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在朝鲜前线视察阵地。
三、关于停战谈判和结束战争的问题
朝鲜战争历时三年，但是从1951年7月至战争结束，打打停停，多一半时间都是在停战谈判中度过的。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中朝双方在停战时机的问题上，也是分歧不断，争论不休。
第五次战役以后，中国方面终于感到战争难以继续下去了。1951年5月下旬，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采取“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的方针。注46金日成却仍然急于求成，反对战争长期化的打算，要求中朝联军6月末至7月中旬再发动一次总攻。毛泽东只得请金日成于6月3日抵达北京进行商议。经过商谈，金日成同意6～7月不发动进攻，但还是要求经过准备在8月发动一次反攻。注47毛泽东无奈，只好要求斯大林接见金日成和高岗，同时希望在苏联养病的林彪也参加会谈。经斯大林同意，6月10日金日成和高岗乘苏联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注48斯大林详细询问了中方关于停战谈判的意见后，表示同意，并给毛泽东回电：“我们认为，现在停战是件好事”。注49金日成无法再坚持己见，朝鲜战争由此进入边谈边打的阶段。注50
据苏联大使拉祖瓦耶夫观察，“朝鲜领导人对于停战谈判有些戒心，尽管他们没有公开和直接地表达出来”。金日成回到朝鲜后，心情十分沮丧，认为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马立克6月23日呼吁停战谈判的发言“是中国力图达到停战和摆脱援助朝鲜这一负担的最明显的表示”，甚至在马立克发表声明之后的几天时间里，朝鲜报界以及其他宣传机关，对此都“没有进行详细的解释，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文章”。虽然朝鲜领导人后来也“认识到了缔结停战协定在军事和政治上的必要性”，但他们认为中国代表团（主要是其负责人李克农）为能达成停战协定而对美国人过分宽容和让步，同时也抱怨中国人在谈判过程中没有及时地、充分地听取朝鲜代表的意见。特别是当7月27日毛泽东通知金日成，如果美国人坚持将现有的前线作为分界线的话，那么中国人认为可以向美国人做出让步时，金日成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立即答复说，“这种让步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意味着对朝鲜的“严重政治打击”。金日成甚至对朴宪永说：“我宁愿在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进行战争，也不愿意做这种让步”。后来因美国代表在分界线问题上提出了过分要求，并在谈判中立区进行挑衅，中方表现出强硬立场，才使朝鲜人的情绪有所好转。不过，拉祖瓦耶夫注意到，“最近数月来，朝鲜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明显地冷淡了，朝鲜人更加坚定了依靠苏联的方针”。注51
然而，中朝双方对谈判的态度不久便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1952年下半年，在朝鲜战场双方基本取得力量平衡的同时，板门店的停战谈判却陷入了僵局，问题竟胶着在毛泽东起初认为最容易解决的战俘问题上。注52此时，毛泽东主张把战争继续下去，而在和平谈判问题上坚决不能让步，但朝鲜方面却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尽快在停战谈判协定上签字。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再次支持了毛泽东。
1952年2月板门店谈判达成协议：在签订停战协定后90天内召开相关国家的政治会议解决朝鲜问题，但在其他议程，特别战俘问题上还有争议。这时，朝方主张尽快结束谈判，金日成还直接向毛泽东表示出“不愿继续进行战争”的意见。注53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报告说：“金日成在与南日讨论谈判陷入困境的原因时表示了这样一种看法：应该建议签订停战协定，而把所有未解决的问题移交给政治会议去研究。金日成认为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空军正在继续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惨重的损失。他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金日成还认为，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金日成指示南日弄清楚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建议以李克农的名义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拉祖瓦耶夫还反映，中国领导人“担心大量苏联军事装备的供给会随着朝鲜战争的结束而减少或中断”，并认为匆忙地解决问题，“只能相反地导致削弱中朝方面的力量。李克农认为，如果不发动国际社会的舆论力量，如果不作长期斗争的准备，那么美国人是不会做出让步的。毛泽东同志也是这样判断谈判前景的，毛泽东给李克农下达了这样的指示：只有坚持锲而不舍、坚定不移的立场，你们才能赢得主动权并迫使敌人做出让步。为了在谈判中实现这一目标，你们应该准备与敌人再作几个月的较量”。注54
5月2日，朝鲜停战谈判五项议程中的四项已经全部达成协议，但在第四项议程，即关于战俘安排问题上，美国方面提出了自愿遣返的原则，而中国方面坚持应全部遣返，双方的谈判由此陷入僵局。朝鲜领导人原指望不晚于5月份与美国人签订停战协定，并依此来计划安排1952年下半年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没想到谈判因战俘问题产生争议而拖延下来，“这使朝鲜领导人感到莫大的失望。金日成建议中国同志在战俘问题上做出让步，并争取签订停战协定”。注55显然为了照顾朝方的意见，7月3日，中朝代表团提出新建议：除了非朝鲜籍战俘仍需全部遣返外，同意朝鲜籍战俘无须全部遣返，“即其居住地在敌对方的朝鲜籍战俘应返回敌对方领土；在应召入伍前居住于俘获方领土上的朝鲜籍战俘，应全部留在原处并应被释放遣送回家”。注56但是美国方面不顾中朝方面的一再退让（包括已不再坚持遣返全部被俘人员），于7月13日提出了总共遣返83000人（包括人民军被俘人员的80%和志愿军被俘人员的32%）这个基本数字，并声称这是最后的、坚定的、不可改变的方案。注57中朝方面被迫做出最后选择。
对此，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十分坚决。毛泽东在7月15日给金日成的电报中说，在敌人狂轰滥炸的军事压力面前，接受其挑拨性和引诱性而并非真正让步的方案，对中朝方面在政治和军事上都是极为不利的。战争继续下去，固然会给朝鲜人民和志愿军带来进一步的损失，但中朝人民也在战争中愈战愈强，鼓舞着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去反对侵略战争，并推动了全世界保卫和平运动的发展。战争使美国的主要力量陷在东方继续遭受损失，而苏联的建设得到了加强并影响着各国人民革命运动的发展，因而也就推迟了世界大战的爆发。毛泽东保证，中国人民愿尽一切可能帮助朝鲜人民解决困难。总之，“在现时形势下，接受敌人这一方案必然要长他人志气来灭自己威风”。最后，毛泽东不无深意地告诉金日成，中方的看法和方针，在征求了斯大林的意见后再告诉平壤。注58同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说，中国主张坚决拒绝“敌人这种挑拨性和引诱性方案”，并表示准备战争扩大。毛泽东还通报说，“金日成同志对此有不同看法”。注59金日成在7月16日给毛泽东的回电中表示赞同他对当前局势的分析，并感谢中国将全力提供援助的承诺。注60但是就在同一天给斯大林的电报中，金日成却抱怨说，由于消极防御的方针，敌方轰炸给朝鲜的城市和平民带来了极大损失，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拒绝接受敌方的条件。虽然他表示同意毛泽东的意见，但还是希望尽快停战：“我们必须坚决力争尽快签订停战协定、实现停火和根据日内瓦公约交换所有战俘。这些要求会得到所有爱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并使我们从被动的局面中摆脱出来。”注61
中朝之间在谈判中的战俘问题上持有不同立场，除了政治上的考虑之外，还有一个更为实际的原因，即双方的战俘政策完全不同。由于受国内战争传统作法的影响和缺乏国际斗争经验，中方从一开始就未曾想过扣留战俘。1950年11月17日彭德怀致电军委，拟在战役发起前释放100名战俘，以动摇敌人军心。18日毛泽东复电，“释放一批战俘很对。今后对战俘应随时分批放走，不要请示。”注62这样，中方掌握的战俘即相应减少。此外，1951年11月中朝商定，为便于释放战俘工作，以后南朝鲜战俘交由人民军管理，而志愿军只管理其他国家的战俘。注63这样，中方实际看管的战俘人员十分有限，没有多少谈判的本钱，这大概也是中国主张“全部遣返”的原因之一。而朝方出于战后经济建设需要劳动力的考虑，则暗地里扣留了大量战俘。据继任苏联大使苏兹达列夫的报告：“朝鲜同志认为将大量南朝鲜的战俘扣留下来，让他们在北朝鲜从事各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比较好，而无须去考虑他们要求返回自己家乡的愿望”。因此，他们扣留了13094名李承晚军队的战俘，其中6430人在人民军中服兵役，其余的人则在内务部和铁道部从事不同的工作。此外，还扣留了战争前期从南朝鲜被“动员”加入人民军的42262人——北朝鲜认为这些人不是战俘。注64在这种情况下，朝鲜领导人当然不可能理直气壮地坚持“全部遣返”的原则。
问题最后还是在莫斯科得到解决的。1952年7月15日毛泽东电告斯大林，美方提出的方案，“两者比例极不相称，敌人企图以此来挑拨朝中人民的战斗团结”。“在敌人的压力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并表示即使谈判破裂，也绝不让步，“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第二天斯大林即复电：“你们在和平谈判中所持的立场是完全正确的”。注65
周恩来随后于8月访苏，并与斯大林举行了多次会谈。中途赶来的金日成、朴宪永和彭德怀参加了后期会谈。除讨论中国经济建设的问题外，会谈的重点在于确定以后战争中应采取的方针。周恩来介绍了战场上中朝力量的情况，认为“现在我们有足够的把握，可以进行更长时间的作战，并且因为建立了坚固的坑道工事，也经得住轰炸”。关于战俘问题，斯大林首先指出，美国人想按自己的主张解决战俘问题，而根据国际法，交战各方必须遣返除罪犯以外的所有战俘。斯大林问，毛泽东对战俘问题是怎样考虑的：是让步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周恩来简要地介绍了在这个问题上中朝之间存在的分歧，并表达了毛泽东“必须坚持遣返全部战俘”的看法。周恩来说：“朝鲜人以为，继续打下去不利，因为每天的损失要超过在遣返上有争议的战俘人数，而停战对美国不利。毛泽东则认为，战争打下去对我们有利，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斯大林当即肯定说：“毛泽东是对的。这场战争伤了美国的元气。北朝鲜人除了在战争中遭到牺牲以外，并没有输掉任何东西。美国意识到，这场战争对他们是不利的，必须结束它，特别是当他们知道仍有我军驻在中国以后。需要的是毅力和耐心。”斯大林还提出了一个更能触动中国领导人神经的问题，他提醒周恩来说：“对美国必须强硬。中国同志必须了解，如果美国不输掉这场战争，那么中国永远也收复不了台湾。”关于解决战俘问题的具体方法，周恩来谈到，如果美国人做出某些让步，那么可以按以下方案之一继续谈判，第一，在美国仍然坚持遣返部分战俘的情况下，宣布扣留同样比例的美韩战俘；第二，战俘问题交给中立国（如印度）进行调解；第三，先签订停战协定，战俘问题留待以后解决。在交谈中，斯大林倾向第一方案，而周恩来重点谈的是第二方案。不过，他们一致赞同的前提是首先坚持全部遣返战俘，并要美国先行表示让步，而不能在美国的恐吓面前退缩。注66
对于平壤的说服工作，自然还要莫斯科出面。在9月4日与金日成会谈时，斯大林问到，朝中之间在谈判问题上是否存在某种分歧。金日成回答：“我们之间不存在原则上的分歧。我们同意中国同志提出的那些方案。但是，由于朝鲜人民目前处于的严重状况，我们更愿意尽快缔结停战协定。”斯大林立即说：“我们在此已经与中国代表团讨论了这一问题，并表达了这样的建议：不同意美国人提出的关于战俘问题的条件而坚持自己的条件”。“如果美国人不愿意遣返20%的中朝战俘……那么他们的那20%的战俘也不能返回，一直到他们不再扣押中朝战俘为止”。斯大林最后以肯定的语气结束了这一话题：“这就是我们对此问题的看法”。注671952年11月10日苏联代表在联合国提出了解决朝鲜问题的新提案，24日又提出补充建议。28日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完全赞同苏联的提案和建议，即先停战，再解决全部遣返战俘问题。注68
此后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前，金日成没有再提立即停战的主张，而是关注于如何更多地取得苏联援助物资的问题。不过，在战争即将结束之前，中朝之间在是否立即签署停战协定的问题上又发生了分歧，这也是战争期间的最后一次争论。1953年3月以后，苏联的对外政策及战争方针发生改变，从而促进了朝鲜停战谈判的进程。注69但李承晚不想停战，并以擅自释放战俘的做法破坏协定的签字。为此，中方主张再发动一次战役，借以争取更好的停战条件。而朝方则要求马上在停战协定上签字，对李承晚释放战俘的行为不必追究。彭德怀没有理会金日成的主张，在毛泽东的支持下，按自己的意愿发动了一次较大规模的阵地突破战，并取得成功。注70
显然，在停战问题上，金日成考虑的是朝鲜的实际利益：既然无望在战争中取胜，那么最好在维持现状的前提下尽早结束战争，转而进行经济建设，巩固其对朝鲜北方的统治。而毛泽东因其对亚洲革命负有的领导责任，则必须着眼于两个阵营之间对抗的总体形势，着眼于社会主义阵营在东北亚乃至整个亚洲的安全利益。惟其如此，在中朝之间发生分歧时，毛泽东才屡屡得到斯大林的支持。
四、关于朝鲜战争期间中朝联盟的一些结论
朝鲜战争期间中朝双方的分歧不仅表现在上述三个方面，在朝鲜铁路的管理权问题上也存在严重分歧。铁路关系如何保障军队后勤供应等问题，中朝双方在如何保证铁路运输及铁路管理体制方面存在矛盾和冲突。中朝双方曾就铁路管理权多次进行协商和谈判。1951年4月16日，周恩来致电倪志亮即转金日成：“提议为适应战争需要，朝鲜铁路必须立即置于统一的军事管制之下”，“即在联司领导下，设立中朝联合的军运司令部，统一朝鲜铁路的管理、运输、修复与保护事宜”。注71由于斯大林明确表示支持中方意见，金日成不得不做出让步。5月4日，中朝两国政府在北京签订《关于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的协议》，对管理体制、组织机构、运力分配等重大问题做出了明确规定。
铁路管辖权是中朝争论中唯一涉及朝鲜内政和主权的问题，彭德怀在1959年受到批判时对此也不回避。但正如彭所强调的，对铁路实行军事管制是在战争条件下不可避免的处理办法，并在停战协定签字后立即将铁路交还朝方管理。注72不过，在莫斯科干预下强加于人的做法，毕竟给金日成留下了心理上的阴影。
对朝鲜战争期间中朝联盟真实状况的回顾和探索，大致可以做出如下结论：
一、毛泽东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决心派兵入朝作战，表明中共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忠诚，同时也在实际意义上让中国承担起亚洲革命领导者的责任。由此，中苏同盟得到巩固，毛泽东也取得了斯大林的信任。于是，中国在战争中的主张往往得到苏联的支持。
二、由于大规模、持续不断地派遣军队进入朝鲜，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掌握了中朝方面对于战争的战略和策略的实际主导权，而斯大林则不得不放弃战前苏联对朝鲜的完全控制。而在中苏两个大国团结一致的情况下，朝鲜只能“忍辱负重”，采取服从的态度。
三、尽管在中朝之间发生分歧和矛盾时，最后都是朝鲜依从中国的主张，但毛泽东的本意并非要侵犯朝鲜主权、干涉朝鲜内政，也没有像斯大林战前那样追求对朝鲜的控制。究其原因，一方面中朝关系如同中苏关系，反映出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结构性弊病，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党际关系在本质上是一种排斥各党独立地位的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另一方面，毛泽东熟读中国古书，作为中国的最高领导人，在他的头脑中有意无意地接受了“中央王朝”的统治理念。中国与朝鲜之间在历史上长期保持着宗藩关系，其特点之一就是宗主国并不要求剥夺外藩的主权，而只是要求臣服和追随。
四、金日成有一种强烈的民族独立意识，又要在朝鲜建立起他个人独一无二的统治地位，而朝鲜劳动党内部派别林立，其中构成威胁的主要是南方派、莫斯科派和延安派。特别是在战争的环境中，延安派成员多为军事领导干部，并与入朝作战的中国军队保持着密切联系，这无疑令金日成感到不安。这种心理障碍，再加上中国军事领导人时而表现出来的对朝鲜指挥和作战能力的轻视，使得中朝高层之间缺乏一种超脱意识形态的真诚和信任，从而给他们的同盟及合作带来了困难，同时也为战后中朝关系的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
注释：
注46 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2年，第741～742页。
注47 金日成致彭德怀电，1951年5月30日；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51年6月11日。
注48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1年6月5日、9日，АПРФ，ф.45，оп.1，д.339，л.23、28～29。
注49 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1年6月13日，АПРФ，ф.45，оп.1，д.339，л.31～32。
注50 关于停战谈判的详细过程，见柴成文、赵勇田：《板门店谈判》，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对于中国的决策研究，参见牛军：《抗美援朝战争中的停战谈判决策研究》，《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35～47页。对于美国的决策研究，参见邓峰：《追求霸权：杜鲁门政府对朝鲜停战谈判的政策》，《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4期，第34～45页。
注51 拉祖瓦耶夫致莫斯科电，1951年9月10日，《朝鲜战争解密文件》，第1022～1026页。档案复印件未显示收电人。
注52 至少到1951年11月中旬，毛泽东仍然相信有关战俘问题不难达成协议。见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1年11月14日，АПРФ，ф.45，оп.1，д.342，л.16～19。
注53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2年2月8日，АПРФ，ф.45，оп.1，д.342，л.81～83。
注54 拉祖瓦耶夫1952年第一季度工作报告，转引自ВолоховаА.ПереговорыоперемириивКорее，1951～1953гг.，Проблемыдальнеговостока，2000，№2，с.104。
注55 拉祖瓦耶夫1952年第二季度工作报告，转引自Волохова，ПереговорыоперемириивКорее，с.104。
注56 维辛斯基致莫洛托夫电，1952年7月7日，《朝鲜战争解密文件》，第1182～1183页。
注57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49～250页。关于美国对停战谈判策略的转变及其原因，详见沈志华：《对日和约与朝鲜停战谈判》，《史学集刊》2006年第1期，第66～75页。
注58 《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第289～290页。该电的俄国档案见АПРФ，ф.45，оп.1，п.343，л.72～75。
注59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第280页。
注60 毛泽东致斯大林电，1952年7月18日，《朝鲜战争解密文件》，第1187～1189页。毛泽东在此电中附带了金日成7月16日回电。
注61 拉祖瓦耶夫致斯大林电，1952年7月17日，《朝鲜战争解密文件》，第1184～1185页。
注62 《彭德怀年谱》，第449页。
注63 参见《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第242页。
注64 ВолоховаПереговорыоперемириивКорее，с.106、108.
注65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250页；斯大林致毛泽东电，1952年7月16日，《朝鲜战争解密文件》，第1186页。。
注66 斯大林与周恩来会谈记录，1952年8月20日、9月19日，《朝鲜战争解密文件》，第1195～1204、1227～1232页。
注67 斯大林与金日成、彭德怀谈话记录，1952年9月4日，《朝鲜战争解密文件》，第1214～1221页。
注68 周恩来关于支持苏联建议的声明，1952年11月28日，外交部档案馆，113-00118-01，第3～5页。
注69 详见沈志华：《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第388～414页。
注70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第352页。
注71 《周恩来军事活动纪事》下卷，第204页。
注72 彭德怀：《彭德怀自述》，第352页。
作者沈志华，系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炎黄春秋》201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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