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里的杀人狂：夏曦

夏曦，生于1901年，死于1936年。湖南益阳人，早年就 读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和毛泽东是校友，是新民学会的成员，他和毛泽东等人一道参加了驱逐张敬尧的运动。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二大”当选候补 中央委员，曾任中共湖南区委员会委员。在党的五大上，夏曦被选为中央委员，而且也曾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年5月，出任中共湖南省委 书记。在“马日事变”前，主持召开省委会议，研究拟定了“包括加强工农武装和组织工农义勇队反攻长沙为内容的紧急措施，以应付可能发生的反革命事变。”然 而，就在这时，夏曦知道事变将要发生，作为省委书记的他，没有通知其他同志，自己自行离开长沙，因此被柳直荀很是看不起，这也种下了后来夏曦杀害柳的原因。 　　柳直荀，1932年9月被夏曦下令杀害。 　　1898年11月生于湖南长沙高桥镇中兰村一书香门第的柳直荀，自幼得父亲严格系统的指导，其父柳五亭学贯东西，曾执教日本陆军士官大学。柳1912 年考入长沙广益中学，后考入雅礼大学预科，1924年2月入党。柳直荀知识渊博，才华出众，精通英语，参加过南昌起义，是洪湖苏区开创者之一。历任党内多 种重要职务，他坚决反对党内和根据地发展的极“左”方针政策，夏曦借机报复撤销了柳直荀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职务并于1932年9月下令杀害了柳直荀。 　　据柳直荀妻子李淑一回忆：柳直荀被捕后几乎每天都被拷打至深夜，死刑前他已经被打残废，但还是被乱棍打死，死后尸骨无存。柳被害时34岁。 　　在夏曦到湘鄂西前，湘鄂西特委书记兼红3军政治委员邓中夏在苏区搞“肃反”，就错杀了不少人。1931年3月15日，夏曦抵达湘鄂西苏区。27日，以 夏曦为书记的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监利县正式宣告成立。5月，湘鄂西省军委主席团成立，由贺龙、万涛、夏曦3人组成，夏曦任主席；同年11月中革军委成 立，夏曦任中革军委湘鄂西分会主席。 　　夏曦在“反立三路线”和“拥护国际路线”的口号下，武断地否定了湘鄂西党、苏维埃和红军在长期斗争中所取得的成绩，提出“彻底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指责周逸群、贺龙为首的湘鄂西的党是“随从党”、“反共产国际”的党。5月夏曦取消湘鄂西特委，改派周逸群做兵运工作，未几，周逸群被夏曦秘密杀害。 　　周逸群1896年生于贵州铜仁县的周氏旺族，从小爱憎分明，学习刻苦，1919年赴日留学，就读于名校本庆应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1923年毕业回国在上海参加创办《贵州青年》旬刊，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 　　1924年10月入黄埔军校第2期学习，同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贺龙的入党介绍人。 　　湘鄂西红军和根据地的创建人、共产党军队的早期缔造者之一，红军高级将领。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贺龙部任师、军政治部主任。1927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 　　在湘鄂西大清洗运动中余1931年5月被夏曦秘密杀害，时年35岁。 　　杀人狂夏曦—湘鄂西中央分局在湖北监利县委书记、中革军委湘鄂西分会主席 　　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夏曦在洪湖“肃反”中下令杀害了3万7千多无辜的优秀将领和战士； 　　他自己4个警卫员，3个被他亲手所杀！ 　　这些数字都只统计了军队被杀者，未将地方上的冤魂统计在内。 　　所谓“犯人”一半枪决，一半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 　　洪湖至今还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 　　夏曦于1936年3月在贵州毕节县七星关的一条河里溺水离奇死亡。 　　5月中旬，夏曦主持湘鄂西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决定以监利为中心开始彻底平分土地的工作。各地在实际执行不仅将富农的财产加以没收，还没收了一部分富裕 中农的土地和财产，打击了中小商人，从经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扩大了对立面，孤立了自己，造成了严重影响。贺龙、段德昌等人坚决反对这些做法。为排 挤贺龙对红军的领导，夏曦以省委名义作出决定，取消了军、师指挥机关，将红3军改编为5个大团，受军委分会直接指挥。6月24日，成立了湘鄂西临时省委， 崔琪、万涛、彭玉之、杨光华等为常委，崔琪为省委书记。但崔琪不久即赴上海治病，杨光华代理省委书记，后正式任省委书记。万涛接替邓中夏出任红3军前委书 记兼政委。湘鄂西省委给邓中夏以“最严重警告”，撤销了他党内外一切职务。 　　夏曦的冒险路线使得红二军团接连受到重创，万涛、潘家辰、段德昌给中央写信控告夏曦，夏曦反咬一口。在1932年1月的湘鄂西省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 激烈反对夏曦的万涛、潘家辰等人受到打击，中央代表关向应传达了临时中央对万涛、潘家辰等人的严厉批评和支持夏曦的决定，大会撤销了万涛、潘家辰的职务， 给予段德昌等人以警告处分。关向应提出自己担任肃反委员会副书记，推举夏曦为书记，江奇为肃反委员会委员兼政治保卫总局局长。 　　湘鄂西苏区第一次“肃反”（反“改组派”斗争）开始于1932年4月，先从地方开始，尔后波及到红3军。先是湖北天汉县委军事部副部长杨国茂被敌营长 张锡侯诬供，夏曦、杨光华即武断地认为杨国茂是“改组派”而将其处决。接着进行逼供讯，捕获了众多的“改组派”分子，不到两个月便“破获全苏区的整个反革 命组织”。在湘鄂西党政军各级负责人中，“9/10是改组派”，仅省委常委中，就有“反革命”两人，另一个人值得怀疑。夏曦等人诬陷湘鄂西各级党组织是 “假共产党之名的反革命团体”，因而先后解散了一批县委。 　　不久，“肃反”波及到了红3军。红8师的特务队长因违反纪律，杀鸡宰牛吃，在受审讯时承认自己是“改组派”。翌日，红8师参谋长胡慎己就被逮捕，说他 是改组派，随后被杀。文家墩战斗结束后，夏曦逮捕了红3军参谋长兼红7师师长孙德清和红7师政治部主任孙之涛。接着，夏曦公开表态说湘鄂西苏区混进了大量 的改组派、托洛茨基派、AB团、第三党、取消派等等，相当复杂，一时湘鄂西人心大乱。 　　第一次“肃反” 　　第一次“肃反”被捕杀的各级红军干部和地方干部达千余人，其中师以上干部27人，都是红二军团和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包括： 　　湘鄂西省委委员、湘鄂边特委书记周小康（他搞过“肃反”扩大化，在湘鄂边杀害了许多无辜干部，最后还是被夏曦、杨光华杀掉），省委委员、湘鄂西中央分 局巡视员尉士筠，宜昌特委书记张宗理，湘鄂西苏维埃工农监察委员会副主席、党校校长侯蔚文，湘鄂西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苏维埃党团书记彭之玉，湘鄂西 总工会党团书记张昆弟等等。 　　在红3军中被捕杀的干部有红3军参谋长兼第7师师长孙德清，红6军创始人之一、红8师师长段玉林等（参见贺彪著的《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 　　江奇发明了“鸭子凫水”、“背火背篓”等20多种酷刑，不死即残。省委巡视员潘家辰被捕以后，右手被打断，但他至死不承认自己是“改组派”，并大声喊叫着要他们拿刀来，剖开他的胸膛，把他的心拿出来，看看是黑的还是红的；后来又连续毒打，以致神智不清，关节全被打断，最后他只求一死。红9师政治部主任戴君实在被打昏后指认了名单上的人，他对湘鄂西省委代理宣传部长庄晓东说：“但愿早死，请您为我们昭雪吧”（庄晓东：《历史教训要讲清楚》）。已牺牲的湘鄂西苏区主要创始人周逸群，被夏曦诬为“改组派首领”。 　　万涛 (1904—1932) 土家族，1904年1月20日出生在黔江冯家坝桂花树。幼年家境较好,曾先后数易其师,饱读诗书。 　　1924年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 历任鄂西特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红四军第二路党代表、湘鄂西特委副书记、红三军前委书记和红三军政治委员等职。万涛没有牺牲于敌人枪口下,却被夏曦指令当 众乱棍打死，死于他亲手创建的洪湖革命根据地的荆门地区监利县周老嘴，年仅28岁。 　　根据潘妻庄晓东的回忆，曾任红3军前委书记兼红3军政委的万涛被捕后被通宵拷打，哀号之声惨不忍闻。等到打到不能再打了，便召开公审大会，让群众以乱棍把万涛等一批湘鄂西根据地的创始人当众打死。对于万涛的被捕，身为红二军团政治部主任柳直荀非常不满，他对别人说：“夏曦就是对自己人狠毒，其实他是个十足的胆小鬼。”这话传到夏曦的耳朵里，联想起他自己马日事变的丑事，立刻决定逮捕柳直荀。这时，柳还蒙在鼓里，还准备找夏曦谈谈万涛被捕的事情，哪知道，刚一出门就被迎面而来的江奇抓获，当场就把柳直荀打昏了。抓到政治保卫局监狱里，副局长彭国材是柳直荀的老朋友，他准备放柳直荀跑，柳直荀还天真的要向上面反映，彭国材说你反映个屁，他们都是一伙的。结果，事情一拖，被江奇发觉，连带彭国材也被捕杀掉。杨光华网罗罪名，说柳直荀是红3军里“改组派”的书记，在撤离洪湖前夕将其杀害。根据柳直荀妻子李淑一回忆：柳直荀被捕后几乎每天都被拷打至深夜。判死刑的那天，他其实已经残废了，但还是被乱棍打死，死后尸骨无存，一直没找到。 　　当时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另一半则装入麻袋系上大石头抛入洪湖活活淹死了，“吓得农民不敢出湖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变了颜色”（庄东晓：《历史教训要讲清楚》）。“洪湖到现在还一坑一坑地挖出白骨”。夏曦、杨光华等还仓皇扔下后方 机关和干部、群众于不顾，以致他们许多人死在国民党军的屠刀下。杨光华作为湘鄂西省委书记，是夏曦一手提拔起来的，但他在敌人逼近时却携款临阵脱逃。 　　夏曦一手提拔的湘鄂西省委书记杨光华在敌人逼近时却携款临阵脱逃。 　　据湘鄂西中央分局1934年9月15日向中央的报告，在第一次反“改组派”斗争中，湘鄂西苏区党政军各级干部被捕的达“千余人”，“处死刑者百数十人”。实际上在洪湖杀了3万7千多自己人。贺龙回忆道：“夏曦……即使在战斗最激烈时依旧搞‘火线肃反’。…洪湖的区县干部是杀完了。红三军中到最后有的 连队前后被杀了十多个连长。夏曦在洪湖杀了几个月（即第一次肃反），仅在这次肃反中就杀了一万多人。现在活着的几个女同志，是因为先杀男的，后杀女的。敌人来了，女的杀不及才活下来的”。 　　第二次“肃反” 　　1932年8月，夏曦又指挥开始第二次“肃反”。第二次“肃反”从湖北京山县六房咀开始，一直持续到长途行军结束为止。贺龙回忆：“洪湖失败后，夏曦 与红三军在大洪山会合，在那里打圈子时，他仍然是白天捉人，夜间杀人。捉人杀人都没有材料根据，都是指名问供。比如捉樊哲祥、谭友林等，因为他们曾在段德 昌的领导机关刻过油印”。 　　在“火线肃反”中，夏曦首先逮捕了“企图把七师拖走的”红7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朱勉之、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人，将他们杀害。红3军教导第１师参谋长董朗，被誉为“是文武双全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当年11月被“错”杀于江陵县沙冈。 　　由于洪湖突围时苏区党政机关基本上没有带出来，所以，“火线肃反”的对象全部是艰苦转战中的红３军指战员。当时几乎每个团都有“改组派”连，把那些受 审察的同志集中在一起关押，行军时用绳子捆成一串，有时甚至用铁丝穿在锁骨上，每个人还要背上比别人更重的负荷，并且随时都有被杀害的可能。许多人刚从与 敌人拼杀的战场上下来，身上还留有硝烟和伤痕，未经任何审判，也没有丝毫证据，仅凭一点怀疑，就被当作“改组派”杀害了。第二次“肃反”被屠杀的普通战士 和群众已无法统计，其中仅团营连干部就有241人。 　　夏曦还企图对多次批评自己的贺龙下手，逼他写声明书，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过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贺龙回击 道：“你给我写声明书，民国12年，我在常德当第九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的名片，来找我接头，问我要10万块钱。……你杀了这么 多人，是什么共产党员？”使夏曦很尴尬。 　　当部队转移到商南竹林关时，夏曦无意中透露了9月苏区中央局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电报。这封电报是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针对夏曦的分兵策略 而发的，主要精神是要红3军集中兵力，以游击战术将敌各个击破，而不是按照夏曦的“分散与持久硬打”（《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贺龙和关向应对夏曦这 种封锁中央局的电报做法极为不满，向夏曦提出严正的抗议。夏曦干脆命人把贺龙和关向应警卫员的枪下了，贺龙即把身上带的一支勃郎宁手枪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由于贺龙在红3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夏曦未敢对他轻举妄动。 　　1933年初，在湘鄂边的毛坝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贺龙提议全力恢复湘鄂边根据地，夏曦对此表示同意，但却反对整顿红3军和停止“肃反”，主张 在红3军中进行“清党”，继续“肃反”。关向应支持贺龙，夏曦就指责关向应“右倾”。夏曦关于解散党和创造新的红军的提议，引起贺龙、段德昌、宋盘铭等人 坚决反对。但夏曦有“最后拍板权”，“那怕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贺龙：《回忆红二方面 军》）。在1933年2月红3军达到巴东县金果坪后，夏曦悍然做出了解散党团组织的决定，并宣布“省苏维埃是反革命把持的团体”。他另组湘鄂西革命军事委 员会，名义上由夏曦、贺龙、关向应等7人组成，而实际上大权操纵在夏曦手中。 　　夏曦将红3军和地方、游击队中的所有共产党员实行清洗，重新登记，结果在红3军和地方中只剩下了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3个半个党员。卢冬生是中 共中央派来的交通员，第三次“肃反”后任红7师师长，工人出身，因而保住了党籍。夏曦有时不让他参加中央分局扩大会议，或者让他参加却不让他发言，只能算 半个。到了1933年秋天，经过贺龙、关向应的坚决斗争，夏曦才同意在红军中重新登记党员，恢复了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 　　第三次“肃反” 　　第三次“肃反”是1933年3月发起的。夏曦认为原湘鄂边党政军机关的领导职务“完全为改组派把持”，“改组派”领袖是周小康、陈协平、杨英、王炳 南。当段德昌和宋盘铭写信建议回洪湖时，夏曦即说段德昌是“分裂红军”，是“改组派破坏湘鄂边苏区路线”的阴谋，要“严厉打击”。第一天提出批评，第二天 就逮捕了段德昌，段德昌不但被连续毒打，在金果坪“公审”后，江奇还故意用钝刀斩其首，特意延续他的死亡痛苦。 　　段德昌1925年入党，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曾任红6军政委、军长，新6军军长，红9师师长。段德昌曾对夏曦的错误曾进行过 坚决的斗争，说：“中央过去给我们派个邓中夏，闹了一团糟；现在又派来毫不懂军事、迟疑不决的夏曦，对我们无丝毫的具体指示，只会叫我们拼命”（贺彪《湘 鄂西红军斗争史略》）。 　　在第三次“肃反”运动中，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一、红9师参谋长王炳南也被杀。王炳南在被害前愤然说：“我在哪里参加改组派还没有搞清楚就杀我，真是冤枉！”王炳南被杀前已被打断双腿，是被人架着砍死的。王炳南被杀后，他的二儿子也被杀害。 　　被打折十指的陈协平则被石头砸死。这些难以想象的残忍恶毒，即使是在中共编造出来的“渣滓洞”、“白公馆”、“上饶集中营”等神话中也从来没有过。 　　第三次“肃反”株连广泛，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称逮捕236人，处死56人（《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而实际上被捕被杀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应在千人以上。 　　第四次“肃反” 　　第四次“肃反”开始于1933年5、6月间，一直进行到1934年春天。结果，杀掉宋盘铭等团以上干部在内的3千多人。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宋盘铭 在实际工作中抵制夏曦的“清党”错误，被夏曦诬陷为“改组派”领袖。当时有情报说宋盘铭在上海的熟人中有人叛变，夏曦立即借机抓了宋盘铭，开始了第四次 “肃反”。对于宋盘铭，贺龙是竭力保护，但夏曦却非杀不可，贺龙寻机把宋盘铭放了，被夏曦发现后又抓了起来。1933年12月29日，宋盘铭被“公审”后 杀害。贺龙说：“宋盘铭是很好的同志。杀宋盘铭只有我一票不赞成，当时关向应要是硬一点，可能杀不了”（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 　　在第四次“肃反”中，担任红7师师长不到两个月的叶光吉和红７师政委盛联均也被杀害。曾救过夏曦性命的红8师22团团长贺炳炎（1955年授上将军 衔）被捕的“罪名”是与一个所谓的“改组派”一起下过馆子，被打成“改组派”成员，开除出党，隔离审查。后因贺炳炎任职的团作战失利，师长卢冬生向夏曦 “借”贺炳炎出来指挥。贺炳炎指挥部队反击，取得大捷。战后贺龙、关向应向夏曦说了话，贺炳炎才得解脱。 　　贺龙从夏曦的手中救了不少人。解放后曾出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的刘林，是在被拉出去要枪毙时，被贺龙看见了才救了下来。王尚荣、黄新廷、谭友林、贺彪、杨秀山、谷志标等都是被贺龙从夏曦的刀下救出的（谷志标：《难忘的岁月》，《贺龙在川东南》）。 　　深受夏曦器重、执掌“肃反”生杀大权的姜琦，在第四次“肃反”竟被查明是国民党特务。姜琦可以说在红3军中是夏曦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人物，他随身携 带一个小本子，怀疑谁是“改组派”，就把名字记下，只要夏曦同意，就立即将其逮捕、处决。夏曦见自己最信任的人竟是国民党特务，极为气恼，立刻下令将姜琦 逮捕。姜琦见事情败露，半夜逃跑，被看押的战士击毙。红3军由此除去一大害。 　　夏曦在两年多的时间，竟然杀掉数万自己人。他自己身边4个警卫员，被他亲手杀了3个！完成了四次大肃反的湘鄂西根据地由原来的人马5万多人减员为4千人，杀得只剩下5个党员（李锐的资料）。这些数字都只统计了军队被杀者，未将地方上的冤魂统计在内。考虑到湘鄂西的面积，哪怕采用最保守的统计数字，该区 肃反战果赫赫，为各区之冠。红3军这时的兵力仅相当于两个团，已经濒临毁灭的边缘。最后，贺龙对夏曦说：老夏，不能再杀了，再杀就杀光了。夏曦大约也感到 人马太少，故而默默无语。以红军装备之紧张，红三军竟然出现枪比人多的怪现象，而且士兵没人敢当班、排长，生怕那是冤枉送命的最佳捷径。

来源: 作者博客 2007-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