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6日 星期二

散木:“文革”中的“伪照片”举隅

 那是毛泽东逝世后在天安门举行的追悼大会,在1976年第10期的《人民画报》上,但见主席台上默哀的领导人行列中,居然空空荡荡缺少了四人,照片下方的说明文字,那四人是用×的符号加以说明的,如果不知内情,这简直是不可理喻的。

 
  毛主席追悼大会在天安门举行(资料图)
 
 
  王洪文主持追悼大会(资料图)
 
 
 
  一
 
  当下的一个热门话题是夙有“仁义礼智信”丰富传统精神资源的中国,现在竟为“诚信”缺失(在不地道的商品经济环境下,居然几乎成了稀缺资 源)伤透了脑筋。别的不说,就说摄影,一个“华南虎”事件闹得全国上下沸沸扬扬。那么,值得探究的是:以求真为目的的人类活动,如摄影术、照片史以及与胶 片工业有关的影视业,如何在某种特殊的目的和意图下,竟成为造假作伪的行当?(如当年人们看电影,经常在正片前要看新闻纪录片,人们将之称为“新闻片子” ——取“新闻骗子”的谐音罢了)不要看这种追究没什么意思,其实,这说小可小,说大可大,一如不久前“两会”结束,温家宝总理在会见中外记者时再三强调 “解放思想”(这四个字已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走过了30年),并说要有“独立思考、批判思维、创造能力”,无疑,这三种观念和能力的前提和基础都只能 是我们一贯所说的“实事求是”——求真、求实。
 
  或许也是因此感受到了时代的潮流和当务之急,在摄影领域,著名摄影家李振盛(前《黑龙江日报》摄影记者)、许林(《人民日报》资深摄影记 者)等都公开撰文,承认自己有过造假的经历,如李振盛的文章《我40年前造过假照片——为维护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和“最高指示”的完整而造假》、许林的博 客文章《40年新闻摄影回眸与自我批判》等。
 
  李振盛先生说:当年自己“当记者很无奈”,如“面对自己拍摄的一些本来很正常的新闻照片,却要按照似是而非的‘政治标准’去进行一番非正常 的修改,不达到标准,就不能通过审稿关,更甭想见报了”。那时突出政治是比天还大的任务,谁要是不自觉修改有欠缺的照片就甭想见报。用当时的话来说,“这 样既适应了政治需要,又体现‘忠不忠见行动’的精神”。
 
  因此,他拍摄的著名“摄影作品”《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等,就只能是“作品”了,即“依照当时宣传方面的要求,这张照片的画面 中存在着‘严重的政治问题’:其一,照片前面的人们振臂高呼口号时,高举的拳头正巧重叠在后面的两幅毛泽东像上,这种‘挥拳打向毛主席’的效果,是对伟大 领袖的大不敬行为。其二,照片中人们所举的毛泽东像是红漆木制镜框镶着的,用黑白胶卷拍摄,冲洗出来的照片就变成‘黑框’了,这是绝对不行的!敢给毛泽东 像‘加黑框’,该当何罪?其三,照片画面里人们高举的‘最高指示’语录牌上文化大革命中的‘大革’两个字,被前面挥舞的小彩旗遮挡了,仔细一看成了‘文化 ‘牛’命’。此外,‘要’字被遮住了下边的‘女’字,变成了个‘西’字。如果这样见报,起码也会被定为‘恶毒窜改最高指示’。像这样的新闻照片,是不可能 见报的。如果一不留神儿见报了,必定会招来红卫兵包围报社,兴师问罪。怎么办?要想见报就得加工修改。”
 
  他还回忆说:“自‘文革’开始以来,我们干摄影记者这一行的人逐渐适应了在为政治服务的前提下,对新闻照片进行加工的一套程序。这套加工修 改的方法并不复杂:用黑白颜色的水粉调制成适当的色调,在照片上涂抹描绘,先涂抹掉那些影响画面完整的不该有的影像,诸如:重叠在毛泽东画像上的拳头,遮 挡标语牌的三角小红旗。再把毛泽东画像上的衣服画出来,还要把那个‘黑’相框抹涂成白色的宽边,再把标语牌上不完整的字写上去,用毛笔在照片上描来画去, 一直修改到满意时为止。”当年类似《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样的“作品”,李振盛还有《“五七战士”与贫农大娘一起学“毛选”》等。
 
  至于许林先生,更是痛慨于自己当年“摆拍”的经历(如“名作”《南泥湾五七干校》等),他回忆说:“1953年新华社曾有记者提倡‘抓 拍’,反对摆拍,但遭到了批判。那时提倡‘本质真实’,反对‘现象真实’。当时国外的记者就开玩笑说,中国照片真‘完美’。”许林先生还发现如今又有新闻 照片“摆拍”有回潮的现象,而且雷同化、概念化的照片大有泛滥之势,因此,他更加感到有必要“公开清算和批判自己”,“以实际行动捍卫‘抓拍’的理论和实 践效果”。
 
  二
 
  “文革”时代,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又有一些照片被“换头”或“切头”的事例。当然,此时“造伪者”的动机却是更加复杂了,他们有的是出于无奈的好意,有的则是“理所当然”的书写历史的不二法则。
 
  历史是惯常有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的反讽性和吊诡性的,就在“个人崇拜”的狂潮臻于顶峰的不久,历史的无常又显现了出来,曾经高喊对最高领 袖要服从、崇拜到“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一句抵一万句”的第二领袖却出了“背叛”乃至意欲杀害最高领袖的事件,此之后,几乎一夜之间,“永远 健康”的影像消失了。直到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大概是最近几年吧,在北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举办的一个展览会上(“我们的队伍向太阳——新中国成立以来国 防和军队建设成就展”),完整的“十大开国元帅”的照片才得以与世人相见,以至于那位元帅的女儿不由发表感想云:
 
  多年来,我内心里确实非常沉重。“九一三”事件后,关于我父亲在革命战争时期的战功,被尽可能地抹去了。我曾经到解放军画报社,想花钱把我 父亲的照片洗出来。在指挥平津战役的将领合影中,他们把我父亲抹掉了。我找他们说,这不是原来的照片,历史就是历史,我要原来的照片。
 
  原来的照片,原来的历史;现在的照片,现在的历史。这是如何纠缠不休的?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包括历史照片)?当然,所以成了“原来”的,抑或“现在”的,不是没有缘由的。从“原来”到“现在”,有恶意的篡改,也有“出于无奈的好意”。
  “文革”初期林彪和陶铸在一起谈笑风生(资料图)
 
 
  陶铸批斗大会实况(资料图)
 
 
  所谓“出于无奈的好意”,有一个例子当年是广为人知的,这就是“文革”期间著名的“换头术事件”,即陶铸被毛泽东提升为“第四号人物”之后的照片事件。
 
  “文革”之初,陶铸是位居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在一幅1966年天安门城楼上的领袖照片中,周恩来在讲话,陶铸则立于毛泽东的右侧,毛的左侧则是林彪,由此可见其地位。
 
  此前,陶铸由邓小平推荐,从广东调至北京,在中央工作,但很快,他就与中央“文革”小组的那批人搞不到一块。如在派“工作组”的问题上,他 居然会支持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也没有按照江青的授意去揭发和批判刘少奇,相反,他倒是支持和配合周恩来保护了一批老干部,特 别是对介绍和提议让他来中央工作的邓小平,陶铸更是用心良苦:当时他分管宣传口,在审查国庆十七年的新闻照片时,他指示必须要有邓小平的头像,结果,新华 社进行了技术处理,即在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人之中,隐去了一位领导人的头像,换上了邓小平的头像(这一幅照片已很难找到,估计不久就查封了)。
 
  对于此事,后来《陶铸传》(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19页)中说:当时“陶铸依然真诚地按党的原则办事,他认为:刘、邓即使有错 误,也是认识问题,况且刘少奇仍然是国家主席,邓小平还是党的总书记。因此,在他主管的新闻宣传上,一如既往地把刘、邓作为国家领导人来对待。例如,这一 年国庆检阅的新闻照片,按规定照例要有一张毛主席和刘少奇主席两人在一起的一张,这次依然循章办事,审稿时,陶铸发现没有邓小平的镜头,当即指示新华社一 定要有邓小平的照片。新华社的同志就遵照陶铸的指示,以技术处理做了补救,他们将一帧照片的一位同志隐去,将小平同志的照片移补过来,这就是后来被‘四人 帮’列为陶铸的一大‘罪状’,大肆渲染轰动一时的所谓‘换头术’事件”。陶铸夫人曾志也在《陶铸在最后的岁月里》的文章中回忆说:此事之后,“主席与少奇 的那张(照片),江青也子虚乌有地指责是陶铸拼接成的”。
 
  显然,这对已经与陶铸闹翻了的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则不啻是意外得到的一个“倒陶”的把柄。不久,江青等开始向陶铸发难,认 为他执行了“刘、邓路线”,并在天安门接见“红卫兵”时有意安排在报纸和电视上出现刘、邓的照片;毛泽东也用非常严厉的语言批评陶铸“很不老实”,再加上 这时又获得了陶铸是“叛徒”的诬陷材料,这也就让一贯痛恨“叛徒”的毛泽东痛下决心。于是,继刘、邓之后,又搞掉了第三个“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也即“中国 最大的保皇派”——陶铸。陶铸不经意之间为一张“换头”的照片,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然而,就在“走资派”纷纷坠马之后,即在中共“九大”召开之后,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却开始了暗斗,这两个获得了权力再分配既得利益的军人和 文人的“左倾”集团逐渐势如火拼。当时新华社要刊发一张照片,那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三人照,常常以“老娘”自称的江青却强令将照片上的林彪、周恩来 剪去,另换了自己在上面,显然,那意思是明摆着的。这事被林彪的夫人(“林办”主任)叶群知道了,于是为了某种目的,她将这照片的原件珍藏了起来,并复制 了三份,分别放在自己和黄永胜、吴法宪之处。
 
  此后,过了十年,历史又揭过了一页,——那是毛泽东逝世后在天安门举行的追悼大会,在1976年第10期的《人民画报》上,但见主席台上默 哀的领导人行列中,居然空空荡荡缺少了四人,照片下方的说明文字,那四人是用×的符号加以说明的,如果不知内情,这简直是不可理喻的。当然,这也是文字和 图片“开天窗”历史的一页,但揆诸当时的历史,明眼人就会一眼看穿——不就是从追悼大会到《画报》出版的中间,有一个“时间差”么,即1976年9月18 日,再到1976年10月6日(这个日子开启了后来被人们称为“红十月”的伟大运动——“粉碎‘四人帮’”),短短二十几天间天地翻覆,原来还在照片上的 “四人帮”,却已经不得入图矣。后来,《人民画报》还不得不发出一封告各地邮局和读者的说明书(作为珍贵的史料,这也可以入出版史了):
 
  《人民画报》由于发行数量较大,印刷时间较长,每期画报均提前两个月发稿。第九期《画报》是7月15日发稿,第十期《画报》是8月15日发稿的。所报道的内容大多是4、5、6、7月间的国内、国际情况。
 
  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我们即遵照中央指示精神将第九期、第十 期中有“四人帮”形象的图片撤销,或修去其形象,并删去他们的名字,予以重印。因此,发行时间又推迟了很久。至于其他一些问题,难以一一修改重印。现作为 资料发给订户。请原谅。
 
  人民画报社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八日
 
  可惜的是,人类有图片和照相术以后,其技术已是一日千里,但当时中国的新闻照片技术似乎还处在中世纪时代,比如这一幅修改过的照片,为什么 人们会一眼看穿?就在于其破绽实在太突出了,如果用了合成技术,任何拼接的痕迹都不会露出马脚,比如美国影片《阿甘正传》中有美国历史上几位总统的镜头, 似乎还有肯尼迪、约翰逊会见阿甘的场面(如阿甘脱裤子给总统看他在“越战”中受伤的疤痕的镜头),真是天衣无缝,让人惊为“直面历史”之作。

来源: 《历史学家茶座》2008年第四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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