人据说也要念咒,但人家是以练为主,念咒主要起的是神秘其功夫,坚定受习者信念的作用,而这简易功法则相反。

第三种情况实际上是第二种的延伸,在义和团运动最兴盛的时期,各地拳众充分发扬了“群众首创精神”,大大地简化了仪式,并与巫师神汉的降神附体结合起来,一吞符念咒,立刻来神,刀往肚皮上砍,什么事没有。实际上,义和团的人在练功上法的时候,是进入了某种气功态,有点武术底子,气质和心理状态如果又比较契合的,人是很容易进入这种气功态的。进入状态之后,人往往会有超常的“能耐”,比如蹦得高,窜得远等等,再加上师傅指导得法,运气得当,眼见得刀真的砍不进去,到了这个时候,不由得人们不信是关张赵马和孙悟空、猪八戒之类附了体,别人怎么看另当别论,自己首先就信了自己“刀枪不入”。当然也有些人状态不那么好,据时人讲,义和团拳民上法时,许多人都会像原始民族的巫师跳神一样,口吐白沫,神智迷乱,但是也有所谓“明体者”、“缘体者”状态不佳,不操练则已,操练起来说不定就会出事,所以当时义和团各拳坛也常有“漏枪”、“漏刀”的记录,就是说在自家练习的时候,刀枪也会有“入”的可能。

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最后一种情形实际上是纯然的江湖骗术,也可以说是一种魔术和戏法。义和团里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江湖艺人自然也少不了往里搀和,原本是用来抵御或者吓唬洋人的“刀枪不入”法术,在他们这里,就变成了表演魔术。义和团运动期间做县令的邹谓三在《榆关纪事》中记载了一次拳民在山海关的“魔术表演”。据他的记载,那场景还是相当轰动的:“当时街面纷传,此系真正神团,众民眼见,用抬枪洋枪装药填子,拳民等皆坦腹立于百步之外,任枪对击,弹子及身,不惟不入,竟能如数接在手里以示众,众皆称奇,以为见所未见,奔坛求教者如归市。”这一场热热闹闹的表演,结果却很扫兴,偏有不捧场的高人当场拆穿了戏法,原来是开枪者预先暗将“香面为丸,滚以铁沙”充作枪子,开枪时,面丸化为清烟,而受试者手中先藏有铁丸弹子,这边枪一响,以快捷的手法,佯作接住射来的枪弹。

应该说,这四种“刀枪不入”除了第一种有点功夫之外,剩下的几近骗术,四种“神术”哪一种也不可能真的实现“刀枪不入”,面对已经进步到了后膛枪炮时代的洋人,根本一点用也没有。可是当时举国上下却对此相信得一塌糊涂,甚至当洋人打进来了,义和团“刀枪不入”的法术在洋枪洋炮面前接二连三地失灵时,人们还是固执地相信真有刀枪不入那么回事。当时一位在华的英国人记录了这样一件事情,说他的中国仆人即使亲眼见到了义和团高喊“刀枪不入”向前冲锋,最后饮弹受伤毙命的过程,还依然坚持说这些人不是真的义和团,而真的义和团是真的可以“刀枪不入”的。

操纵迷信的人最后把自家也迷倒了

最为可笑的是,制造这种“神话”的人们,按理是明白他们的“法术”并不真的,可是当整个社会从老佛爷(西太后)到山野村夫都真的相信刀枪不入时,反过来他们中的有些人倒有点糊涂了,或者说昏了头,竟然真的相信自家可以刀枪不入。在义和团运动高潮中,屡屡有义和团的师傅和大师兄二师兄跑到有洋枪的清军那里,要求当场演示“刀枪不入”的功夫,硬是挺起肚子让人家用洋枪往上打,不打还不行,当然,这些“勇士”个个都被当场打穿肚皮白白送了命。更有甚者,有人竟然广出告示,大肆招摇,预定时间在集市上公开演示“刀枪不入”的法术,而且这种演示不是骗人的招法,而是真枪实弹的真来,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在人头攒动,众目睽睽之下,好汉当场毙命。要不是自家玩的把戏弄昏了自己,何至于把人招来看自己丢命出丑。

操纵迷信的人最后把自家也迷倒了,这种事情看来并不奇怪,至少在中国不奇怪。当一种病态行为在某种特定的情境下爆发性蔓延,而且不断得到一向受人尊敬的士大夫甚至朝廷的支持,其自身就会像瘟疫一样具有极其强烈的传染力,可能把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吞没,甚至那些瘟疫的原生者。

为什么那时的中国人会对一种原本子虚乌有的事情如此虔信,而且举国若狂地虔信,其实是不能简单地用中国人愚昧、落后和迷信来解释的,我们中国人毕竟还有很务实、很理性的另一面。“刀枪不入”的神话之所以如此流行,当然前提是中国老百姓毕竟有相信神话的传统。他们多多少少是信神的,无论是庙里供泥胎,还是戏台上古往今来的英雄好汉、神仙鬼怪,都对他们有莫大的影响力。

尽管有着如此浓厚的神秘文化的基础,但是如果没有甲午战后中国近乎绝望的情势,也不会出现这种朝野皆狂的错乱局面。从义和团身上,满族王公和很大一部分士大夫似乎看到了某种能够可以抗衡西方力量的东西,从精神上的民心士气,到灵界的“刀枪不入”。这一部分士大夫当时是处于落后和先进之间的状态,他们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的走向。此时的他们,对于“刀枪不入”其实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因为既然已经不愿意或者说不能在维新变法中获取抗衡西方的力量,他们所能依赖的,也只有这些“下九流”了。他们实在是太想把洋人赶出去了,几乎到了病急乱投医的程度。中国人受洋人侵略,被洋人欺负,这是上层下层共同的感觉——没有上层的搀和,老百姓当然也会闹“刀枪不入”,但闹到举国若狂的分上,却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在义和团之前和之后,“不安分”的农民都在玩这种把戏,前面有各种教门起义,后面有红枪会和神兵,有点现代史常识的都知道,红枪会和神兵,喊着“刀枪不入”,抵抗过北洋军阀、日本鬼子、国民党甚至共产党。然而,士大夫的鼓励,却使得“安分”的老百姓加倍地如痴若狂,因为从骨子里,老百姓还是相信那些“知书达理”的读书人的。

在西方人当时的记录中,真正给他们的大兵造成损失和麻烦的,还是清朝掌握洋枪洋炮的正规军,在那部分起了作用的义和团的抵抗中,也依然是拳民们收罗来的洋枪,那些随身的武艺和勇敢精神。“刀枪不入”的神术,除了在战前起点宣传表演鼓舞人心的作用外,在战时几乎一无用处,甚至还可能起反作用,让人连应有的勇气也丧失掉了。举一个例子,当时北京西什库教堂只有几十个洋兵,又没有连发武器,几万义和团将它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攻了几个月,就是攻不进去。如果在场的义和团真的拿出点不怕死的劲头来,一拥也就拥进去了,最多牺牲几十位好汉罢了,后人编义和团的历史,至少又能添上个“某某大捷”。

八国联军洋枪洋炮的轰击,把义和团运动和它的“刀枪不入”一块淹没在了血泊里,从此以后,至少士大夫最后一点抱残守缺的传统依恋被扫掉了,无论上层还是下层的士人,很少有人再相信肚皮能抵抗洋枪。似乎可悲的是,在安分的老百姓中竟然也开始流行恐洋病,以至于到了这种程度,上世纪20年代,流氓出身的军阀张宗昌收罗了一群白俄兵,每次开战,只要高大而且金发蓝眼的白俄一冲锋,对方就会如鸟兽散。我们的历史学家每每热衷于引用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的那句瓜分中国实属下策的“名言”,来说明义和团的巨大功业,其实,在那个时候,西方人对中国人说了很多很多的话,其中最多的却是悲怜中国人的愚昧,从那以后,一些传教士开始了一轮又一轮在中国兴办教育的热潮,其痕迹现在依然能够看得见。可惜,人们不愿意正视这些。

100年过去了,国人毕竟聪明了许多,在今天尽管一干有“功夫”的人推陈出新,敢说能让导弹改变轨迹,使物质改变分子结构,甚至把地球给毁了,但再也没有人自称可以“刀枪不入”了,更不用说当众演示当场试枪了。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同舟共进》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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