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先有共产主义小组，后有中国共产党

原标题为《中共“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由来》



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90年的风雨历程。对于中国共产党创建与成立的研究从没有中断过，着重要阐述的是：“革命是不能输出也不能输入的。虽然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但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乃是由于中国本身有了觉悟的工人阶级，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创造了自己的党――中国共产党。” （毛泽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1943年5月26日)》，《毛泽东文集》第三卷）

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是1919年五四运动的直接产物，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帝国主义无暇东顾，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以迅速发展，大大地增加了产业工人——无产阶级的数量，新兴的无产阶级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用罢工援助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表现了阶级力量、提高了政治觉悟，登上了政治舞台。从1920年春开始，上海、北京、湖北、湖南、广东、山东、四川、河南、江苏等地先后建立了共产党的组织。更为重要的是由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中国一部分爱国的民主主义者——五四运动的领袖人物陈独秀、李大钊等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积极进行建党的活动，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南杨、北李、中间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

1898年，上海广学会出版胡贻谷翻译的《泰西民法志》，该书即英国人克卡朴所著的《社会主义史》的最早中译本。1902年梁启超的文章中提到了马克思名字和学说；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传播到中国的还有孙中山和朱执信，是在20世纪初年。而“北李南陈”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对其理论的客观介绍，是要努力把它与中国的国情实际结合起来，用以指导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同为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先驱人物的杨匏安以洞察历史发展趋势的前瞻性，预言中国社会必将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美好社会。关于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人们习惯于“南陈北李”之说，但从史料考证看，杨匏安与陈独秀、李大钊同时代在广东领导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确切地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领导人物应改为“南杨、北李、中间陈”。

“南杨”：杨匏安（1896-1931）广东省珠海市人，早年东渡日本，在横滨半工半读，接触社会主义思想，追求社会革命。1916年杨匏安回国完婚， 到广州的几所中学任教，1919年在广州参加“五四运动”。1919年10月，在《广东中华新报》发表《社会主义》一文，称《资本论》为“社会主义圣典”。该报以接连19次（1919年11月11日到12月4日）刊登长篇文章《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指出：“自马克思氏出，从来之社会主义，于理论及实际上，皆顿失其光辉。……由发表《共产党宣言》书之1848年，至刊行《资本论》第一卷之1867年，此20年间，马克思主义之潮流达于最高，其学说于此时大成。”文章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结尾断言：“马氏之言验矣，今日欧美诸国已悟布尔塞维克之不能以武力扫除矣！”（《杨匏安文集》,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1版）

1921年春，杨匏安由谭平山介绍加入广东共产党发起组，与南下广州的陈独秀一起建立了广州党支部。1923年受中共中央委派参加国民党改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秘书、代部长。蒋介石的《苏俄在中国》一书攻击杨匏安“用这一关键地位来执行其渗透工作”，1926年春，杨匏安被迫辞职。1927年春参加中共五大，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参加“八七”会议后南下广东策应南昌起义。1930年，杨匏安被捕，经组织营救获释后，任命为中央农民部副部长。1931年7月，中宣部部长罗绮园因生活腐化引发胡章原向敌特告密，罗绮园及杨匏安等16人被捕。在狱中，杨匏安严辞拒绝劝降。蒋介石亲自打电话到监狱，杨匏安把话筒摔到墙上。8月间一天夜里，杨匏安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被枪杀，时年35岁。在狱中曾口占《示狱友》，诗云：“慷慨登车去，临难节独全。余生无足恋，大敌正当前。投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成永别，相视莫潸然。”（见萧三主编：《革命烈士诗抄》。诗中的 张俭，是东汉桓帝时人。延熹初年任东部督邮，上疏弹劾宦官侯览贪赃枉法。侯怒，诬以党事。张俭被迫逃亡，人皆重其姓名，不惜破家相容，望门投止。褚渊是南北朝时宋人，得宋明帝信任，临死时封其为中书令扶助幼主，但他竟出卖幼主投靠肖道成，肖称齐高帝后封褚渊为南康郡公加尚书令，世人讥以毫无气节。）

“北李”：李大钊（1989—1927）河北省乐亭县人，他在1918年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发表的三篇文章，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特别是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长文，其深刻性和准确性等方面远超过资产阶级思想家，尽管在时间上晚了十几年。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十月革命以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和俄共和共产国际的人士进行接触。1918年秋冬之交，李大钊与苏俄人士伊凡诺夫、柏烈伟等建立了联系，这是开始组织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的一个关键因素。李大钊还先后参与了少年中国学会、学生救国会、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平民教育讲演团等。这样，“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分子在‘五四’前夕已形成一种组织力量。”李大钊经常在少年中国学会聚会上“称道苏俄的共产革命”，影响和说服学会的会员信仰马克思主义，毛泽东说自己就是在李大钊影响下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参加工读互助团的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则在后来成了在上海建立中共组织的发起人。

1920年3月，李大钊发起组织了中国第一个公开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其中大部分会员后来都成了北京党组织的最早成员。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培养了一批干部，做了必要的组织准备。

“中间陈”：陈独秀比李大钊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要略晚一些，他曾经把马克思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拉萨尔主义等同看待，说过：“社会主义理想甚高，学派亦甚复杂”，中国应首先“建设西洋式之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式社会”。1920年，陈独秀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认识到组建劳动者阶级政党的必要。在实现了思想转变之后，陈独秀认为：“世界上的军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已经造成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了。”（陈独秀：《新青年宣言》，1919年12月）“马格斯曾说过：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的时候，迫于情势，自己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而且不得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用权力去破坏旧的生产方法。”（陈独秀：《谈政治》，1920年9月1日）

正如《中共简史》所说：从1918至1920年这三年中，一些“以个人身份参加共产主义运动的真正革命者”的工作，主要是“集中于聚集各个革命者，并将他们组成一些能够成为各地核心的小团体”，“组织未来共产党的胚胎”，“是进行初步工作以奠定党的基础的时期”。因此应当确定1919年5月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开始。根据前述史料查证来看，“南杨、北李、中间陈”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运动使得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得以传播，为日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与组织基础。

“共产主义小组”一说的提出

“五四”以后，在中国的学生当中，建立了许多研究社会主义学说的小组。如北京的仁社、互助社、改造社；天津的觉悟社、新生社；长沙的新民学会；武汉的利群书社（共存社）；济南的励新学会；上海的星期评论社等。这些社团宗旨不一，团体成员的思想信仰十分庞杂，但是，李大钊和陈独秀同这些团体都保持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都施之以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1919年下半年，李大钊和张西曼等人在北京大学就曾发起组织“社会主义研究会”，直到1920年12月2日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公开宣告成立，1920年12月4日《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成立通告》，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公开进行活动。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以《新青年》为活动阵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并直接深入到群众中，支持和参与工人运动。陈独秀在上海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邀请邵力子、陈望道、李汉俊、戴季陶、沈玄庐、俞秀松等人参加，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为创建中国共产党准备条件。

1920年以前，中国各地成立的马克思主义活动组织都以各种研究会、学会、协会、社团等形式组织活动，其性质与组织形式都已经发展成为共产主义小组。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权威党史对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日本等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组织，一直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例如，1991年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第二章第四节“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部分写道：“1920年8月，首先在中国工业和工人运动的中心上海，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随着党史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深入，学界才逐步弄清了中国共产党各地组织的原始名称，原来并不统一称为“共产主义小组”，而是有的叫“共产党小组”，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共产主义小组”这个称法并不能反映当时的历史原貌。那么，“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怎么来的呢？

1921年6月10日张太雷在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刊登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机关刊物《远东人民》(伊尔库茨克出版)1921年第3期上（由于保密的原因．删去了关于党的组织情况方面的内容)。我国《中央档案馆丛刊》1987年第5期上刊登了该报告的中译文。报告中对各地的早期党组织使用了“省级党组织”这个名称：“中国最初的共产主义支部，是于1920年5月在上海和北京组织起来的。其后，在中国的其它一些地区，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的支部，但是直到1921年，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共产主义组织。”“截止于1921年5月1日，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七个省级党组织（均有选设的委员会）即：上海、广州、北京、天津、武汉和香港等。”

“省级党组织”和“共产主义组织”的称谓，由于是从俄文翻译过来，至今还没有发现中文的原稿（如果确实有中文稿），而俄文“Организация”，是不能翻译成“小组”的，对“省级党组织”当然也不会称之为“小组”。另一方面，假设存在中文原稿且称之为“小组”，也可能由于俄文中不存在可直接翻译为“小组”的词汇，而用“Организация”来替代的可能性。因此，认为“1921年张太雷、瞿秋白在向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提交的文件中，已出现了‘共产主义小组’的名称”的观点（田子渝：《中共创建史研究的新成果》，《学习时报》2004年6月21日）是缺乏确切证据支持的。

据学者考证，“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列宁和共产国际最先提出的。1919年3月，在列宁领导下，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既有各国共产党代表，又有各国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大会把各国宣传马克思主义与拥护共产主义的团体、派别，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据大会记载，这次出席大会的有俄国等共产党，还有捷克、保加利亚等“共产主义小组”。“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是列席代表，只有发言权，没有表决权，这表现出与共产党的差别。1920年，列宁谈《加入共产国际的条件》时，提到各国“一些共产主义的派别和小组”。在这里，列宁也区别了“共产主义小组”和共产党，只吸收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

中国的建党活动开始后，苏俄和共产国际代表便将陈独秀等创立的中共早期组织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1922年5月20日，苏俄在华工作全权代表利金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部的报告中，专门以“中国的共产主义小组”为题，他指出：“在中国的许多地方都有共产主义小组，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有组织上的联系，上海小组被认为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中央局。”再如，1922年7月11日，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报告》中写道：“陈同志在广州，……在接到国际代表邀请他担任共产主义小组的政治工作之后，于八月底回到上海。”因此，根据现有史料、证据的考证，“共产主义小组”一说可暂确定为苏俄在华工作全权代表利金于1922年在正式文件中明确提出。

后来，曾参加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出席了党“一大”的代表的陈潭秋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5年，1936年6月7日发表了《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共产国际》第7卷第4、5期合刊，莫斯科），其中写道：“当时正式成立共产主义小组的……有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长沙、济南几个地方。”《共产国际》当时是具有权威性的党内刊物，“共产主义小组”从此在国内外被采用。

1936年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在《英勇奋斗的十五年》一文中有：“1920年初，由北大教授陈独秀发起，在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的小组，参加者共七人。这一小组开始出版工人报纸，并进行职工会的组织。至1920年夏，这一小组的组员人数在上海已增至五十四人。不久，在上海又成立了机器工会，印刷工会和纱厂工会。此外，与上海小5组同时产生的尚有李大钊、张国涛等同志在北京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以及毛泽东等同志在湖南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恽代英，陈泽（潭）秋，董必武等同志在湖北成立的共产主义小组等。1920年冬，在中国其它许多重要城市以及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中，也相继成立共产主义的小组，最初，这些小组均带着宣傅和研究马克忠主义的性质。可是正是在擅些小组内形成了和锻炼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批干部。”（米夫：《英勇奋斗的十五年》 第9-10页，北方文化出版社 1938年4月第1版）

1951年，胡乔木在《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把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也称为“共产主义小组”，“ ‘五四’运动后一年，共产主义的小组就在上海、北京、 汉口、长沙、广州等中心城市中成立起来了。”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在‘五四’运动以后发展起来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选举了十二个代表，在中国工业中心和工人运动中心上海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中包括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何叔衡等，代表着约五十个党员。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党章，选举了党的中央机关，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民日报》1951年6月22日）据说，这篇文章本来是由胡乔木为刘少奇起草庆祝“七一”的报告，不料毛泽东阅后，却写了批示，此文以胡乔木名义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叶永烈：《胡乔木：中共中央一支笔》，广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从此，党史论着大都采用了“共产主义小组”这一说法，并且认定参加中共“一大”的代表是十二人，因为这些都是毛泽东认可了的。

1991 年8 月8 日，中共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审议并批准出版《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为纪念党的成立七十周年撰写由胡绳主编。其中都是使用共产主义小组来称呼各地的早期等组织的。如“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最初主要还限于少数知识分子的范围。促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传播并和中国工人运动进一步结合起来，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后所进行的主要工作。”“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有计划、有组织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到工人中去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作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等等。就是说共产主义小组这个称谓在中共党史中长期被使用着。可是实际上，从1920年8月起，各地建立的党的早期组织，都没有使用过 “共产主义小组”为名称。“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也没有得到当事人和早期共产党人的认同。

李达回忆：“1920夏季，C. C．P (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发起。”（《‘一大”前后(二)》第1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劭力子回忆：“当时似没有明确的(共产主义小组)这一名称。"（《‘一大”前后(二)》第69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罗章龙回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后人给起的。在过去，对内对外都没有用过这个名字。"（《‘一大”前后(二)》第195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包惠僧回忆：“各地方的组织叫做支部，并无共产主义小组之称。” （《‘一大”前后(二)》第434-435页，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刘仁静回忆：“在党成立以前，没有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是后来人加上去的。”（西北大学政治理论系党史教研室：《中共“一大”资料汇编》第140页，西北大学政治理论系党史教研室1979年印行）

朱务善回忆：“早期共产党组织名称我记得叫‘共产党’，不叫‘共产主义小组’。这是后人改称叫共产主义小组的。”（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数据室：《共产主义小组和党的‘一大’资料汇编》第412页，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数据室编印）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这份最早记录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情况的档案，其中，把各地党的早期组织称为 “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和“各个地方小组”，没有使用“共产主义小组”这个名称。

在阐述党的创建和成立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先是有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继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宣告了党的成立的说法，已经成为习惯性论说，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理由就是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根据现有史料、证据的考证，“共产主义小组”一说应暂确定为苏俄在华工作全权代表利金于1922年在正式文件中明确提出；于陈潭秋1936年发表《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回忆》中引用“共产主义小组”一说后在国内外被采用。

作者：李权兴，唐山市委党校教授，1958年毕业于北大历史系；任庆海，唐山市政协农业和人资环委员会主任；王兴业，唐山师范学院经济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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