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看那个冷战时代

 　　从1945年秋天到1991年初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这40多年时间被历史学家称为冷战时期。

　　时光荏苒，冷战结束不觉间已过去20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这个苏联的全称已经陌生，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有人念得利索。回首往事，其实冷战的几十年影响到几代人的社会生活和人生道路，在这个世界上，大概从生于20世纪初年的人，到今天俗称的70后、80后，无不受到冷战的影响，不论欧美亚非都是如此，中国人也在其中。

　　像我这样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人，当年流行的说词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一代，人生几乎与冷战时期同步，生活环境的方方面面无不受到冷战的影响。出生的时候朝鲜正在打仗，许多人的名字叫“抗美”、“援朝”、“赴朝”，1953年7月朝鲜停战后，又有不少起名“和平”、“胜利”。小时候天天喊：“打倒美帝国主义!”后来是炮击金门，小学课文就有“台湾海峡浪滔滔，掀起十二级大风暴……开炮开炮开炮，向艾森豪威尔开炮!英雄的大炮在怒吼，艾森豪威尔滚回去!”的诗歌。50年代和60年代之交中苏关系破裂，到了60年代末，苏联成了正式的敌人，报纸上称为“社会帝国主义”，我们就忙着“备战、备荒”，“深挖洞，广积粮”，城里人还有挖防空洞、打战备砖的经历。再后来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学习“伟大领袖”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

　　现在许多人一谈到国内外时事，还常常用“冷战思维”来考虑问题，好像身边都是敌人，或者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在后冷战时代，在今天和平的环境里，静下心来读一些研究冷战的书，倾听历史学家们解读历史，帮我们搞清楚许多当年没有搞清楚的“为什么”，在回首大时代往事的同时，也细嚼小我的人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1946年3月丘吉尔先生在美国富尔顿威斯敏斯特学院的著名演讲，被认为是“冷战”的最初信号，他说：“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已经拉下了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这张铁幕后面坐落着所有中欧、东欧古老国家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菲亚。这些著名的都市和周围的人口全都位于苏联势力范围之内，全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不仅落入苏联影响之下，而且越来越强烈地为莫斯科所控制。”

　　阿诺德·托因比（一译汤因比）先生在《国际事务概览》1947—1948年卷开篇的导言中写道：“1947—1948年期间，左右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战胜国未能把战时的合作保持下去，因而世界随之重新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阵营。”他说：二战结束还不到两年，“这场国际性的大灾难就向人类突然袭来；因为莫斯科外长会议（1947年3月10日—4月24日）失败后，那些不久前的盟国之间的破裂就已昭然若揭了……这一破裂意味着，厌战的世界在期待胜利的大国相互协作，以建立一个稳定而持久的世界秩序所抱的昙花一现的希望，随之消逝了”。

　　1947年春季苏联和西方世界的分裂，使苏联和美国各自掌握了半个地球的霸权。

　　在西方，美国总统杜鲁门1947年3月12日对国会发表施政演说，号召向共产党威胁的希腊和苏联势力压力下的土耳其提供经济和军事援助。他的方针被人们同历届美国总统最著名的外交声明联系起来，通称为“杜鲁门—门罗主义”，或简称“杜鲁门主义”。杜鲁门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美国置身于欧洲之外的传统政策已告结束，“美国的政策必须支持各国自由人民，因为他们正在抵抗少数人的武装活动或外来压力的征服企图”。几个月后时任美国国务卿的马歇尔将军6月5日在哈佛发表演说，提出向欧洲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以复兴欧洲各国经济的计划，即著名的“马歇尔计划”。它在三个方面比杜鲁门主义前进了一步，第一，计划涉及全欧洲而不是几个具体国家（向17个国家提供130亿美元左右的援助和贷款）；第二，它首先是一项经济计划；第三，计划将持续施行4年以上。马歇尔说：“整个欧洲都已受伤，所以非治愈不可的乃是整个欧洲的经济和社会结构。”曾任意大利外长的老资格欧洲事务专家斯福扎伯爵概括了马歇尔计划的三个基本要点：“它把复兴的主动权交给了欧洲各国；它需要最大的协调一致的努力；它使经济因素居于其他一切考虑之上。”

　　在苏联这一边，最高领导人斯大林推行强制性的纪律，并强求一致。这本是旧俄国天生的力量和弱点，苏联所继承的就是它的领土和传统。苏联在东欧消灭或分裂共产党以外的其他党派，禁止各卫星国政府接受马歇尔计划，以“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形式重建与业已解散的共产国际相等的组织。苏联既控制铁幕内的各国共产党，也控制铁幕外的共产党。

　　接着两大势力范围又开始在亚洲划分。本来两大列强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大有回旋余地，尽可以各自生活，相安无事，可是，由于原子弹的发明，从军事方面来说，却把世界缩小到使两个巨人处于短兵相接的地位。

　　在美苏这两个大国之间，横亘着两个主要的中间地带，一个在欧洲，另一个在亚洲。两大势力在中间地带竞争。1949年到1950年形势发生了变化。在欧洲是对美国有利，在亚洲对苏联有利。托因比先生说：“使俄国在亚洲取得主动权的一系列事态发展，首先是中国国民党最终败于共产党之手，接着是北朝鲜向南朝鲜发动进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并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两国正式结盟。对此，英国历史学家彼得·卡尔科沃雷西认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胜利，使美国的敌人们在亚洲所获得的力量，超过了它们由于俄国人向易北河推进而在欧洲所获得的力量。”他写道：“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苏联有了一个不仅是名义上的而且是事实上的盟国。在此之前，俄国阵营只是包括一个大国以及若干态度捉摸不定的随从国家而已。”卫星国对苏联来说，军事上是前哨，经济上可以剥削，但不太靠得住，中国这样的盟国则不同，“它远不止是一个安全上的保障，而且是在处理当前困难方面的一个现实助手”。西方的一些评论家倾向于持这样的看法，即“中国过于强大，不见得会永远成为苏联的一个不折不扣的可靠帮手，并根据这点自我安慰说，有朝一日这两个新盟国之间可能会出现破裂”。十年后，预言就成为现实。

　　英国政府准备接受既成事实，承认中国的新政权。在这件事情上，英国执政党与英国反对党并无分歧，经常批评工党政府的反对党领袖丘吉尔1949年11月17日在下院外交事务辩论时说：“承认一个人的存在不一定等于赞同这个人的行为。人们不得不在这个万恶的世界上承认他所不喜欢的许多事和人。建立外交关系不是为了表示恭维，而是为了获得一种方便……与莫斯科政府有了全面的外交关系，却不与它在中国的巨大分支保持实际接触，这似乎很难说是恰当的。”195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丘吉尔先生常常口出名言，这是其中之一。

　　1950年上半年，人们预料华盛顿是会跟着伦敦走的，即使近期做不到，迟早也会如此，朝鲜战争的爆发使这一行动成为不可能。本来在这一段时间，美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就是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以及建立一个集体安全体系问题。1950年6月以后，这些问题就包括在朝鲜战争中了。

　　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与中国先后出兵，两个大国正面交火。冷战从欧洲到亚洲，从冷战变热战。

　　这场战争早有预兆：美国和俄国的部队从朝鲜撤出，使这个国家在1949年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政权。每一个政权都决心要消灭另一个政权，并以自己的模式来统一朝鲜。当时的统计数字是：战争爆发前，南朝鲜的军事力量大约由10万人组成，没有重型武器、坦克或飞机，而且士气不稳。“整个北朝鲜的兵力可能在9万至10万人之间，训练有素，并且装备有某些俄国的精良武器，这些武器包括T34型和T70型坦克，数量充裕的大炮，以及大约100至150架俄国战斗机。”

　　1950年6月25日凌晨，战争在朝鲜半岛中部北纬38度沿线爆发了。随后又立即爆发了一场关于谁发动了战争的激烈辩论。当天美国东部夏令时14时，联合国安理会开会讨论朝鲜问题，在苏联没有参加的情况下，4小时后休会前，安理会以9票对0票，1票弃权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立即停止战争行动。接下来的时间里，组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麦克阿瑟任总司令。杜鲁门总统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隔离台湾海峡。27日，美国政府书面要求莫斯科施加影响，以促成北朝鲜部队撤出，苏联政府答复是，挑衅的责任在南朝鲜，并说这是朝鲜的内政。30日，杜鲁门授权麦克阿瑟使用“地面增援部队”，命令美国海军封锁整个朝鲜海岸线，并批准使用美国飞机轰炸北朝鲜境内的目标。

　　尽管美国部队一批批地投入战斗，到8月底，联合国军被困于南北80英里、东西60英里的矩形地区。9月15日，美军在汉城（现译首尔）西面和朝鲜海岸处于半岛南端之北约150英里半岛蜂腰处的仁川登陆。朝鲜战争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仁川登陆后，金日成的部队几近崩溃，10月7日，一些有利于联合国军和南朝鲜的决议在联合国大会通过，此后几小时的10月8日，美国军队越过了三八线。10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到11月底，中国成功的反击造成联合国军一片混乱。

　　西方媒体当时评论说：“北京的动机迄今尚未被历史学家所了解。”并揣测了中国出兵的动机：虽然人们不可能相信北朝鲜人会在俄国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况下采取了行动，但人们更难相信中国人会在俄国不知情或不同意的情况下这样做。从近年解密的苏联和中国档案中可见，6月开始的战争和10月中国出兵，都是在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反复磋商后进行的。证明当时的推断是正确。

　　苏联虽不是一个真正的交战国，但已深深卷入。到了1950年年终，中国人参与朝鲜战争，战局发生了很大变化。1951年上半年的战事不曾使任何一方认为有胜利的前景，双方的谈判人员未能就停战条款达成协议；直到这年年底，彼此还在怀疑对方的诚意。

　　1951年的4月11日，麦克阿瑟被杜鲁门解除了职务，联合国军总司令由美八军司令马修·李奇微将军继任。这一消息让美国人和全世界大为震惊。麦克阿瑟几天后回到美国受到了盛大欢迎。他在美国国会两院联席会议发表演讲，他认为在中国干预以后，采取一些新的措施是十分必要的。他具体说明了这些措施应是加强对中国的经济封锁，实行对中国海岸的海军封锁，取消对中国沿海岸地区和满洲（中国东北）空中侦察的限制，最后，撤销对中国国民党军队向大陆进行军事行动的禁令，并以提供给养和运输的方式支援国民党军队，使之军事行动更为有效。他还警告说，如无增援部队，又不实施他所建议的对华措施，那么胜利是不可能的。

　　麦克阿瑟5月3日至5日在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和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所证词中说：他赞成向北京政府发出通告，如果它拒不在朝鲜停止战争，就将对它实施经济和军事制裁。制裁措施中将包括空袭中国在满洲的基地和工业中心。如果联合国不同意采取这种措施，那么就由美国单独承担。他还说，台湾无论如何也不能落入共产党手中，因为它是美国在太平洋的地位中不可缺少的战略堡垒，丧失了它就将丧失菲律宾和日本。他还贬低战争一旦扩大到中国将引起俄国军事干预的危险性。

　　对朝鲜战争的发展，美国国防部长马歇尔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与麦克阿瑟一直存在着根本分歧。马歇尔将军的结论是促使北京政府接受条件的最好办法莫如继续在朝鲜抵抗中国军队的进攻，以消耗其力量。在此后的听证会上，马歇尔的意见大体上获得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支持。特别是联席会议主席奥马尔·布雷德利将军，他于5月15日说，采用麦克阿瑟的建议很可能把美国卷入一场“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敌人进行错误的战争”。

　　注意!一些文章引述布雷德利的这句名言时，认为他说美军在朝鲜打仗是“错误的地点”的“错误的战争”。其实布雷德利是指如果把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才是“在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敌人进行错误的战争”。

　　朝鲜战争爆发之前，西方担心共产党人沿着长长的共产主义世界边境发动战争，朝鲜开战后，美国的盟国害怕美国处理不当而引起更大的战争。李奇微后来写道：“如果实行他（麦克阿瑟）的计划，就要承担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巨大风险，西欧就会遭受蹂躏，紧接着，我们肯定会失去一些久经考验的、最忠实的盟友。还应当记住，在冒这些风险时，我们自己的国家将会处于毫无准备的可悲状态……”

　　麦克阿瑟的方案被杜鲁门和国会否决。战争还是在朝鲜半岛继续。从我小时候到现在，中国儿童一直唱着一首琅琅上口的儿歌：“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吃人，专吃杜鲁门。”杜鲁门还比较明智，更该让老虎吃掉的是麦克阿瑟。当然现在唱这首儿歌早已抛弃了以往的内容。

　　斯大林元帅于3月5日晚9时50分在莫斯科去世，终年73岁。1924年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在苏俄逐渐独揽大权，二战中又成为战胜国的“三巨头”之一，战后把东欧玩于股掌之中，在整个世界翻云覆雨。

　　斯大林死后4个多月，打了三年多的朝鲜战争停战了。这与斯大林之死有关系吗？当然是有的，当年可能只见端倪，以后几十年公布的史料都证明了这一点。

　　7月27日停战协定终于签字，代表中朝方面的是南日大将，代表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是哈里森将军。协定后来由金日成和彭德怀在平壤、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在汶山联署。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总结“朝鲜战争”时写道：“朝鲜战争是一场有国际背景的内战，它反映了现代朝鲜人民悲苦的历史。一方面，它固化了这个国家的分裂状态；另一方面，它支配了战后亚洲的国际环境。由于这个缘故，它可以被年成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朝鲜战争对战后亚洲及至整个世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其影响持续到今天。

　　20世纪40年代末两大阵营基本形成以后的几十年，一些关键的历史节点划分了世界的格局：第二次世界大战硝烟刚刚散去，沿着奥得河尼斯河一线往南到亚得里亚海边，欧洲就被划分为东西两块；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1950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使战后的亚洲也阵线分明；1960年前后，中苏联盟破裂，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解冻，冷战格局从两个阵营向中美苏三角发展；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重新面向世界；1985年2月戈尔巴乔夫上台，东西方关系开始缓和，冷战走向结束；1989年5月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正常化；1991年苏联解体……这历史的每一个节点都决定了后来国际形势的走向。

　　同时，这每一个节点几乎都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我常常想：假如罗斯福总统晚去世几年，冷战可能推迟；假如斯大林不是在1953年就去世，朝鲜战争还不知何时才能停下来；假如没有朝鲜战争，中美关系可能在50年代末期恢复正常，我们这些中国大陆的学生有可能在六七十年代留学美国；如果没有中苏交恶，我们许多人可能都会俄语，并经常往返于北京—莫斯科；如果50年前中美关系、中苏关系都像现在一样正常，中国是不是不会发生文化大革命？如果基辛格不来北京，苏联的原子弹会落到我们头上吗……

　　这些“假如”、“如果”都是空想，历史没有假设。我们确实错过许许多多，但也庆幸战火没有蔓延到中国，庆幸核大战终究没有发生。

袁晞，《随笔》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