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从“容共”到“分共”（下）——读史札记
上海市建平中学高级教师田颖城在《历史教学》2005年第5期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介绍他所教的高一学生，在“中国国民大革命史”单元教学结束后的争论，尤其在两个问题上：一是“1924至 1927年中国国民大革命谁最受益？”二是“如果你是国民大革命时期1927年7月15日的一个普通中国人，你支持谁？”
◆高伐林
（续前篇）国民政府分裂成“汉”“宁”两个政府
武汉这边的中央执委会给汪精卫发去电报，谭延闿、孙科、宋庆龄等23人都电请他速来汉，解决时局危机。汪精卫决定去武汉。4月6日，汪精卫从上海动身。
汪氏到武汉的目的，在他致蒋介石、李石曾和张静江的几封后来都曾发表的信中说得清楚：联俄容共政策是总理孙中山所手定，不能轻率更改；如果要更改，也要 按照章程办事：要在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在闭会期间，应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来解决。所以他反对吴稚晖等人的提议；而且，他认为分共也须先作好准备。他 去武汉，正是要谋求共识，争取开成中央全会。
当然，汪氏也权衡过利害：与蒋在“分共”程序问题上分歧甚大，“中山舰事件”又记忆犹新，如果留沪，谁能保证不再次被人暗算，逼迫自己成为蒋的附庸？
就在汪精卫离沪这一天，张作霖控制下的北京发生了一件大事：当局突袭苏联使馆及其房产，逮捕中共领导人李大钊与多名共产党人、国民党人，搜到大批表明苏 联与中共秘密关系、苏联图谋颠覆北京政府的文件。这些文件在全国报纸广为转载，苏联颠覆的蓝图震惊了国内舆论和西方列强，使国民党的处境变得十分难堪：正 在苏联出钱出武器的援助之下，大举向北进军，要推翻北京政府，许多共产党人正在北伐军中并肩作战，在控制区域，正按照苏联和中共的意图发动工农……这很难 让人们不认为国民党也是按照苏联颠覆计划的蓝图行事，不仅可能在中国失去民心，也会得罪所有西方列强，让他们全力以赴支持北京政权。
汪精卫到 达武汉，群众夹道欢迎，武汉的革命气氛和强烈的反蒋呼声，使汪的演说也语气激越。汪精卫不仅是一个写文章的高手，也是一个煽惑力的演说家，我曾经听过他的 演讲录音，虽然他的国语带有广东腔，但是很能与听众的情绪呼应。在十万民众的迎汪大会上，汪精卫说：“中国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 命的快走开去！”
4月11日，汪精卫在武汉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报告回国经过。蒋介石却于次日，4月12日，在上海对共产党人动手了。他 发布武力清共命令，关闭了共产党在上海的总工会和党部，解散工人纠察队，大肆抓捕共产党员，三天之内处死300余人，逮捕500余人，数千人逃跑不知所 踪。
蒋介石何以不等汪精卫在武汉与国民党左派大佬充分沟通，就立刻采取这样的行动？蒋的借口是，汪提出了在南京开全体会议的主张，但各路人马 都不到，不能久候。这一说法十分牵强，汪精卫10日才抵达武汉，而12日上海已一片血雨腥风，这谈得上“久候”吗？实际上的原因，应该是受“西山会议派” 的影响。“西山会议派”给蒋施加压力，汪前脚走，后脚蒋就“清党”，就激化矛盾，断了汪再回南京的后路。
“4·12政变”震惊全国。汪精卫通 电痛斥蒋介石破坏三大政策，发表讲话痛斥蒋介石：“其反革命之行动，丧心病狂之至，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纪律俱在，难逃大戮。”4月13日，汪精卫主持 中政会会议，提议于16日下午召集所有中央执监委员谈话会，讨论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问题，研究国民党员与共产党员如何合作。在国民党中执会第七次常委扩大会 议上，会议决定开除蒋介石党籍，并免去本兼各职，交依法惩治。汪精卫强调的要点之一，仍然是党规、党纪。
汪精卫的长婿何孟恒（何文杰）老先生，对笔者分析“宁汉分裂”的原因有二：一，在武汉召开第三次国民党中央全会，被共产党操纵，激起国民党员的不满和反对；二，蒋介石为反对国民党的这股“容共”势力，聚集了腐败势力来帮忙，造成国民党的分裂。
蒋介石原打算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四中全会的名义宣布建都，但因不足法定人数只好作罢。4月18日，蒋介石控制下的南京国民政府举行典礼，由胡汉 民、张静江、伍朝枢、古应芬任常委，胡汉民主持，实际充当国民政府主席角色。蒋又宣布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成立，让胡汉民担任主席。蒋介石自己则以国民 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主宰一切大权，发表对国民革命军将士的训示，要他们“一致效死，拥护我们南京建都的真正国民政府，并且要消灭共产党所操纵的伪国民政 府”。
武汉方面则以“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的名义，下令撤去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职务，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唐生智副之，并拟组织东征军顺流东下，讨伐“叛逆”。
国民政府正式分裂成“汉”、“宁”两个政府。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武汉召开。图为中共五大旧址。（新华社）
武汉国民政府内外危机，焦头烂额
“四一二政变”后，中共中央无法继续在上海立足，于4月中旬迁到汉口。
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80人，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顾问也都出席大会。这次大会批评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 “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但对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都没有充分认识，或没有形成统一认识，未能就面临的紧迫问题形成决议。几个“毛子”（这是当年中共对共产 国际代表的称呼）罗易、维经斯基、鲍罗廷，一直为如何解决中国革命危机而互不相让。五大之后，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不得不经常为应付急剧变化的局势开会 商议，主张妥协退让的一方与主张强硬反击的一方各抒己见，争执不下，最后只好交给陈独秀或鲍罗廷去拍板。
汪精卫虽然未改“容共”，但武汉政府 官员中的反共情绪热度越来越高，给他的压力也越来越大，他越来越无法说服他的党内同事，也无法说服他自己。共产党在湖南、湖北的农民运动十分激烈，越闹越 过份，最令人哗然的一例，是当时著名的学问家、尤其是版本目录学“堪称一代之冠”的叶德辉，竟经“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判决之后两枪毙命。
被汪精卫提拔当上国民党代理中央宣传部长的毛泽东，数十年后（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闭幕会上）说了一句“那个时候把叶德辉杀掉，我看是 不那么妥当”。但在当时，他写下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充满激情地讴歌“痞子运动”：“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 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 现象。”他大声欢呼：“好得很！好得很！”不过，毛泽东虽然详细列举了“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之下总共作了十四件大事”，连农民禁花鼓、禁鸡鸭、不准谷米出 境都写到了，居然只字不提涉及农民最大利益的问题——土地问题，这真是咄咄怪事！
在毛泽东等人推崇下，农民暴力到处蔓延，激起国民革命军人强 烈不满。中下层军官不少为中小地主出身，父母亲友在故乡被农会揪斗，“士兵寄回家的一点钱也会被没收”（陈独秀6月给共产国际报告），使他们愤愤不已，连 革命军35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何键一怒之下，指使35军33团团长许克祥，发动长沙5月21日“马日事变”，捕杀共产党人和亲共人士数百 人。此前5月17日，武汉政府所辖独立14师师长夏斗寅也发动事变。
武汉国民政府的内外危机迅速增长：帝国主义军舰虎视眈眈，两湖广大农村矛 盾空前尖锐；而南京蒋介石、广州李济深、重庆杨森等各路兵马封锁武汉，南京和武汉掌控的兵力大略相等，蒋手中更有海军，江西、安徽一带两方军队随时有冲突 的可能；张作霖的奉军完全占领河南，随时伺机进攻湖北扑灭革命；武汉三镇的经济生活几乎无法维持，工商业主关门，地痞流氓造谣生事，国民政府和军队内部 呢，又国库空虚，财政枯竭……形势一天天恶化。
汪精卫等武汉政府的决策者们，在东征讨蒋、北伐抗张和土地革命三种选择之间，举棋不定。
1927年初，毛泽东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后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提出建立农民武装，推翻地主武装。（资料图片）
罗易为何向汪精卫出示“五月指示”？
莫斯科也感到武汉的国民党靠不住，5月31日，给罗易发来一份密令，即所谓“五月指示”。这就有了本文第一篇开始时（见上篇）的那一幕。
过去都说“五月指示”是共产国际发给中共中央的。但据中国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之一，国内第一部充分利用俄罗斯新解密档案研究的专著《共产国际、联共 （布）与中国大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首次披露：“五月紧急指示”不是来自共产国际，而是来自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接收人不是中共中央或陈独秀，而是鲍罗廷、罗易和柳克斯。这倒是与本文开头汪精卫转述罗易的话“莫斯科曾有一种决议案，给我与鲍罗廷的”相符。
迄今我们没有见到 “五月指示”全文，收录于《斯大林全集》第10卷的是经过删节的，过去中共党史著作中，根据这一删节版，记录其要点为四条：（１）“没有土地革命，就不能 胜利”，“必须反对过火行动，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并强调指出“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２）国民党中央的某些老领袖“正在动摇和妥协，必 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革新”它的上层，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３）“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 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４）“组织非共产党员的、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 惩办反动军官。
但是中共中央秘书厅于1927年7月22日发表《国民党分共政策之真相》，逐条引用《指示》部份原文揭露国民党，其中第一条里有一段话就是《斯大林全集》中所没有的；从汪精卫后来的复述看，也显示该指示有五条：
那决议案有几点很要注意的：第一点是说土地改革，主张不要由国民政府下命令，要由下面做起，实行没收土地。这实为湖南事变的原因，为农民运动脱离了国民 党的原因。第二点对於军官和士兵的土地不要没收，以避免军官和士兵的反对。第三点要改造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在执行委员会中增加农工领袖。其实即是要增 加共产党人去，他不说穿便了。并且公然的说，国民党现在的构造必须变更。第四点要武装二万CP（即中共英文名称的缩写——高注）党员，并挑选五万农工分子 武装起来。他说的农工分子，其实也即是指共产分子。第五点是要国民党领袖组织革命法庭，来裁判反共产的军官。这是要国民党领袖替共产党做刽子手，来自己杀 自己。
汪精卫冷汗直冒：原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为了从内部颠覆、掌控国民党！？
前面说过，国民党联俄容 共，是有条件的——共产党人许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也不在国民党内宣传共产主义。后来共产党人几乎是公开地违反这些许诺，汪精卫便受到两方面的强大 压力，他自己内心也在国民革命的理念信条和策略手段的天平上权衡难决。若是没看到“五月指示”，汪精卫可能还要继续在国民党究竟应该不应该要与共产党决裂 的问题上左右为难下去。而罗易出示的“五月指示”这颗重量级砝码落下来，他的决心也就下定了。
罗易为何向汪精卫出示“五月指示”？至今说法不 一。有人通过对俄罗斯解密档案的分析研究，认为：罗易所以如此，有他性格的缺陷，有他对汪精卫的轻信，有他不顾实际情况急于落实“五月指示”的迫切心情； 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他同鲍罗廷之间分歧的激化和对中共领导人的极度失望。（苏杭《罗易向汪精卫出示“五月指示”原因新探》，《长白学刊》2004年4 期）
谭晓辉在《罗易与共产国际“五月指示”新论》中则认为：罗易泄密是当时共产国际右倾指导思想的必然产物。共产国际“五月指示”泄密事件的 发生有其背景：一、“五月指示”是共产国际应罗易之请求而作出的给汪精卫以全力支持的“保证”；二、罗易之所以泄密是执行共产国际右倾指导思想的必然结 果；三、汪精卫反共乃历史必然，罗易泄密只不过成了汪氏推卸责任、诿过于人的一个借口。在革命危急关头，罗易冒险将指示内容告诉汪精卫，冀以争取汪精卫， 亦是万般无奈之选择。（《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总之，罗易押了一宝：他赌汪精卫会铁心站在共产党一边。他出示密件，以示绝对信任汪精卫，希望汪和共产党共同奋斗。
汪精卫稳住罗易说：“这件事很重要，要交给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看了后再作答复。”他把这份文件给在武汉的主席团成员看，仅对谭平山保密。
汪精卫随后找苏联顾问鲍罗廷：“鲍罗廷先生大概已经看过这个指示了吧？如果共产党执行你们共产国际的指示，我们国民党就完了。可以警告你们，你们打错主 意了！”鲍罗廷没想到汪精卫会得到这个密件，急忙解释：“我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但这个指示我知道。如果中共要执行这个指示，国共合作必将破裂，这是我极 不愿意看到的。我将说服陈独秀，希望不会发生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态”。
而中共中央还想拉住汪精卫这个国民党左派领袖。6月4日，中共中央发表由 罗易起草、陈独秀签名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指出：“在选择道路上国民党已无丝毫犹豫的余地……革命的国民党不可站在一个分歧的路口。”（《中 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但是，看到“五月指示”，使汪精卫对共产党的话一句也不信了。
“已到了争船的时候了”
过去是最坚决支持联俄容共的领袖，现在要180度转为反共，汪精卫必须要有所解释。汪精卫用“政策与主义有分别”来解释：“主义的时间性要长些，有固定 性，有永久性。政策的时间就不同了，政策系由主义发展出来的，没有主义的时间性长。三民主义是中国国民党的主义，时间性是很长的”；而联俄容共政策，“为 应付时代和环境”，“时代与环境变了，政策也即随之而变化”。
他还从苏联关于中国问题分野的角度解释：“他们的派别也很多，每年大会的讨论结 果也不尽同。大约苏俄共产党的意见，可分为三派：一派人称他为最右的，他们的主张国民党与共产党可以合作到底，但这派是极少数，而且没有势力；还有杜洛斯 基（即托洛茨基——高注）一派，却是最左的……还有一派，是史达林和布哈林，他们主张中国共产党加入中国国民党，去操纵一切，慢慢地取得国民党的一切权 力，到必要时便消灭国民党。俄国现在得权力的就是这一派。”
过去要容共，现在要分共，“因为一个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一个为三民主义而奋斗 的，总不能永远合作在一起的。”“所以容共之后，必定分共，是不可免的。”“如大家共坐一只船，由香港到上海，但是到了上海后，有的是要到天津去的，有的 是要到日本去的。由香港到上海的时候，是不会有问题；所以国民革命的时候，也是不会有问题。然而到了上海之后，便怎样呢？如果是两只船，同在一条航线，彼 此照顾，则不但未到上海时，不会有问题，到了上海后，也很容易的，各走各的。”国共分坐两只船，比共产党人上到国民党的一只船上来要好得多——汪精卫终于 认识到：比起“联共”来，“容共”实在是铸下大错。
“五月指示”让他感到：“已到了争船的时候了，已到了争把舵的时候了。……一只船有两个把舵的，有两个不同的方向，除了赶去一个，更无他法。”（《武汉分共之经过》）
汪精卫看到“五月指示”之后，形势就急转直下。但是，分共得找时机，也得有武力作为后盾。汪精卫后来回忆：“4月19日已誓师北伐，第四方面军陆续出 发，沿京汉路线和张作霖作死战，如果后方同志发生分共问题，则联合战线为之摇动，无异给张作霖以一个绝好的机会了。……为前方武装同志着想，不便提出分共 问题，而只提出制裁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
直到第四方面军在河南击败张作霖军队，收复黄河以南，与冯玉祥的军队会师，汪精卫6月6 日赶赴郑州，与冯玉祥会晤，并确定唐生智的主力部队从河南撤回武汉。6月中旬，汪精卫开始召集中央党部中非共产党的负责人，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方法，并召 集国民党军事将领，布置防范共产党，听候中央决议。
罗易判断国民党左派会与共产党一条心，与右派斗，将密件交给汪精卫希望拉住他；而鲍罗廷则相信亲不亲，党派分，汪精卫不会与共产党站到一边。鲍罗廷在这件事上倒是判断正确。
鲍罗廷本人不赞成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中共中央很多领导人对“五月指示”也十分恼火。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代表举行联席会议，讨论政治 形势和党的任务，对“五月指示”，鲍罗廷、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周恩来等人都发表不同看法，张国焘激动地说：“莫斯科的指示是不能接受的。应当加以拒 绝并通知莫斯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随后决定公开宣布“解 散”工人纠察队（实际将纠察队人员编入尚能容纳共产党人的张发奎军队）。
6月27日，武汉国民政府应冯玉祥要求，解散纠察队，要求共产党人谭平山、苏兆征辞去所任国民政府部长的职务。
6月29日，唐生智所部第35军军长何键发出训令，抨击工农运动“幼稚”“过火”“纯系共产党中暴徒之策略”，要求国民政府“明令与共产党分离”。同日，何键和负责武汉卫戍任务的第八军军长李品仙协同动作，占领中华全国总工会、湖北全省总工会，解散各业工会。
6月30日，中共中央在鲍罗廷处再次召开会议，产生了国共关系决议案十一条，后来被称作“对国民党彻底让步”的文件。
1927年7月4日，在鲍罗廷主持下，中共在汉口三教街紧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鲍罗廷说：“我十分遗憾地接到汪精卫签署的通知我回国的命令，看来他是 不想和我们合作了，但我们还是要争取他，希望他能坚持三大政策，扭转当前的局势。”陈独秀说：“他从法国回来后就找我发表共同革命的宣言，说明他是主张三 大政策的……至于土地革命，我在五大开会时讲过，政策是正确的，但必须防止过火行动，不要使武汉国民政府走上蒋介石的道路，不要逼汪精卫走分共的道路。”
陈独秀和鲍罗廷主张对汪进行妥协，暂不执行“五月指示”，放弃激进的土改，争取和汪继续合作。但遭到大部分激进共产党人反对。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人均明确反对“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李立三更提出要陈独秀检讨错误。
7月8日，共产国际发来最新指示——是给鲍罗廷的，许久以来，共产国际总是通过这种方式来传达“旨意”。共产国际意识到中国革命即将失败，首先想到自己 撇清责任：除了论证自己历来的指示多么正确，还批评中共在执行过程中的“严重错误”，最后指示中共宣布退出国民政府，“但不退出国民党，仍留在该党内，即 使国民党领导者正在进行把共产党员从国民党开除出去的运动”。为何要中共留在国民党内？因为要“与国民党的下层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在他们中间提出坚决抗 议国民党中央行动的决议案，要求撤换现在的国民党领导机关，并在这一基础上面，筹备召集国民党的代表大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 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
根据这个指示，7月12日，中共总书记陈独秀被停职，组成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五人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张国焘为负责人。
分共不流血，终究是幻想
7月13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精神，发表《对政局宣言》，这可以说是一篇讨伐“国民党右派”的铿锵檄文：严厉谴责“蒋、汪集团”倒行逆施，揭露 了武汉政府内反动军官残酷镇压工农运动的罪行，这些罪行造成民众组织备受摧残，反动潮流日益汹涌。《宣言》重申中共将永远为工农和人民大众的利益而奋斗， 并宣布撤回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全体共产党员；由于共产国际不准退出国民党，《宣言》也宣布不退出国民党。
同一天，还没有看到中共宣言的汪精 卫，主持国民党中执会政治委员会第37次会议，并发表《主义与政策》一文，指出“所谓容共，是容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共同致力国民革命；……如果要将 共产党的理论与方法适用于国民党里，甚至要将国民党共产化，那么，只能说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不能说是容共，必为总理所不容”。
7月14日 晚，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召开秘密会议，接受汪精卫“分共”主张，决定将“统一本党政策案”等提交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审议。汪精卫看 到中共摊牌的《宣言》，于7月15日紧急召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二届常委第20次扩大会议，在会上说：“同志们，目前本党已经到了严重的关口，必须在这个 会上作出生与死的抉择。”
到会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孙科、李宗仁、唐生智等都发言支持分共，只有宋庆龄的代表陈友仁反对，最后陈不得不退出会场。 这次会议通过了“统一本党政策案”：一、凡列名国民党员，在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任职者，应自即日起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共产 党员不得以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的工作。三、国民党党员未经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
会议根据汪精卫的提议通过了三项决定： 一、在一个月内，召开第四次中央执委会全体会议，讨论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所提出的意见并解决之；二、第四次中央执委会全体会议开会之前，中央党部应裁制一切 违反本党主义政策的言论行动；三、派遣重要同志前赴苏俄，（与斯大林）讨论切实联合办法，其人选由政治委员会决定。
后来的史书，名之为汪精卫“7·15分共”。
7月16日，汪精卫向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声称中共中央7月13日发表的《对政局宣言》，对国民党“厚诬丑诋”，中 共中央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是共产党破坏容共政策之最大表示”。他说，既然共产党退出国民政府，“便无异脱离本党”。它在国民革命军及各级政 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这是汪精卫发出的“取缔共产党”的动员令。
7月2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发表《告中国共产党书》称：加入国民党的共 产党员“不愿接受本党决议，而至破坏全部革命工作”，指责湖南的共产党组织对于土地问题擅自宣布一种经济没收办法，是不愿与国民党合作，自绝于国民党的表 现。共产党应即自憬放弃其近日“对本党敌视的态度”，否则就要执行相当的纪律。同日，国民党中央训令各省党部、各省政府、各军部，应对共产党人的活动“严 加防范”。
不过，汪精卫不打算像蒋介石那样武力分共。他声称，说“采用和平的‘分共’，这是最稳妥的步骤”。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根据汪精卫 的要求，向各级党部发出《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的训令》和《保护农工之训令》，声称：7月15日限制共产分子的提案是执行党的纪律，“中央虽然因为发 现共产党消灭国民党之阴谋，不得已而与之分离，然其分离，必经过郑重的手续，且其分离必采用和平的方法，而不用激烈的行径。”并非妨害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 由，若压迫共产党而妨害其身体自由，定要依法严办。国民党中央并不因限制共产主义而停止农工政策之活动，对于农工团体须极力保护，对于农工利益须加意维 持；若违背党义，少加摧残，唯有执行革命纪律。
虽然汪精卫和国民党中央如此要求，但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内都有激烈分子，不可避免地互相冲突。中 共痛感没有自己的枪杆子，就只能“任人驱赶”甚至“宰割”，激进主张占了上风的中共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一面由张国焘和周恩来二人负责疏散干部，保全力 量，一面运用各种办法在军队里串连、动员，酝酿发动武装起义，半个月后，由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所辖的20军军长贺龙等人为主，于1927年8月1日，在南昌 发动武装起义。
8月1日，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要国民政府内的共产党员“务须洗心革面”，否则一经拿获，即行明正典刑，“决不宽恕”。
8月7日，中共在汉口举行紧急会议，号召发动秋收起义。
武汉国民政府便也放弃和平分共，1927年8月8日，汪精卫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紧急扩大会议，通过“武力分共”决议案，在武汉国民政府控制区域，开始了逮捕处决共产党人。
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彻底破裂。
汪精卫在脱离武汉政府到上海作题为《分共以後》的演讲时说：当初容共是遵奉总理的遗教，后来分共是尊重总理的精神！
南昌起义日后来成为中国大陆建军节。（资料图片）
如果你在1927年7月15日
周晓在《“南京事件”与国共分裂》文中归纳说：“国共合作之所以破裂，根本还是在于两党的方针目标有根本的差异，两党合作其实不过是一种相互利用。国民 党利用联共争取苏联的军事经济支援，而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来发展自己的势力，两党最后走向诀别，也是终究要发生的必然事件。蒋介石搞暴力镇压共产党固然不 对，但如果共产党能够采取陈独秀等人的妥协政策，不搞激进的共产主义暴力运动，共产党和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的联合，可能会持续更长一些。”（《世纪沙 龙》）
有趣的是：上海市建平中学高级教师田颖城写了一篇《国民大革命史教学中的困惑》（《历史教学》2005年第5期），介绍他所教的高一学 生，在“中国国民大革命史”单元教学结束后争论激烈，尤其在两个问题上：一是“1924至1927年中国国民大革命谁最受益？”二是“如果你是国民大革命 时期1927年7月15日的一个普通中国人，你支持谁？”田颖城之所以组织这样的讨论，因为他相信“一个合格的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公民应该具有政治选择的 能力”。
对第一个问题，学生的两派观点是“国民党最受益”和“苏联最受益”，没有一个学生认为大革命使中华民族受益；对第二个问题，争论焦点是“支持共产党”还是“支持国民党”，年轻学生们争论不下：
——只有中共才明确提出打倒军阀、推翻帝国主义，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才可以让我看到改造中国的希望；
——当时能担当改造中国重任的只有国民党有这个实力，中共只是喊喊而已。我最不能接受的，是当时中共还没有成熟，只是苏联共产国际操纵的一张牌而已，还谈不上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政党；
——我最不能接受的是国民党放弃新三民主义，如果一个党不反对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谋农夫工人之解放，那这个党仅仅是维护本党本阶级利益，而且不惜牺牲民族利益，对中华民族又会有什么好作用呢？
——反不反对侵略，不能光看说什么，也不能光看当时是不是支持武力收回租界。新中国成立后，也没有马上对香港和澳门恢复行使主权，能说新中国不反帝吗？ 如果国民党当时就支持武力收回租界，不仅租界收不回来，中国还可能受到新八国联军的侵略，中华民族会面临新的威胁，那时候的损失就不单单是国民党的了！
孩子们争论的这些问题，我们这些大人又如何回答呢？（全文完）
毛泽东《菩萨蛮·黄鹤楼》被认为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气氛和毛泽东等一些共产党人的心境。全文是：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按：本文引文注解众多，为便于网友阅读，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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