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人知的秘密活动
(1)帮助日寇镇压抗日报人——抗战开始后江浙等省沦陷，上海的外国租界成为被日军包围的“孤岛”，坚持留守上海的国共两党抗日报人，为抵制日寇新闻检查的要求，纷纷聘请外国人当挂名老板，出现了10多家“洋商报”。国民党方面有申报、新闻报、大美晚报、正言报、大中通讯社等，民办的文汇报，中共方面的导报、译报，它们大量刊登抗日新闻和言论，大大鼓舞了上海和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意志。汪精卫等叛逃到上海后，也出版《中华日报》等汉奸报刊，加上日寇出版的中文报，大肆宣传抗战必败，中日和平等汉奸论调，双方展开了激烈的宣传战，结果汪伪和日寇的报刊一败涂地，竟然无人购阅。气急败坏的汪伪日寇决定用恐怖手段来对付抗日报刊和报人，于是派出大批特务身挂手枪手榴弹，公然白日行凶，暗杀和绑架抗日报人，爆炸抗日报社，枪声炸弹声几乎天天不绝于耳，先后有近40位报纸总编辑、经理、主笔、记者、编辑遭到杀害和绑架，大多数报社遭炸弹袭击，恐怖气氛弥漫上海。后来人们发现，遭难的报人全是国民党报纸的人，被炸的报社也都是国民党方面的报社，而中共的报社和报人却都安然无恙，这是什么原因?人们怀疑肯定有熟悉国民党报人的“内鬼”在指使，人们的怀疑对象渐渐集中在袁殊身上，因为日伪特务是不了解报界情况的，而落水的名记者袁殊是中共党员，很可能是他向日伪提供了施暴的黑名单。这事虽无证据，但人们言之凿凿，也言之有理，因为袁在企图炸毁汪伪特工总部失败后被捕，对日伪的不杀之恩，他不能不以行动来报答。此事说明，作为中共党员的袁殊，为实现党性而不惜泯灭人性，残害抗日的昔日的朋友们，这充分反映了中共的党性要求是多么残忍和恶毒!同时也说明，这时尽管毛泽东在高唱抗日论调，他却已在指使潘汉年袁殊等在暗中进行破坏抗战的勾当了。
(2)参与中共与日寇的和平谈判——1955年潘汉年被捕，官方公布的罪状是：“瞒着党私自会见汪精卫，违反党纪，造成不良影响。”以后不少报刊大做潘汪会谈的文章。其实这些说法都是扯淡，是掩盖歪曲了事实真相。汪精卫是日寇的傀儡，并无实权，他的一切行动都要得到“太上皇”—汪伪政府最高顾问影佐帧昭少将的同意，潘与汪会谈是不可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实际情况与官方公报大不相同———
抗战开始后，毛泽东深感与日军作战只会吃亏消耗实力，难以实现推翻国民政府而统治天下的梦想，就决定借鉴三国时代蜀国吴国联合反魏的计谋，制定了“联日反蒋”的《三国志》谋略。1941年他致密电给新四军政委饶漱石：“望派人代表我与日汪商谈‘联日反蒋’，并立即停止部队与日军的战争行动”(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的回忆录)。饶把这个任务交给情报部长潘汉年，潘随即赴上海“岩井公馆”找他的搭档袁殊，再会见日本特务头子岩井，然后他们三人再去见日寇派驻中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梅机关”首脑影佐帧昭少将。岩井和影佐早就与潘汉年有“交换情报”的亲密关系，互相熟悉，现在知道潘已不是一般情报员而是“毛泽东特使”，就优礼有加(给他特别通行证，让他以“胡越明”假名按月在“岩井公馆”领取大量活动费，在最高档的滙中饭店开了房间给他居住)，在举办欢迎盛宴后会谈3天，达成了重要默契，写了会谈纪要，主要内容是：日军与中共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互相和平共处;中共负责保护铁路交通安全，不得破坏;中共可到日占区采购战略物资;对中共开放长江封锁线，中共人员物资可顺利在长江两岸通行等。这些默契使双方获得极大好处：日寇不再受中共部队威胁，得以抽调大量兵力通过铁路进攻僻处西南的国军和东南亚盟国军队;中共则不再担心日寇扫荡，开始在日占区后方攻占所有国民党抗日根据地，使中共大大扩张了地盘和军力，为后来推翻国民党政府奠定了基础。
潘汉年代表毛泽东与日寇的和平谈判，袁殊既是翻译，又是潘的助手，所以袁殊也是中共代表之一，袁是这次谈判的参与者和见证人，这是不该被历史忽略掉的。
谈判结束后，潘经影佐批准，并由影佐指派伪江苏省长兼汪伪政府警政部长的特工头目李士群陪同潘赴南京会见汪精卫，(影佐为防潘与汪密谋反日活动，才派李士群同去以进行监视)其实潘汉年此行不过是把他与日寇商定的事向汪通报一下，并代表毛泽东向毛的恩师汪精卫作礼节性的拜访而已(早年汪任国民党宣传部长时曾提拔毛任副部长)，这次会见并无实质性内容。潘的这些活动，全都受命于毛泽东，潘汉年和袁殊都是为毛泽东的卖国行为背黑锅的。
(3)“岩井公馆”内幕——袁殊以对日情报的贡献，懂日文日语，又在中国社会有广泛的联系而为日寇信任，把特务机关全权交他管理。“岩井公馆”一开张，“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人周恩来就嘱咐潘汉年把恽逸群派去协助袁殊，(据恽逸群向笔者透露：潘汉年还传达周恩来指示：“叫恽逸群在政治上多帮助袁殊”，意思是要恽监督袁不要把汉奸角色演得太过份，对中共造成不利影响，可见周恩来处理问题的细心周到。)光有袁恽两人还不够，还缺少主管经济的人，潘汉年立即致密电给“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主任李克农要求派人，李克农就商于在桂林出版的《救亡日报》社长夏衍，为了党的需要，夏衍割爱把该报经理翁从六派去，翁既是可靠的共产党员，又是袁的老朋友，于是袁殊、恽逸群、翁从六“三驾马车”开动了，这事反映了“岩井公馆”实际是中共与日寇合作创办的机构。
以岩井英一的姓氏命名的“岩井公馆”，是上海最大的公开的日本特务机关。令人奇怪的是，它怎么会以袁殊为首，恽逸群、翁从六为副手的中国人当领导，它有几百个工作人员也全是中国人，没有一个日本人，这是什么原因?知情人会告诉你：“岩井公馆”实际上是中共设在日占区的代表办事处(夸张点说等于是大使馆)。潘汉年作为中共代表，经常往来于延安、淮南和上海，通过秘密电台或直接指挥袁殊。日寇明知袁、恽、翁三人是中共党员，为什么还会如此重用?原因是毛泽东既然“联日反蒋”，就是日寇的合作伙伴(帮凶)，日寇的意图是，先与中共联合消灭坚决抗日的国民党政府，然后再来收拾实力较弱的中共，因此才把中共人员当作自己人，支持他们积极开展卖国活动。
恽逸群曾告诉笔者：日寇虽信任袁殊，但仍存戒心，对袁监视和防范，因此袁和他不能在“岩井公馆”内商谈机密的事，到外面去谈，袁外出总有日本特务跟着，为了安全，袁和他常到福州路“红灯区”会乐里的“长三堂子”(高等妓院)去，妓院管事人见他们两个熟客来，就会高喊“袁先生恽先生来了”，就派当红妓女招待。他们两人走进房间，关上房门，在床上并肩躺下，假装抽鸦片，在吞云吐雾中，商讨如何执行党的指示和其它机密事。岩井等见他们两人经常出入妓院，认为他们生活糜烂，思想堕落，不会怀反日的异志，就对他们更加信任了。
“岩井公馆”设在上海闸北的一个大院内，有四幢独立的小楼，所有办公室都挂着袁殊手书的“忠诚”两字标牌，忠诚于日寇吗?忠诚于中共吗?其实心照不宣，反正是一样的。
其中一幢小楼是“兴亚建国运动本部”，袁殊任总干事，他用“严军光”的假名发表了“兴亚建国运动”宣言和不少文章，大肆宣传“中日和平”“共存共荣”，还号召亚洲各国要在日本领导下建设“大东亚共荣圈”。它的活动很受日寇赞赏，日外务省邀请袁组织代表团赴日访问，受到日方隆重接待。其实这个“兴亚建国运动”还有一个隐秘的目的，就是与汪精卫一派唱对台戏，因为日寇虽利用汪精卫，又担心汪派势力坐大，难以控制，才设立“兴亚建国运动”的对立面，对汪派进行监视和压制，“以华制华”，必要时废掉汪而扶植袁殊或别人代替之。
有一幢屋是“上海编译社”社址，社长恽逸群，副社长袁殊，有众多编辑和社内外作家，专为袁殊主持的《新中国报》《杂志》《政治月刊》提供各种专稿，还创办了自修大学等。它们当然是宣传汉奸亲日言论的，但恽逸群发挥他擅长的“曲笔”，经常在文章中透露抗战信息和反日言论，为此被日寇怀疑他有反日活动而遭逮捕，关进日寇宪兵队苏州监狱半年，遭受酷刑，后因查无实据而获保释。
还有一幢小楼是几十名武装特务的驻地，他们是袁殊用来自卫和抗衡汪精卫势力的。
有一幢小楼的顶层设着秘密电台。中共派驻香港重庆的特务，把国民党和英美的情报发往延安，由延安发到“岩井公馆”再转送给日寇，并把潘汉年、袁殊、恽逸群收集的情报，发往延安和苏北新四军。这个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从延安派来的党员，十分可靠。这个电台除袁、恽、翁三人外，是任何人不能进去，对外也是绝对保密的。袁通过这个电台，为中共提供了不少重要的战略情报，如：德国即将进攻苏联;日寇决定放弃北进攻苏联的计划，而改为南进攻英美;日伪的兵力部署、内部情况及扫荡新四军的计划……这些情报中，有一些受苏联和延安的的表扬，有的则为新四军摆脱被围剿的危局……
袁殊的种种努力，很受日寇赞赏，于是安排他在汪伪政府中担任许多重要伪职，如清乡政工团团长、教育厅长、宣传部长、保安司令等，他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大汉奸了。
“岩井公馆”对中共的帮助是很大的。除了情报和政治上的帮助外，袁还从日寇手中解救了鲁迅夫人许广平，邹韬奋患癌症从苏北到上海就医，范长江和中共党员赴上海，上海地下党领导赴苏北，过长江封锁线时都得到袁派人保护。对中共在经济上也有很大帮助。如夏衍在桂林创办《救亡日报》面临经济困难，“岩井公馆”立即拨巨款去资助;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后，“岩井公馆”派人出钱，把大批左翼和中共人员安全撤退到上海和新四军地区去;上海地下党经费困难，有时也得到资助……为什么日寇如此慷慨?因为它无限制地滥印“军票”，又可向汪伪银行予取予求，反正是剥削中国人民的血汗，对它毫发无损。1945年抗战胜利，“岩井公馆”解散，袁恽翁三人把“岩井公馆”的所有土地房屋金银证券物资等价值约一亿多元(如今的几十亿)全部交给中共，用来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小银行，为中共内战提供资金。所以说，“岩井公馆”又是中共的小金库和输血管!
“干情报工作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
抗战胜利，广大人民都知道袁殊是大汉奸，袁自知在国统区呆不下去，就带了一船枪械投奔苏北新四军去了。戴笠原准备给袁升官派大用场，获悉他已经投共，下令通缉却无济于事了。袁殊在解放区成为李克农情报部门人员，从此他又改名曾达斋，在山东、东北、大连等地从事策反和在遣返日本军人侨民中收集情报，和在日本人中选聘专业人员为解放军服务。恽逸群和翁从六也撤往苏北，恽接替范长江任华中《新华日报》社长，后又任华东局政治秘书兼山东《大众日报》社长，他们又都变脸为中共干部了。
1955年潘汉年被捕，判刑15年，袁判刑12年，恽逸群判刑10年，文革中又都加刑和管制劳动，潘病死在湖南劳改茶场，袁坐牢20多年才释放，与潘和袁有关系的2千人受牵连，或入狱或管制，造成中共又一个大冤案。为什么潘和袁这样的中共大功臣反成了大罪犯呢?原因不难明白：潘和袁掌握了毛泽东勾结日寇破坏抗战的卖国罪证，如果泄密，毛将作为汉奸卖国贼而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毛为了维护他虚假的名声，就狠心地把他们长期关押灭口噤声(恽逸群告诉笔者，他出狱时判决书被收缴，还警告他今后不准向任何人讲案情)，这正是毛一贯杀功臣的阴险恶毒作风。
1981年袁殊恢复自由后，住在北京西郊中央调查部宿舍内，这个大院有二三十幢小楼，住户全是中共离休的老特工。我为撰写《恽逸群传》，以小辈身份去拜访袁，袁住在约20多平方米的房间内，家具简陋，年逾古稀的他衰迈多病。他向我讲了恽老的往事后，我请求他说：“你能否把你的经历告诉我，也为你写本传记?”他摇摇手说：“不行啊!我的经历都是党的秘密，是不能外传的。我们干情报工作的人，只能默默无闻地生，默默无闻地死。”我看他孑然一身，孤苦无依(妻子离婚后再嫁，文革中不堪批斗而自杀，两个儿子与他划清界线)，就问：“你为何不和关露女士同居，互相照顾呢?”他答：“我最近向她求婚，她不同意。”(不久后我得悉，关露因受潘案牵连，入狱批斗20多年，精神崩溃自杀了。)
辞别袁老，我又来到另一幢小楼找恽逸群的老战友张建良老人，他对我说：“袁殊出力为日本人工作，是真汉奸。我们多位情报工作人员最近上书中央，反对给他平反。”我后来得知，中共认为袁对党有功，仍给平反了，并给他分配了较好的住宅和发还部分财产，他也从此恢复了袁殊的姓名。但尽管他对党有功，他作为大汉奸，对国家民族造成多大危害啊!古时有句成语：“卿本佳人，奈何作贼”，这个贼字不仅指窃贼，更泛指一切做坏事的人，套用到袁殊身上就是：“你本是个博学多才的聪明人，怎么去做害国害民的事呢?”袁多才多艺，除写过不少新闻学专著，还写了不少文艺作品(散文、小说、诗、剧本)，散见各地报刊，不久前他的学生和儿子编辑出版了《袁殊文集》，他原可作为名作家和新闻学家和新闻事业家而闻名于世的。袁的有些不了解内情的朋友为袁惋惜，其实他们不知道：袁殊和潘汉年、恽逸群，都是为毛泽东“联日反蒋”的卖国行为充当马前卒，而成为毛的替罪羊和牺牲品的!
作为五方特务，他不断变脸，变来变去，变得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了，精神不能不受到刺激而产生心理变态。据恽逸群回忆：“有一年春节，袁照例邀请多位老友到他家吃饭庆贺新岁，大家坐在他家客厅里等他，袁从楼上卧室走下来，走到楼梯一半时停下，突然嚎啕大哭起来，等一会走下与大家见面，又谈笑如常，好像没有发生过这一幕，大家也不问他，因为大家明白，经常变脸使他心理扭曲，变得悲喜无常了。”特别是到晚年，他回忆几十年曲折多变的经历，几十年的坎坷苦难，精神时时受到折磨，最后竟像疯子一样大叫大喊，大哭大闹，狂燥不安，他为自己的命运挣扎，为不能过正常人的生活而呼冤，终于在1987年冬在精神和疾病的双重折磨下去世，结束了传奇般的一生，享年76岁。1955年潘汉年被捕前，袁在北京访晤潘，潘似有预感，伤心地对袁说：“干情报工作的没有一个有好下场”，这句话成了他们共同的谶语了。
作者顾雪雍，为91岁老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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