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9日 星期一
张闻天因不肯诬陷刘少奇被批斗十六七场
摘要:康生希望从张闻天那里得到的是咬定刘少奇“擅自决定”、“指使别人”的材料,而张闻天写出的这个材料恰恰相反,可以将他们罗织的刘少奇的这条罪名从根本上予以否定。康生恼怒之极。6月27日,两个穿军服的干部打着康生派来的牌子,对张闻天说:“1936年薄一波等履行手续出狱的案件被你在当中把水搅浑了……”
1976年,张闻天逝世前与妻子刘英的最后一张合影。(资料图)
【“六十一人案”】
在张闻天1967年接待的200多起调查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棘手的问题,要数所谓“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了。
2月16日,天津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抓叛徒”战斗队来经济研究所,当面勒令张闻天交代1936年北平军人反省分院(草岚子监狱)61人“假自首”出狱的始末。
1967年初,江青、康生一伙正有组织、有计划地将“文化大革命”的火力再一次集中指向刘少奇。在这时提出这个问题,用意很明显,是要诬指刘少奇当年擅自决定一批干部履行手续出狱,组织所谓“叛徒集团”,为把刘少奇打成“叛徒、内奸、工贼”罗织一条重要的罪名。
30年前,张闻天是党中央的总负责人,对于这件往事,虽然具体时间和若干细节印象已经模糊,但总的经过,他是记得清楚的。这是在特殊情况下采取的特殊的紧急措施,并非刘少奇擅自决定,而是请示中央,经研究批准的。2月16日当天,张闻天写了一份材料,说明此事经过。1936年春,刘少奇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去北方局主持工作,“当时他初去白区工作,干部非常缺乏”,而北平监狱中有一些干部,自1931年8月底判刑入狱后,坚持斗争,不屈不挠,表现好,经过内部线索说,只要履行普通手续,即可出狱。“所以他想以中央名义同意他们履行那样的手续”。张闻天明确承担责任,说这事是得到他同意的:“我当时认为,既然工作有此需要,既然履行的又是一般手续,而且只是作为一个临时措施,同时他又是中央代表,所以我当时也表示了同意。”张闻天说明,此事党中央领导集体是了解的:“我的印象是,中央内部关于此事的处理,是知道的,也没有听到过有不同意见”;在“七大”前代表资格的审查中和中央整风审干运动中,“对此事的处理也没有听到过不同意见”。
鉴于在“文革”当时重提此事关系重大,刘少奇的名节和61位出狱同志的政治生命系于此事,还涉及党中央和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中央领导同志,且年代久远,记忆难免有不清、不确之处。为慎重起见,张闻天立即将写的材料送交当时任文革小组顾问的康生,要康生查档核实,并就内容是否妥当请示中央。
张闻天知道康生是此事的知情人。在1937年十二月会议上,刘少奇于12月14日报告华北工作时曾专门谈及此事是“得中央允许的”。康生参加了十二月会议,讨论时还就此事发了言,说“经中央允许的某些人,是特别的,不是原则”。康生并被张闻天指定起草有关文件。而且康生长期管内部保卫工作,对干部情况一清二楚。康生是一个奸诈小人,这点,张闻天心里明白。可是他料不到康生会阴险到歪曲事实、构陷人罪的地步。张闻天不知道,在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不久,康生就在“六十一人案”问题上做文章了。9月16日,康生给毛泽东写信,诬指这些经中央批准出狱的人“并不是例行出狱手续,而是‘坚决反共’的叛党行为”。11月,61人中的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赵林(时任吉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就被揪斗,以后很快又以出狱问题将薄一波、安子文等揪了出来。虽然周恩来一再申明“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但中央文革小组仍然揪住不放。为了配合夺权斗争,1967年1、2月间,他们不断在公开场合,滥扣“叛徒”帽子,挑动红卫兵任意追查,在全国刮起“抓叛徒”的恶风。与此同时,所谓61人“自首叛变问题”的初步调查已经准备印发,借评电影《清宫秘史》批刘少奇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正在炮制。就是这篇文章,提出“八个‘为什么’”,定了刘少奇八大罪状,其中“指使别人自首变节”就是一条。这时,康生希望从张闻天那里得到的是咬定刘少奇“擅自决定”、“指使别人”的材料,而张闻天写出的这个材料恰恰相反,可以将他们罗织的刘少奇的这条罪名从根本上予以否定。康生怎么会去查档核实呢?
康生不给回复,南开大学的红卫兵2月18日又来批判。他们还提供了若干线索,纠正张闻天关于具体时间和细节回忆的出入,要他立即写一份交代材料。在这样的情况下,张闻天乃重写一份材料交出,肯定61人出狱事是得到他同意的,独自承担了责任。材料写道:“刘少奇初去北方局不久,就给我写了一封如何解决白区工作干部问题的信。信的全部内容,我现在记不清楚了。约略记得的是,北方白区工作干部极缺,抗日形势迅速开展,急需解决干部问题。他说,现在北平监狱中有一批干部,过去表现好,据监狱内部传出消息,管理监狱的人自知日子不久,准备逃走,也想及早处理这批犯人,所以只要履行一个简单手续,犯人即可出狱。他信中提议即办此事。他信中特别表示急迫,因为他说如不早办此事,日本占领平津后,就不能办了。他要我赶快答复并要交通员等着把复信带回去。此外,他还附带寄来了狱中干部提出有三个条件的请求书,要我签字,好使狱中干部相信,中央是同意那样办的。我当时很相信刘少奇的意见,觉得不要什么代价一下就可以解决当时确实缺乏的干部问题,岂不很好,所以我就复信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也在请求书上签了字,退回去了。至于监狱中的干部到底是谁,有多少人,表现到底如何,‘简单手续’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我一直是不知道的。”为避免涉及党中央,张闻天将2月16日所写材料中关于中央知道此事的情节略去,说:“我现在记得,当时我没有把此事报告毛主席,或提到中央特别讨论。以后中央什么会议上或同中央谈过什么没有,现在也记不起来了。”将责任全部放在自己一个人身上。从此,张闻天头上又多了一顶“大叛徒”的帽子,不知多吃了多少苦头。然而嗣后凡涉及此案,他从不改口推诿。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如此!
张闻天始终肯定61人出狱事是经他同意的。康生对此恼怒之极。1967年4月28日,张闻天又就3月6日、4月26日两起涉及1936年出狱案的调查致函康生,告知自己回忆所及,要他帮助回忆核实。
康生竟在来信上批曰:“张闻天又要玩弄骗人的把戏”,“这个人继续玩弄手段应予以坚决回击”。
6月27日,康生派“中办”专案组6人来到经济所审讯张闻天。有两个穿军服的干部打着康生派来的牌子,对张闻天说:“1936年薄一波等履行手续出狱的案件被你在当中把水搅浑了。”并说:“这案件是刘少奇背着中央搞的,你张闻天为什么要承认是你批准的?以后你如再瞎说,后果由你负责!你应该替你的子孙后代留条后路!”他们向张提出两点要求:一、由张本人澄清事实真相,给他们写交代材料;二、以后不准再对外发表关于这方面的其他材料,造成新的混乱。明目张胆地对张闻天威胁利诱,要他“翻供”并作“伪证”。张闻天当即表示:“要整就整我吧,我不能说假话,陷害人。”当天回到家里,张闻天即向刘英谈了审讯经过,并估计自己可能会被捕。
张闻天明知前途凶险,但是没有屈服于压力。他于7月3日致函康生,回答6月27日“中办”专案组的两点要求,表示他已经提供的材料是“我今天仍然认为我所能提供的惟一材料”,“我还没有别的材料证明我的交代是完全不可靠的,从而根本否定我自己交代的材料”,“我现在不知道我对此事还能澄清什么”。“时穷节乃见”,张闻天的回答,表现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至大至刚的一身浩然正气!
专案组的负责人读到此信,暴跳如雷,在信上写下长篇批语,说“张闻天说谎成性,使人气愤”,“对于这样的人没有别的,方针只有一条,那就是斗争!”七八九三个月,批斗张闻天的大会开了十六七场,但结果终是枉然。“逼供信”这一套,在张闻天这里是没有用处的。
【523天“监护”】
汉语以词汇的纷繁著称于世。汉语构词的灵活性,使得新词语层出不穷,尤其是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简直天天都有同前所未见的事相应的前所未有的词出现,这“监护”就是其中的一个。说是“监禁”吧,并不进监狱,说是“保护”吧,又完全没有自由。1968年5月17日下午,北京卫戍区司令部派了一个班武装,进驻景山后街甲1号张闻天寓所,宣布对张闻天、刘英实行“监护”,用“监护”是按上面的批示执行的,批示为:“请即告卫戍区司令部,按照主席指示,在张闻天夫妇住处派兵监护,不许自由出入,也不许外人随便调访。”具体的办法,内部有五项规定:1.万人以上的斗争大会不开。2.不搞喷气式,不打,不挂牌子,不游斗,不抓走,不跑掉。3.可以看病、理发、洗澡。4.每天可以放20到30分钟风。5.哨兵放在门外。实际执行严厉得多。
宣布“监护”之后,当即将张闻天和刘英隔离开来,分别关在北面两间小屋子里。窗户用旧报纸糊得严严实实,透不进一丝阳光。室内亮着日光灯,24小时不灭。门上开一个小方孔,站在房门口的士兵日夜窥探监视。屋里只有一张板床,一张长凳。不许听广播,不许看报,不许同任何人来往。原来的书房变成审讯室,墙上贴满对敌斗争的“最高指示”。专案人员对张、刘轮流审讯,反复追逼交代。日复一日,月复一月,无休无止。惟一可以接触一点新鲜空气的是每天20分钟的放风。看门的士兵打开紧闭的门,领着张闻天通过走道,到屋子西头廊下站住。这时,张闻天才可以吹到风,见到天空,晒到太阳。他可以朝南走,左边贴墙是低矮的女贞树的绿篱,右边是一个煤堆。他可以脚踏在地上,一步,两步……走十一步,抬头,迎面是一个持枪的哨兵。他只能折回头,用十一步来回丈量这条黑色与绿色之间的小路。张闻天牙齿不好,有一次乘放风机会拣了两根可以用来剔牙的细枝子,小心地夹在书里。第二天早晨起来读书时,发现细枝子已经被没收了。监视之细致,叫人只能苦笑。
刘英后来忆述了他俩被隔离拘禁的那一段可诅咒的单人囚室生活。她写道:
我和闻天住的房子只隔一堵壁,但咫尺天涯。每天只放风一次,时间错开,不让我们碰面。
但盥洗室还是合用一个,我们仅能利用这里通一点信息。那时每天早晨天还不亮,我们就要被吆喝起来,拖地擦桌子。大拖把浸了水,拿起来很重,我个子小拿不动,常常不在水里洗干净就拖,因而挨骂。大约是闻天从骂声中听出了原因,以后待我去拿拖把时,发现总
是洗净后晾在那里,半干不干,不太重又好拖。闻天泡在盆里的衣服,我也总是悄悄给放上洗衣粉(肥皂限制不够用),抽空子给他搓一下。我们就是这样人不见面心相见!
最难熬的是夜深人静时,我只能从他的咳嗽声判断他的存在,从审讯人的吆喝得知他的坚定。安静下来,不闻声息,我就感到惶惶不安。有一次,几天没有动静了,我上卫生间时细细察看,发现有一痰盂血,已经上了冻了。后来才听闻天告诉我,他那次是折磨得受不了,心脏病发,鼻子淌血不止,监管的人不得不将他送医院抢救治疗。一个多月出院后,闻天怕再出事时救不过来,提出同我见一面的要求,而那班监管人员却不同意,说“时候没有到,不行”。真是毫无人性。
我们被这样分隔拘禁,长达五百二十三天,阴谋家终于没有从闻天嘴里挖出他需要的那句话来。
是的,监禁摧残了张闻天的健康,可是无法消磨他的意志。关于“六十一人案”,他始终独自承担,毫不推诿。对于党的事业和个人前途,始终满怀信心。1969年4月,张闻天重病初愈,专案组“审问”他时,他表示:最近我在和疾病作斗争,还想出去做些工作。谈到自己问题性质,张闻天说:我总觉得还是人民内部问题,是认识问题,是“延安”不是“西安”。5月又一次“审问”,要他谈学习“九大”文件后的认识,张闻天希望继续为党工作,想到群众斗争中去接受教育,他说,学习党的历史,一个人关在房子里是学不好的。在6月底交出的一份《我的思想检讨》中,他又表示:自己虽已年届七十,老而病,但要发扬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不断革命化。
然而在当时,正频频“审讯”,暂停批斗已属宽大,更遑论工作?要不是党中央、毛泽东认为当时国际形势有可能发生突发事件,作出实行战备疏散的决策,对张闻天的“监护”真不知要到何年何月呢!
【理论丰碑】
1969年10月20日,在被隔离拘禁523天以后,张闻天和刘英被分别领出北屋小房间。中办的一个副主任向他们宣布:经批准解除监护,当前战备紧张,需紧急疏散,“遣送”广东中小城市,限三天内动身。就这样,张闻天和夫人刘英在10月底被监送到了离广州100多公里的肇庆,安置在军分区宿舍大院半山坡上的一座平房里。
张闻天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不要说没有研究资料,连人身自由都没有。他的名字也改成“张普”,人们叫他老张头。但最可宝贵的是,他始终没有丢失“自己的脑袋”。这时他已经七十初度了,校正后的视力只有0.2,手也已微微颤抖。但是,他的心没有衰老。他依然不停地阅读、思考。没有卡片,他把旧台历反过来使,把小学生的练习本裁开来用。思想的波涛在他脑海里奔腾,可是他无法握笔成文,只能作一点观点和材料的摘录。
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折戟沉沙。张闻天以政治家特有的敏锐,意识到“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已经宣告失败。从10月起,他决心继续对社会主义基本理论进行系统研究,把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形诸笔墨。他要探究:在社会主义的机体上怎么会长出林彪这样的毒瘤?个人崇拜怎么得以在二十世纪60年代的中国重演?在中国,社会主义建没应该怎样进行?
从1971年10月12日起,张闻天以衰病之躯,在受到监管的条件下,不顾个人安危,潜心著述,写下了近十万字论述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的文稿。在被后人称为“肇庆文稿”的这些篇章中,张闻天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深刻地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从“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二十年历史曲折的经验教训,较为系统地批驳了“左”倾错误,着重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和经济的关系、党和国家的关系、领袖和群众的关系、阶级斗争和党内斗争的关系、公和私的关系,探讨了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阶段、任务和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规律、丰富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
“肇庆文稿”具有尖锐的批判锋芒。针对“文化大革命”中的所谓“突出政治”,张闻天斥责“那除了给国家和人民带来越来越多的灾难之外,还能带来什么呢?”指出: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与否,正确的程度如何,最后都要由经济建设的成就和成就的大小来衡量。针对对所谓“物质刺激”的批判,张闻天指出:争取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荒唐到把为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而斗争的原则,也当作修正主义来咒骂,那是不可容许的糊涂或欺骗!针对对所谓“唯生产力论”的批判,张闻天重申:社会主义的一切工作,归根到底,就是为了大幅度地提高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肇庆文稿”是张闻天身处逆境、不倦追求真理的记录,是用革命勇气和科学精神构筑起来的一座理论丰碑。它不单是张闻天个人忠贞和才智的体现,也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结晶。在当时,张闻天写下这些文稿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在地方军区的监管下,他只能偷偷写出,秘密藏好。但他一点也不怀疑自己掌握着真理。他要从上海来看他的外甥帮他把文稿抄写一式三份,收藏起来。他满怀信心地说:“也许有一天我能在会上谈谈。”
1976年7月,张闻天在黎明前的黑暗中逝去,他没有亲眼看到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但是,他的文稿,终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得到出版,成为党和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
摘自《大往事:纵横历史解密档案》,叶匡政著,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3
訂閱:
張貼留言 (Atom)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