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古之子：我父亲眼睁睁看着王实味挨整

从博古的错误说起（下）

1945年4月至6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博古在会上检讨了自己自1928年以来所犯的左、右倾错误以及这些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认识到错误的根源在于“根深蒂固的教条主义，深厚的宗派主义，恶劣的个人主义”。

秦铁转述母亲张越霞的回忆：母亲说，你爸爸老说给党造成这么大损失，我就是再艰苦工作，再做多少工作都弥补不了这个损失。父亲在中共七大的发言记录记着：“各种恶果我是最主要负责人，这里没有‘之一’，而是最主要的负责人。”检查很深刻，得到了全党的谅解。父亲这种磊落的人品，一直被大家称道。

秦铁记得小时候总有些叔叔阿姨跟他说：“你爸爸是好人，很有学问，你长大要学你爸爸，他为人很正直，从来不搞什么阴谋诡计，光明磊落，而且能上能下，服从党的需要，为党做了很多的工作。” 常说这话的叔叔阿姨中，有朱（德）老总、康（克清）妈妈、叶帅和王胡子（王震）叔叔。“上世纪50年代，每逢我爸爸的忌日，只要我母亲出差不在家，朱老总就把我们兄弟姐妹接到中南海吃饭，以示对我父亲的怀念”。

而王胡子叔叔“文革”期间挨冲的时候，秦铁经常去看他。一次散步的时候王胡子叔叔对他说：“小铁啊，你爸爸是好人。”

秦铁对父亲的认识从中学开始。“我在上中学时才知道父亲是犯了错误的人。我那时候小，不懂什么叫三次左倾，那时候全党都在批这个事，所以我始终是夹着尾巴做人”。

在秦铁眼里，父亲虽然犯过错误，但是他对中共的事业还是作出了不少贡献。他能举出一连串的事迹，如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父亲是中共代表团团长，和周恩来、叶剑英一起，与国民党反复谈判，最终形成抗日统一战线；恢复重建南方13省党组织、组建新四军、营救被国民党拘押的我党大批党员和革命群众；1938年创办《新华日报》，1941年创办《解放日报》并任社长兼新华通讯社社长，是中共新闻事业奠基人。

对于博古来说，他也认识到错误的极端严重性。在遵义会议上，博古作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对这个报告的内容和效果，各类文章千篇一律，即博古虽检讨了自己与李德的军事指挥上的失误，却找了一些客观原因为自己辩解，遭到了其他同志的严厉批评，博古感到十分委屈，而且还写了几句话来排泄内心的苦闷。（伍修权在回忆遵义会议时说：“博古同志虽然是会上的主要批判对象之一，但是他的态度还是比较端正的。他主持会议,却不利用职权压制不同意见，表现了一定的民主作风和磊落态度。会后，他又坚持和执行中央的决定，并严正拒绝了别人的挑拨性意见，这些都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应有的品质。”）

【遵义会议后博古向张闻天交权】

秦铁认为，遵义会议其实是父亲和周恩来商量后要求开的，目的就是总结湘?-战役的失利原因。会议由博古和周恩来主持，一共开了三天，第一天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朱德、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译伍修权）。邓小平是中央秘书长，担任会议记录。

秦铁说，我听到的说法是，因第一天的会议产生激烈争论，第二天的会议应毛泽东的提议，吸收了红军各总部和各军负责人参加，政治局会议变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增加的人员有：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因而，参加会议的总人数为19人，有表决权的10人。

会上大多数人建议毛泽东在党内负总责，但毛泽东认为张闻天更适合，所以定了张闻天。会上取消了“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

秦铁说，父亲尊重了大多数人的意见。会后第二天就派警卫员康念祥把党的总负责人专用的两个文件箱送到了张闻天那里。交接完权力后，父亲唯一的考虑是必须向共产国际报告并争取批准。当时，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秘密电台在长征中被毁坏，导致原有的联系中断。早在1931年，王明到苏联前，曾与我父亲约定一个中间联络人，因为那个时候白色恐怖还很厉害，他们就选择了潘汉年。父亲向潘汉年谈了遵义会议的经过和与周恩来谈话的经过。1935年9月中旬潘汉年与陈云向王明做了汇报。王明对我父亲的交权表示遗憾，对张闻天上台表示能接受。

一些研究文章说，遵义会议后，博古交出大权，此后一直拥护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他的这些转变，得到中共的谅解，保留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主任，后来又负责“外交”工作。秦铁说：“从这里可以看出父亲的气度和胸怀，他刚从最高领导岗位上撤下来，没有计较个人荣辱得失，没有消沉，也没有对立情绪，而是以党的利益为重，站在党的立场上分析问题。”

秦铁举例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当时中共中央并不知道具体情况，是张学良打电报邀请共产党代表去。当时扣住了蒋介石，形势很乱。中央决定先让周恩来一个人去，随后由我父亲任团长的中共代表团才去的。那时叶剑英也从陕西过去，协调红军和国民党部队联合抗日的问题。这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以公开合法身份出现。“父亲在其中主要做党的工作，要做通党员的工作，还要做通民主党派的工作，这样才能和平解决。父亲在西安还决定成立红中社西安分社，后改为新华社西安分社”。后来的一些说法让秦铁感到对父亲不公，“现在有些观点说是父亲当时是协助周恩来的，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应该是和周恩来一起参加解决西安事变，虽然他没有参加最主要的谈判，但和党、民主党派人士商量的事情，也属于具体谈判的工作之一，不能割裂开来。我觉得所有参加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人，包括其中的工作人员都应该是作出贡献的人。”

【眼睁睁看着王实味挨整】

“父亲领导解放日报时，正好发生王实味事件。当时丁玲是《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我父亲是社长，陆定一是总编?-。”

1942年3月13日与3月23日，文艺栏发表了王实味的以《野百合花》为总标题的四段杂文，对延安生活进行讽刺和指责，引起了强烈反响。延安中央研究院的温济泽在研究院进行过调查，有95%的人赞成，而毛泽东却拍桌子说：“这是王实味挂帅，不是马克思挂帅!”

据黎辛回忆，在解放日报社，最早提出意见的是秦邦宪。3月14日上班时他来文艺栏办公室，问编?-陈企霞：“《野百合花》是从哪儿来的？” 陈企霞说：“丁玲从文抗让我拿回来发表的。”秦邦宪问王实味是干什么的，陈企霞说是中央研究院文学研究所的特别研究员(即吃中灶伙食的研究员)。秦邦宪说他还没有写完，以后不要发表了。但23日又发表了一次，24日秦邦宪又来问企霞：你们怎么又发表《野百合花》了？企霞说是丁玲看过签署“可发”，交给他带回来发表的。秦邦宪说以后绝对不要发了。企霞说发稿以前我们都送给你看过的。秦邦宪说最近我很忙，你们的稿子我没有看。企霞说看不看是你的事，我们送审了。秦邦宪说我没看，我也负责。

在4月3日开展的整风学习运动中，博古作了检讨表示承担责任。《解放日报》没有让陈企霞与黎辛作检讨。丁玲在中央研究院批斗王实味的大会上，先作自我批评，后对王实味批斗。4月初，在毛泽东主持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曹轶欧、贺龙等人发言，对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提出批评。第二个发言的是贺龙，他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党。丁玲回忆说，这时，原来坐在我后面的博古坐到我身边来了，一直坐到散会，悄悄地问我“怎么样?”表示对丁玲的关心。

秦铁说：“在高级干部学习会上，8个人发了言，有7个人对文章提出了批评。毛泽东在总结时说，《三八节有感》虽有批评，但是也有建议；最后定性为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王实味的文章，被国民党特务弄了去，编成小册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四处散发。小册子的按语说：“中共……歌颂延安是革命的圣地……然而……在陕北，贪污，腐化，首长路线，派系交哄，使为了抗日号召跑向陕北的青年大失所望，更使许多老共产党员感到前途没落的悲愁。”

1943年4月，康生下令将王实味逮捕。关押期间，又查出王实味1927年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过3个月文书。于是，王实味头上除“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反党五人集团成员”外，又加戴一顶黑帽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 1947年3月延安保卫战开始，王实味被转移押往兴县城郊晋绥公安总局的一个看守所。不久此地遭到国民党轰炸，看守所需要转移，行前请示对王实味的处置办法，据称有批复指示将王实味就地秘密处死。晋绥公安总局审讯科于7月1日夜将王实味提出，砍杀后置于一眼枯井掩埋，时年41岁。

秦铁感叹道，“那个时候人人自危，我父亲在延安整风时已经停止中共常委工作了，而且康生在会上点名解放日报社、新华社是特务成堆的地方，一定要抓典型出来。所以我父亲日子也很难过，他对丁玲也只能是精神安慰了，王实味挨整更是爱莫能助，因为他自己也在挨整啊。后来王实味的遇害，应该只是与康生等人有关。听说王实味被杀后，毛泽东还发了脾气。解放后王实味总算平反了，这对我父亲的在天之灵多少也是个安慰。”其实，王实味的平反姗姗来迟。王实味在延安的遭遇，他的妻子刘莹全然不知。1978年，72岁的刘莹从广播中得知王实味于1947年作为反党集团成员、国民党特务、托派分子被处决，顿时天昏地暗，40多年的等待顿成泡影。

1979年，刘莹与儿女不断给中共中央写信申诉。1981年，李维汉向中央组织部提出复查王实味的建议。此后，压在王实味头上的三顶“黑帽子”先后被揭下。1982年2月，中组部作出决定，否定“五人反党集团”的存在。1990年12月，王实味获平反的决定宣布，此时刘莹已84岁，其子已55岁。

【“三人照”与“四人照”】

秦铁说，家里存有一张照片，是在延安凤凰山上，博古与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并排站着，博古站在最左侧，周恩来斜倚在他身上。后来在公开发表的这张照片上，博古消失了，出现在他的位置上的，是一扇门板。

他回忆说，我第一次看到这张“三人照”是在北京一张报纸上，我给报社打电话反映这照片不对，又根据他们的回答找到了某出版社。出版社刚开始表示他们不会错，但我家里有原始照片，是新华社成立30周年的时候给我们的一张四人照片。我母亲张越霞1979年3月病逝后，时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的程宏毅同志到我家慰问时，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时，我拿出四人照片和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某杂志登载经过篡改后的三人照片，给程宏毅同志看。他看过以后立即指出“四人照”是原照，而“三人照”是经过修改的，我们当即提出要求尊重历史恢复照片的原貌。程宏毅当即答应回去后向党中央反映。1979年6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等都把四人照放大成巨幅照片陈列，以示拨乱反正。

尽管这件事情已经纠正了，但在秦铁重走长征路的时候，发现“三人照”还是流传很广，“这张照片的拍摄时间应该是1935年11月2日以后，这天父亲抵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所在地。出版社的编辑部解释说，用‘三人照’是因为毛泽东是党的领袖，周恩来是军委副主席，朱德是总司令。但我父亲当时也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政治局常委，凭什么把他排除在外呢？就是因为他是左倾路线的代表”。“我觉得我们现在搞党史研究的人要有司马迁的精神：宁肯受辱，也要写出真实的东西”。

正如秦铁所说，“父亲是他们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曲折道路的典型。历史给我父亲安排的，就是一个犯错误的角色”。

秦铁口述，周海滨整理，《同舟共进》201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