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史記》編者按：1981年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一致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 決議》。30年後的2011年10月中旬，北京民間文化智庫天衡文化中心邀請北京一批知名學者，分兩次座談這個由鄧小平一手推出的《決議》。座談屬於小型 的，沒有任何宣傳，但是與會者站在民間立場的自由發言，從歷史真實出發對《決議》進行的深刻批判，非常值得關注。
朱正：中共歷史上有兩個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一個是1945年在延安做的，另一個就是我們今天討論的這一個，1981年做的。延安那個《決議》，現附在毛選第三卷後面了。那個《決議》很明顯就是毛澤東要反對王明過去在黨內的權威，為建立自己的權威而起草的，所以歷史上所有的錯誤都是王明他們的，所有的正確都是他的。它實際上就反映了毛的觀點。
1981年的《決議》是鄧小平為樹立他自己的權威，樹立他在黨內領導的合法地位。所以所有的錯誤都是“四人幫”他們的，所有正確的都是他的。由於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是毛的愛將，毛的主要助手，毛的許多錯誤他都有份，所以最後這個《決議》對毛要有所肯定。但是又不能完全肯定，為什麼呢？鄧小平在反對“兩個凡是”的時候說過：“如果按照那個‘兩個凡是’，我就不能恢復工作了。”所以“兩個凡是”是必須否定的。這就形成了這個決議的第一個亮點：就是對毛所謂“三七開”，可以講毛澤東的功與過了。過去只有人講毛澤東的功，沒人講毛澤東的過。所以說這實際上是批毛的開始，以前私下裏大家對毛的議論就很多，但是可以公開地寫文章發表來講毛澤東的失誤或者錯誤，這是從這個決議開始的。
鄧小平在“文革”中，是除劉少奇以外的第二個打擊目標，所以他也必須否定“文革”。決議提出“徹底否定文革”，否定這一空前浩劫，深得民心，也是它的一個亮點。在這個《決議》通過以後，至少在學術界，特別是研究近代史、黨史的人，就可以比較公開的徹底批判“文革”了。
朱正
但是談到毛澤東功過的劃分，所謂“三七開”，我倒想起一個比喻。我看到藍英年先生翻譯的莉季婭回憶錄，裏面引用了阿赫瑪托娃的一句話說：“斯大林是一個魔鬼，但是口琴吹得很好”。所以我說毛澤東，他詩詞還是寫得很好的。鄧小平說的“三七開”，意思是三分過、七分功，老百姓是不是承認毛有三分功，恐怕都很難說。毛澤東最後總結他自己的歷史是“這一生做了兩件事，一件事情是把蔣介石趕到幾個小島上去了，一件事情就是搞了一個文化大革命”。我覺得他把奪取了全國政權和“文化大革命”相提並論是很有意思的，意思是沒有第一件事情，就不可能有第二件事，第一件事情就為“文革”的開始準備了劇場，準備了舞台。因此回過頭來看，他取得政權，對中國人民究竟是福祉多還是災難多，值得考慮。假如他真正給人們帶來很大的幸福，這是他的一個勝利；假如他取得全國政權以後給人們帶來了無窮的災難，這個事情還是不是一個成績？
還有，這個《決議》對毛澤東的辯護，最好笑的就是對毛澤東思想的解釋：毛澤東本人的思想可以不算是毛澤東思想，別人講出來的主意可以算是毛澤東的思想——這完全是概念的遊戲。他們為了給毛澤東辯護已經到了一種理屈詞窮的地步，搞文字遊戲。我看過中直機關四千人討論決議的會議簡報，那些發言，有很多很精彩。比如薛暮橋，我只引他的一句話：“49年以來，我們沒有做對幾件事”。我覺得這就不是犯了多少錯、幾幾開的問題，照薜暮橋的這個說法，就是有過無功了。那麼像大躍進餓死數以千萬計的人一類的事，就不止是有過而且是有罪了。而這個決議對於“八大”以前的事情卻採取全盤肯定的態度。例如對農業合作化、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等等都是全部肯定的。這就不是一種客觀的實事求是的態度了。特別是今天，過了30年之後，我們有了開放改革的經驗以後，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了。那個時候對工商業的改造，把一些守法的、規規矩矩的資本家都打垮了，現在與時俱進，出現了新生的資本家（現在資本家還可以入黨哩！），可就不那麼講規矩了。在農村裏，現在也看不到當年農業合作化的痕跡了。所以說這個決議講的這些成績並不符合事實。（未完待續，《新史記》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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