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鲍罗廷两个家庭的情谊

 　　
　　在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的馆藏文物里有一张发黄的老照片，是昔日共产国际派任中国国民党的首席政治顾问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夫妇的合影。

　　照片左上角用中文写着“赠予孙中山夫人”，右下角用草书写着“终身友谊，不离不弃”，落款为“鲍罗廷夫人”，时间为“1925年1月28日”。

　　据记载，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因病重入住北京协和医院拟动手术。消息传出后，国民党要员纷纷从各地入京视疾。为什么鲍罗廷夫人会在这个时候选择赠送这件礼物给宋庆龄？从这张照片的背后赠言和落款时间可以看出他们两个家庭之间有着鲜为人知的故事。

　　深深的友谊1923年1月18日，苏联驻华代表越飞来到上海莫利哀路(今香山路)29号访晤孙中山后，他们联名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同年8月2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通过决议，任命鲍罗廷以共产国际代表名义为中华民国政府的政治顾问，扶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在广州建立国民党大元帅府。

　　对于选择联俄，孙中山曾有过一段精辟的比喻，他说“我们在河中被急流冲走……这时候漂来苏俄这根稻草”。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说过，“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孙中山的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

　　孙中山在领导辛亥革命过程中，也曾试图解开苏联革命的成功之迷。他与其他苏俄驻华代表如马林、达林都有过探讨，但无疑，他对具有俄国十月革命实践经验的鲍罗廷顾问更为信任。一方面，鲍罗廷是老牌的布尔什维克，政治上十分可靠，与包括列宁在内的众多俄共(布)领导人都有很好的关系，并且在西班牙、美国、英国都有着传奇的革命经历。另一方面，他们的语言沟通更为通畅。鲍罗廷曾在美国从事社会主义运动12年之久，他的英语不但没有俄国腔，反而带有浓厚的美国中部口音。而孙中山长期侨居美国夏威夷，英语也十分熟练，俩人无需翻译就能进行直接的沟通交流，这就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孙中山曾经幽默地对鲍罗廷说:“殖民主义使中国蒙受巨大的灾难，可是它们的语言倒成了您向中国同志传授革命经验挺不错的工具。”

　　“夫人外交”

　　孙中山和鲍罗廷两人不仅是革命事业的战友，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他们两个家庭也为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据《钟伯毅·邓家彦口述自传》记载，宋庆龄承担了大量的孙中山与鲍罗廷之间书信交往的书写工作，还经常去鲍罗廷在上海的家庭拜访他的夫人，因为她们都在美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现在又有着相同的生活背景。同为革命斗士背后的女人，她们两个在思想、性格和兴趣点上也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这使得她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宋庆龄在给鲍罗廷的书信(1924年5月14日)中写道，“我和您的夫人鲍罗廷娜在上海的会面非常愉快。期待夫人能很快陪您来南方。即将与您和您夫人会见的愉快在预料中。”鲍罗廷夫人到广州后，宋庆龄还偕同妹妹宋美龄一起，三人在广州寓所品茶。

　　鲍罗廷的夫人也在回忆中谈到两家人的关系，“到广州以后不久，我就认识了孙中山和他的夫人——容貌秀美的宋庆龄。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对我们家人和各苏联顾问也很真诚、友好，她积极参与丈夫的政治工作。我们和她谈话也不用翻译，因为她的英文极好。”

　　鲍罗廷娜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女性，她随同丈夫到中国来开展事业，积极地开展“夫人外交”，英语说得比丈夫还要好。她用宋庆龄能够理解的词汇和语言介绍俄国及国际革命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大大开拓了宋庆龄的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宋庆龄的许多政治观点和革命思想。

　　宋庆龄向她讲述和介绍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并且介绍了社会各阶层涌现出的杰出妇女代表。鲍罗廷娜结识了辛亥革命杰出伟人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和中国妇女运动领导者蔡畅等人，并向她们介绍了国际妇女节，间接地促成了1924年3月8日的广州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活动，这是中国有组织的妇女运动的开始。

　　就这样，宋庆龄在多次交往中与鲍罗廷的夫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精神上的支持

　　1924年11月孙中山为统一祖国，北上商议救国，终日劳累病重，期间鲍罗廷一直陪侍左右。1925年1月26日下午，孙中山因患肝癌住进北京协和医院手术治疗，当晚9时医生打开腹腔后发现已无法手术切除。

　　当医生将病情如实告知宋庆龄等人时，不仅“国民党同志均甚忧灼”，最为“忧灼”的是守候于病榻前的宋庆龄。听到丈夫无法手术的消息，她顿时失声痛哭，令一旁守候的人也为之动容哭泣。

　　就在宋庆龄心理遭受巨大悲痛和感到无助绝望时，1月28日鲍罗廷夫妇来到医院安抚宋庆龄女士，并将他们夫妇的合影赠送给宋庆龄女士。在当时，这对宋庆龄女士在心理上是极大的安慰，可以说这不仅仅是他们夫妇的合影照片，更是对她本人无言的承诺和精神上的支持，此情可堪日月，更比金坚。

　　在孙中山住院病危期间，鲍罗廷夫妇每天上午都轮流守候在他的病榻前长达三个小时之久。孙中山口头委派鲍罗廷期间全权处理国民党的所有事务，临终前还请他与宋庆龄来床边，托付了临终遗嘱和致苏联政府的遗书，其中《致苏联遗书》就是鲍罗廷和陈友仁根据他的口述整理的。弥留之际孙中山更不忘托孤嘱咐道“要师事鲍顾问”。

　　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又回到上海，住在上海莫利哀路(今香山路)29号这座老房子里，随身珍藏着这张鲍罗廷夫妇赠给她的合影照片，因为这张照片不光见证了孙中山、宋庆龄夫妇和鲍罗廷、鲍罗廷娜夫妇两个家庭的情谊，而且通过照片后的赠言也见证了宋庆龄在她失去人生最重要伴侣的悲痛时刻，鲍罗廷夫妇所给予她心灵巨大的鼓舞和支持。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宋庆龄到苏联考察期间还与鲍罗廷夫人相聚并合影留念，她还将这张照片摆放在她的北京寓所(西城区后海北沿46号)卧室的床头柜上。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宋庆龄作为中苏友好协会的发起人，担任中苏友好协会第一副会长(会长刘少奇)，致力于中苏两国的友好事业，为中俄友谊开拓奠基作出了卓越的成绩，1950年荣获苏联政府“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1957年11月，宋庆龄在随毛泽东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时，还专门安排了与鲍罗廷夫人的会面。

肖毓媛、陈新光，《人民政协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