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鄭仲兵
從1975年4月毛授權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到1976年4月毛再度拿下鄧小平，歷時正好一年，而鄧小平主動和江青叫板，並開展整頓不過半年。
1975年4月18日，鄧小平為江、張等“批經驗主義”向毛澤東告狀；毛4月23日的批示和5月3日講話對江青批評後，鄧即主持政治局會議多次批江。與此同時，提出“三項指示為綱”，開展全面整頓，順帶揭江，包括拆江的台，不斷向毛轉遞各方面告江的信，甚至有意佈置收集有關江的材料，鼓動馬天水“反水”……整頓從經濟領域出發，直逼江青的領地——文化藝術界，直逼毛掌控的教育領域及其試驗地——兩校。於是到8月14日便有了毛評《水滸》的出台，所謂“宋江屏晁蓋於一百零八人之外，搞修正主義”，顯然是沖著鄧說的。
毛評《水滸》成了一道分水嶺。從此，毛不再待見鄧小平而開始收拾他。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王洪文們更藉勢對鄧展開反擊，鄧頂了一段時間，但已處處被動。
人們難免要問：鄧復出前曾向毛發誓“永不翻案”，又明明知道毛江的政治關係，何以1975年春就膽敢向江青主動出擊？是他真的相信毛對江青的批評？真的相信毛對自己的倚重？還是他看到林彪命喪黃泉，毛有難言之隱，周恩來病入膏肓，無回天之力，江青、張春橋積怨甚多，難以成器，毛自己老病纏身，不知所終，尋思收拾殘局，捨我其誰？此題自有待深入考據，但可以肯定地說，鄧小平是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完全低估了毛垂死掙扎的力量。
10月13日，鄧小平又轉遞了劉冰等人再次告遲群、謝靜宜致毛澤東的信。毛說：“矛頭是對著我的。”算是圖窮匕現，於是以“幫鄧”名義開始正式批鄧。從最初的四個人，擴大到八個人，再擴大到17個人，幾十個人，直到130多人，歷時兩個月。層層加碼、步步為營。鄧小平幾乎沒有什麼抗爭，雖經一再上綱上線的檢討，也無法挽救他一敗塗地的厄運。
鄧小平主動向江青開戰，特別是開展全面整頓，無疑對“文革”的倒行逆施有一定撥亂反正的意義，從而贏得了社會民眾的廣泛讚許，加上鄧小平在“文革”中首尾兩度悲劇的下場，更贏得民眾的普遍同情。但需要指出的是：
一，鄧小平在與江青鬥爭中，在全面整頓中，主要還是打著毛的旗號，借重於毛賦予他的權力，利用他的行政資源，包括所謂“黨內健康力量”，以求恢復“十七年”一黨專政的傳統。
二，他對“文革”中民眾的自我覺醒，自發地抵制“文革”、反對毛江封建法西斯專制主義並無積極興趣，更無在全面整頓中試圖改革政治體制，實現人民民主的意識。
三，當“四五”運動爆發，億萬人民起來，為爭取民主自由，反對毛江“秦皇暴政”，同時也為鄧小平抱不平時，鄧不僅沒有和人民站在一起，而且還堅決與之劃清界限，生怕與自己沾邊。甚至還專門給毛寫信，表示擁護中央就天安門事件所做的兩個“決議”，並為“允許我留在黨內”“表示衷心感謝”。
四，對比鄧小平的批江、整頓和人民群眾的“四五”運動，可以看出，二者在否定“文革”和政治訴求上的迥異，即便在追求現代化問題上，也非同道。正因如此，不難理解鄧小平雖遭毛的兩次整肅，但他的後半生還是繼承了毛的政治衣缽，成為鎮壓人民、壓制民主的第二代專制獨裁者，絕非偶然。
1975～1976年，是“文革”的最後一年。回望當年，我們看到那是風雲會際，令人驚心動魄的一年。
這一年，是毛澤東為“文革”垂死掙扎的一年，也是他生命走到盡頭的一年。
這一年，是周恩來秉承毛的意旨，向鄧小平全面交權的一年，也是周在肉體和精神極度痛苦中走到生命終點的一年。
這一年，是鄧小平和江青你死我活爭鬥的一年，也是江倚仗毛最終擊敗鄧並登上政治頂峰的一年。歷史充分證明了毛存江在，毛死江亡的毛、江政治夫妻一體化的關係。
這一年，是中國民眾普遍覺醒的一年，是人民群眾運用毛為發動“文革”賦予的“四大自由”直指毛及其“四人幫”專制獨裁體制的一年。（《新史記》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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