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晚年的一个心病
更为耐人寻味的是：1972年6月10日至12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作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内六次路线斗争的报告。在讲到王明“左”的错误时，周恩来作了自我解剖。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于6月23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结束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中共中央还发出文件予以说明，并附若干原始材料传达至高级干部。
毛泽东当时说，这样做的用意是：让党内高级干部了解事情真相，不允许任何人今后在这个问题上诬陷周恩来。可是会后，并没有下发周恩来的报告。江青在华东组和中南组会上的讲话却作为会议文件下发。
“伍豪启事”事件，实际并不复杂。周恩来一生用过很多化名和笔名，如大鸾、翔宇等。伍豪这个名字，是五四时期在天津成立和领导觉悟社时开始用的。当时，社员为了便于进行革命活动，一律用化名。于是，大家用号码抽签，所抽到之号数，则各自照号数取一谐音为代名。周恩来抽到的是“五”号，所以就取“伍豪”作为化名，发表文章也署“五”。“伍豪”之名，周恩来曾较长时期在党内使用，他在上海领导中央特科时就常用这个名字。当时的特科红队经常进行营救同志、铲除叛徒等行动，代号即为“伍豪之剑”，国民党对周恩来恨之入骨。1932年2月，由中统特务张冲、黄凯等人牵头，伪造了《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以此来瓦解共产党、污蔑周恩来。而此事发生两个月前，周恩来已前往江西苏区。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随即采取了各种措施反击国民党的污蔑，当时的负责人康生和陈云对此事都是清楚的。而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也发表政府公告，公开斥责了国民党的造谣行径。
1967年初夏，天津的一些红卫兵在查阅旧报纸时，发现1932年2月上海《申报》上载有所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当他们知道伍豪是周恩来的化名后，于5月12日将载有这一伪造启事的报纸抄件送给江青。江青收到材料后，不作任何调查研究，采取突然袭击手段，于18日给林彪、周恩来、康生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恩来)，要求同我面谈。”面对挑衅，周恩来断然予以反驳。19日，他在江青的信上写道：“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纯属敌人伪造，只举出243人，无另一姓名一事，便知伪造无疑。我当时已在中央苏区，在上海的康生、陈云等同志均知为敌人所为，故采取了措施。详情另报。”同日，周恩来查阅了上海各旧报，亲自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并将1931年至1932年的有关事件编为《大事记》，一并送给毛泽东。信中说：“现在弄清楚了所谓‘伍豪等启事’，就是1932年2月28日的伪造启事”，“伪造启事和通过申报馆设法的处置，均在我到江西后发生的”。
毛泽东看到周恩来送去的信和材料以后批道：“送林彪同志阅后，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并在“存”字旁边重重地画了醒目的两道杠。
1967年底，北京有一个学生写信给毛泽东重提此事，毛泽东于1968年1月16日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这一批示只是小范围内知道，并没有传达给广大党员干部。对于非常重视自己晚节的周恩来来说，这仍然是一块心病。
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周恩来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莫名其妙地作了《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从中可以看出当时党内斗争的微妙。这是否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对周恩来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为其证明致江青的信的一种回报？
按照毛泽东和政治局的意见，此会议的录音和根据录音整理的记录稿要发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存档。会后，这件事却又搁置了下来。据《周恩来年谱》记载，1975年9月20日，癌细胞扩散的周恩来在进手术室前，要工作人员找来自己于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的真相》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字，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周恩来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下手术台的最后一刻，处理的是“伍豪启事”之事，可见这件事在他心中的分量是多么重，是多么的痛苦。之后，他躺在平车上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邓小平即上前俯身问候。周恩来握住邓小平的手，用力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在进手术室时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周恩来在这种场合当着邓小平、汪东兴等人的面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此意深长，耐人寻味！这时，只有邓颖超理解周恩来的所思所想。
围绕“批林”问题，在党内形成了两种意见
林彪事件后，围绕批林问题，在党内形成了两种意见。以周恩来为代表的意见是：批判极左思潮，在各条战线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而以江青一伙所代表的靠极左路线起家的“文革”新贵的意见是：批判林彪“复辟资本主义”的“极右实质”，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错误理论和实践。
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派的努力，引起了江青等人的惊恐不安和不满。他们担心发展下去将不可避免地触及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形成的思想和组织基础，因而极力阻挠周恩来的各项部署实行。于是，两种意见在教育、外交和舆论宣传领域展开了交锋。
斗争的焦点，集中表现在主导全国走向的中央舆论宣传领域，也就是当时中央的喉舌《人民日报》。1972年7月至8月，周恩来多次批评姚文元分管的人民日报社和新华社。
8月1日、2日，周恩来向回国述职的大使和外事部门的负责人作长篇报告，系统阐述对国际形势、内外政策、批林整风、政治与业务关系等问题的看法。在讲到国际形势和外事、宣传工作方针时，他指出：极左思潮是有世界性的。中国也有极左思潮，在我们的鼻子下面也有嘛，外交部也有，驻外使领馆也有。如果在驻外使领馆现在还有人搞极左，就把他们调回来学习，不要妨碍我们的对外工作。又说：实际上各单位的极左思潮都是林彪放纵起来的。有几年，他利用“二月逆流”要把老干部都打倒，把所有政治局的老同志都搞掉，都换上他的死党。他们打倒一切，破坏主席的威信和威望。林彪用极左的方法破坏主席的威信，把主席说过了头，什么“顶峰”呀，“一句顶一万句”呀，“第三个里程碑”呀，等等。其实这些都是假的，结果是要谋害主席。这样的人暴露出来是大好事。周恩来强调：极左思潮，就是夸夸其谈，不实事求是；就是形左实右、空洞、极端、形式主义，空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很抽象。这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关于这个问题，如果我们不好好做工作，还要犯错误。极左思潮不批透，右倾又会起来。关于政治与业务的关系，周恩来指出：运动就是要落实在政策和业务上。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挂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要挂在业务上。运动和业务不能对立。如果真正懂得运动就要懂得政策，政策就是要落实在业务上。如果真正考查一个干部，说这个干部运动好，但业务不好，说明还没有落实。在讲到解放干部问题时，周恩来指出：各部门应该把老干部解放出来。有些地方解放老干部的工作做得不够好，你们应该好好想一想。讲话中，周恩来还回答了驻外大使在学习批林整风文件中提出的一些问题，并提出：要历史地、辩证地、发展地看问题。我们认识林彪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对林彪要作一个分析，他也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要以为说他坏，从头到尾都是坏的；林彪摔死了是偶然性，但他失败是必然性。这些意见，在外事部门及其他有关单位产生了重要影响。报告还对毛泽东1971年在南巡沿途向地方党、政、军领导人讲的党内历史上十次路线斗争作了具体阐释。
8月8日，张春桥、姚文元召见人民日报社负责人，针对周恩来的批评说：“在批林时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批判“精神万能论”、“唯意志论”都是“过头”的例子。同时，他们还不顾多数干部的强烈反对，极力维护他们在人民日报社的亲信的领导地位，借以控制《人民日报》。9月底，周恩来主持起草国庆社论，写道：“要批判右的和‘左’的倾向，特别要批判极左思潮。”姚文元在审稿时却删去了这句话。
10月6日，北京大学负责人、著名物理学家周培源根据周恩来的意见在《光明日报》上发表题为《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提出“工和理、应用和理论都必须受到重视，不可偏废”；“要批判‘理论无用’的错误思想”，“充分认识到科学实验和自然科学理论的重大意义”；“在学校中，基础课的教学工作一定要做好，综合大学理科要对基本理论的研究给予足够的重视”。这篇冲破江青集团设置的重重阻力的文章的发表，使备受压抑的广大知识分子受到极大鼓舞和启发。
周培源的文章发表后，张春桥、姚文元等公然宣称：“不管周培源来头多大”，都要追查、反击；“那些口口声声说要重视基础理论的人，其实最不懂得马克思主义”。随后，张、姚等还指使《文汇报》连续发表文章，对周培源的文章进行围攻，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根据周恩来8月初以来多次强调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指示精神，《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1972年国庆社论《夺取新的胜利》，号召要“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继续全面地落实毛主席的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经济政策等各项无产阶级政策”，“要提倡又红又专，在无产阶级政治统率下，为革命学习业务、文化和技术”。10月14日，根据周恩来关于极左思潮要批透的思想，《人民日报》以一个版面发表了三篇批判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即：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纪众言的《坚持无产阶级铁的纪律——读〈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的一点体会》和李定的《一个阴谋家的丑史——读〈巴枯宁〉》。这些文章虽然难免带有某些历史局限性，但在当时却以鲜明的立场、犀利的语言，尖锐地批判了“文化大革命”中盛行的“打倒一切”、“砸烂一切”等谬论。特别是文章告诫人们要警惕现存的极左思潮“重新表现”，实际上已把揭发、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江青集团。这组文章是自林彪事件以来在党报上首次发表的集中批判极左思潮的文章，其深层意义在于它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理论和实践提出了质疑和否定。正因为如此，这组文章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对此，江青等人极为不满。姚文元提出：“当前要警惕的是右倾思潮抬头”，“不能说什么都是无政府主义，不要批到群众头上，不要混淆两类矛盾”。江青说，这版文章“就是要在全国转移斗争大方向”。江青等人还一再追查文章的“背景”，组织批判会和批驳文章。
11月30日，周恩来审阅并同意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将报告送毛泽东及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传阅。次日，张春桥阅后对报告中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提出异议，批道：“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批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12月2日，江青也阅批：“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同时也应着重讲一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胜利”。12月3日，迫于江青等人的压力，根据12月2日政治局讨论意见，外交部对原报告作了修改，删去了“批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等内容。
王若水的一封信把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之间的矛盾挑开了
1972年12月5日，人民日报社的王若水写信给毛泽东，反映一段时间以来在批判极左思潮问题上周恩来与张春桥、姚文元之间存在的不同看法。王若水表示同意周恩来关于要批透极左思潮的意见。王若水在信中写道：
现在报纸宣传面临一个困惑的问题，就是反“左”还是反右，我想向您汇报并请示。
总理在八月一日的讲话中，说到极左思潮没有批透，并指出，“‘左’的不批透，右的还会来”。这个指示很重要。虽然总理说的是外交部、人民日报社、新华社等单位的内部工作，可是我觉得也完全适用于宣传。
在总理讲话一周之后，八月八日，春桥、文元同志对报社领导小组讲话。在谈到宣传上批“左”的问题时，春桥同志说：“林彪的一套，是在我们批判刘少奇的过程中搞出来的。……由于林彪利用批判刘少奇，搞出了一套形左实右和过了头的东西，流毒很广。因此，批林要动脑筋，划清界限，不要过头，不要重复过去批刘的错误。”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到底批“左”是批过了头，还是没有批透？
我觉得总理的指示是正确的。对春桥、文元同志的讲话，我有些想不通。批“左”刚刚开始，就提出不要过头，这是给批“左”泼了冷水。春桥同志为了说明批“左”中出现的过头问题，举了批“精神万能论”和批“唯意志论”的例子，说主席说过“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说“林彪是唯武器论，不是唯意志论”。我不懂为什么因为主席讲过“人是要有点精神的”，就不能批“精神万能论”。我认为这是两回事。我还认为，林彪既有唯意志论又有唯武器论；这两个东西可以在一个人身上兼而有之，如蒋介石和希特勒就是这样。文元同志说，林彪反对党的领导，这是右。我想，就其表现形式来说，反对党的领导可以从右的方面来反，也可以从“左”的方面来反。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是从右的方面反对党的领导；林彪煽动无政府主义是从“左”的方面反对党的领导。《红旗》第11期上有一篇文章，说了这样的话：“刘少奇一类骗子散布无政府主义，是妄图从‘左’的方面来否定党的正确路线。”文元同志的话，把这篇文章的正确观点也否定了。
由于这两个讲话精神不一致，在报社编辑部已造成了思想混乱。我在十月十四日编发了一整版批“左”的文章，主要的一篇是龙岩(黑龙江省委写作组)写的批判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的文章。十一月四日，《文汇情况》第312期登出了上海工人座谈会的意见，这些意见是一面倒的，而且很尖锐。这是从批判《海瑞罢官》以来，《文汇报》第一次在内部情况上批评《人民日报》，而文元同志又特别嘱咐我们讨论，所以我觉得不同寻常，值得严肃地深思了。
对这份情况，我们感到很难讨论，因为是工人意见。就在我们讨论期间，《文汇报》陆续出现了一些新的提法。十一月六日的一篇评论说：要反对刘少奇一类骗子推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过了几天，又有一篇文章说：刘少奇一类骗子一贯是右的，只是在“有的时候，有的问题”上，搞了一点形左实右的东西。十一月二十四日，《文汇情况》(第335期)再次批评了《人民日报》这一期的内容是《人民日报》反对无政府主义文章对各地报纸的影响，其中包括某些地方报纸提出的有关论点。《文汇情况》没有直接批评这些论点，但实际上是把它们作为反面论点拿出来示众的。其中有一条是“刘少奇一类骗子是煽动无政府主义的罪魁祸首”，还有一条是“反对无政府主义是批修整风的一项内容”。我想，如果这样的观点都错了，那就不是龙岩这一篇文章的问题，而是无政府主义和极左思潮能不能批的问题了，不是龙岩的文章有什么缺点的问题，而是《人民日报》是不是又犯方向性错误的问题了。
这些天，我反复思索了这个问题。我想，刘少奇和林彪的实质都是极右，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就表现形式说，刘少奇有右的表现也有“左”的表现，主要表现为“左”。林彪在实际工作中的主要流毒也是“左”。根据报社记者汇报的情况和来稿的情况看，在实际工作中，“左”的干扰和右的干扰都有，但“左”的干扰是主要的。将来在适当时候，可能需要强调反右，但目前还是需要强调反“左”。只有克服了“左”的倾向以后才能有力地反对右的偏向。林彪煽动极左思潮，流毒很广，“批林”就要批极左思潮。中央所批发的好几个省的批林整风文件中，也是强调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就是极左。因此，我认为批“左”是中央的精神。但是，《文汇报》的观点是不是有什么“来头”呢？如果不是中央精神，《文汇报》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子？反过来说，如果是中央精神，为什么《人民日报》不知道？
我不相信《文汇报》的观点是来自主席，因为我想，主席如果有什么新的指示的话，是不会不向《人民日报》传达的。正因为这样，我才向主席写这封信，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示。
在两种意见形成尖锐对立时，毛泽东注意到党内外日益增长的怀疑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倾向，担心“文化大革命”被否定的忧虑日益加重。
12月6日，毛泽东约见江青，要她将王若水的信转给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提出由他们一起找王若水谈话，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王若水的信把周恩来和张春桥、姚文元之间的矛盾挑开了，逼迫毛泽东表态。究竟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左还是极右？12月17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召见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在谈话中更明确地作出了结论：“批极左，还是批右？”“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呢。”“那封信(王若水的信)我看不对。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毛泽东的结论成为“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领导批判极左思潮、纠正“左”的错误的转折点。
12月19日，周恩来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约人民日报社鲁瑛、吴冷西、崔金耀、王若水等谈话，传达毛泽东关于林彪路线的实质是极右的指示。江青在讲话中称，王若水12月5日信“客观上对中央起挑拨作用”，提出：要批“一篇文章”(指署名龙岩的《无政府主义是假马克思主义骗子的反革命工具——学习笔记》一文)，批“一个版面”(指10月14日《人民日报》刊登龙岩等文章的第二版)，批“一个部门”(指人民日报社理论部)。
“九一三”事件后，在清理林彪有关材料时，发现他藏有一些孔孟言论的卡片，又在床头挂有“克己复礼”的条幅，于是认定林彪与孔子一样，都是搞“复辟”。
1973年3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在批林的同时要批孔的意见。此后，他反复强调，要抓路线方向，防止出修正主义。在中共十大召开前，批孔成了他经常谈论的话题，明确否定了党内批林纠左的路线。
1973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召开筹备十大的工作会议。5月25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驳社会上流传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了”的说法，提醒政治局，要注意抓路线，抓上层建筑，抓意识形态，要学一点历史，要批判孔子和尊儒思想。
作者：史义军，来源: 《党史博览》2012年03月12日。转载自共识网《史义军：周恩来癌症手术前疾呼“我不是投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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