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目中的蒋经国(上)
(明镜历史网编者注:经邱会作将军之子程光先生授权,我们陆续刊登他的文集《往事回眸》中部分篇章。敬请读者关注。 )
一个平常的普通人被别人说好,容易;一个公众政治人物被人说好,就不容易了;在他百年身后还有人说他好,那更不容易;如果再被他以前的敌人致敬,那可就太难得了!
我心目中这样的人不多,蒋经国是其中一个。
蒋经国的名字对新中国成立时还是少年儿童的我们这一代来说非常陌生。“成长在红旗下”的我是从哪儿听到人们说他好话的呢?
第一个对我说蒋经国好话的人,是我的祖母。
1965年祖母从江西兴国县偏僻山乡的老家第一次来到北京,此前一直在农村劳动的她保持着原始的淳厚和朴实。
祖母是江西中央苏区根据地的革命老人,经历过故乡艰辛往事。他们最苦的日子是1934年红军长征之后,红军家属多被屠杀,他们逃到山里才免于遭难。这并不出我所料,因为电影小说里有过很多描述。但她说到让他们结束那种苦日子的人时,令我大吃一惊,居然是蒋经国。
1938年1月,从苏联回国不久的蒋经国到江西任第四行政区督察专员兼赣县县长,相当于中国现在的“地区”最高官员,管辖原中央苏区的大部分地域。蒋经国发现剿灭“匪患”后那里人口骤减,田园荒芜,居民逃亡,一片凋零。他建议既往不咎,实行安抚,恢复生产,让民生息。蒋经国针对时弊“禁吸鸦片,禁赌、禁嫖”,这个今天中国共产党都难以实现的事居然被他作到了。我的老祖母讲,有个乡长还敢聚赌,被蒋经国捉去杀了。此事无从考证,但是一个农村老妪信有此事,可见蒋经国在那里得了民心。
后来我翻阅资料,蒋经国在赣南提出“除暴安良”口号,打击恶霸势力,恢复地方秩序,严惩贪污腐败,倡导公仆精神,经常微服私访,深入民间乡里,要“建设新赣南”和“五有”社会新天地(人人有工作、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书读)。历经几年战乱之后又恢复了平安的赣南老百姓把他叫做“蒋青天”。虽然官场里不少人对此大为不满,骂他是“苏俄共党余孽”窜回中国作乱,却也无可奈何这位当朝“太子”。
我祖母目不识丁,当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支前模范”,受到奖励。她把两个儿子送去当了红军,一个(我的大伯)牺牲在战场,一个是“匪首”流窜在外(长征了)。在蒋经国的赣南新政之下,我的祖母才活了下来,得以解放后到广州与儿子团聚(我的父亲时任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那段时光是祖母享受天伦最快乐的时候,终因牵挂农村和无法满足其农民劳动习惯而回去了。祖母再一次来北京是1968年,因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批斗,受惊吓生重病,被接到解放军总医院看病住院治疗。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她被停医、停药,活活地饿死在医院。蒋经国对自己敌手的家属尚且宽容善待,可是这会儿“救死扶伤”者却对一个八十岁的农村老妪也不放过,而且让她死得那么惨!至今让我想起来这事还毛骨悚然。
又一个对我说蒋经国好话的人,是我的岳父。
在1976年5月文革还没有结束时,我结婚了。居然有那么巧的事,妻子祖藉是浙江省奉化人,祖祖辈辈曾生活在那里。我知道后随口说了一句,“那是蒋介石的家乡”,潜台词是贬意。不料岳父脱口而出,“他们在家乡又没干什么坏事情”。天哪!那时蒋介石、蒋经国可是“人民公敌”,此言若是传出,可能会招致大祸。可是我看岳父说到这里,似乎并无太多顾忌。
对蒋氏父子这样中国重要的政治人物,中国权力上层和民间坊里居然在认知上如此天地差别!那时还不兴提“与中央保持一致”,因为没有必要,经过多年“三忠于”“四无限”教育的全国人民与中央完全保持着一致,誓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但是,人们心里实际上在如何想?真是天知、地知、鬼才知道……
我这样年纪的人知道点蒋家的事,多来自一本书《金陵春梦》。当时香港出版物在大陆严禁,唯有此书放行,任其广泛流传,让人知道蒋介石一生的丑陋,其中一个罪名是“冒充”浙江奉化籍贯,不过只是他的精心“伪”造。说有一个河南籍“郑三发子”的孩子随寡母逃荒到了那儿,母亲当老妈子帮佣,再嫁了丧偶的暮年主人,“拖油瓶”儿子才改姓了蒋氏……读到这里,一个念头闪过我脑海,“一心为穷苦人”的革命者竟把遭难农妇的悲惨当作耻笑,其革命光辉形象大打折扣。不过又想,谁叫“拖油瓶”后来成了蒋介石呢?骂老蒋的儿子蒋经国也是时尚,因为彼时风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
有了这点疑惑,八十年代末我寻了个机会到了浙江奉化溪口一次,游览之中特别关注蒋经国的轶事,因为他在台湾是任内的中国国民党主席、“中华民国总统”。
溪口那里与蒋家有关的遗址遗物保留得颇为良好,如一些碑文、旧址、故居。“蒋母之墓”为孙中山先生手书,尤为珍贵。据说文革开始以后,当地人怕有些碑文被红卫兵“破四旧”砸烂,就用糯米捣成烂糊敷在碑上抹平,干透后外涂红油漆,上书毛主席语录,才得以保全。文革结束后用开水融化开涂层,碑文完好再现。蒋经国在赣南时生母被日本侵略者的飞机炸死,他回来奔丧时在罹难处痛哭发誓,立下一碑,上面亲自手书“以血洗血”,昭示对日寇刻骨铭心之恨。解放后蒋宅成了“罪恶之地”,遗物要么收缴交公,要么查封毁损,只是此碑不知去向。原来有人把它藏匿保存了起来,历经多次政治运动,直到文革十年动乱结束后捐献出来,成为国家的重要文物。中华民族对敢于冒死直笔的史官历来崇敬,于史书之上赞扬彪柄。其实,当代敢行此者就在我们的身边,那些保护遗迹和石碑的老百姓不就是当代的“直笔史官”吗?!(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程光,又名邱承光,邱会作之子,1946年生,江西兴国人。
1965
年考入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1968年到广州军区部队当兵锻炼、工作,任战士、班长、宣传干事、连指导员、团宣传股长。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受审
查,1979年被取消党籍离开军队。后直接上书胡耀邦总书记,经他批示过问,撤消处分并被安置到江苏无锡的工厂。自学机械工程数年,从打杂工作成为技术
员、工程师、技术科长、高级工程师,所设计或主持的项目,获得过国家部委和江苏省科技进步奖,公开发表过数十篇科技论文、译文。
1988年受聘于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担任中美大型合资企业总经理。
1998年辞掉公司高管职务,集中精力研究中国现代史和文化大革命,协助父亲做回忆资料的整理工作,同时开展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已公开出版的相关著作有《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研究》、《心灵的对话》、《历史的回顾》、《往事回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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