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22日 星期四

林思云:日本的战争赔款(上)


二次大战后,根据国际法有资格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的战胜国是:中国、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印度、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缅甸、越南、老挝、柬埔寨。其中中国、美国、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印度都放弃了战争赔款,而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老挝、柬埔寨则得到了战争赔款。具体数额是:(均为当时价格)
印度尼西亚: 8亿美元
菲律宾: 8亿美元
缅甸: 2亿美元
越南: 3900万美元
老挝: 278万美元
柬埔寨: 417万美元

此外,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这四个在法律上本来没有资格获得战争赔款的国家,通过对日“斗争”也得到了赔款。具体数额是:
韩国: 3亿美元
新加坡: 2500万新加坡元
马来西亚: 2500万马来西亚元
泰国: 150亿日元

后来,瑞士、西班牙、瑞典、丹麦这四个二次大战时的“中立国”,也向日本提出赔偿战争时所毁坏的他们在中国和东南亚的财产,日本也对此作了赔偿。具体数额是:
瑞士: 11亿日元
西班牙: 20亿日元
瑞典: 5亿日元
丹麦: 7亿日元

比较复杂的是蒙古,因为战前日本不承认蒙古是独立于中国的国家,所以日本认为中国放弃赔款就等于蒙古也放弃了赔款。但后来经过交涉,日本同意向蒙古提供50亿日元的无偿经济援助,作为变相的赔偿。

战后日本支付的战争赔款共计22.3亿美元,相当于中国1901年庚子赔款的12.6倍(庚子赔款为4亿5千万两白银)。下面就分别介绍一下日本对各国的战争赔款情况。

一、旧金山对日讲和会议及其背景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军进驻日本。在怎样处置日本方面盟军制定了三大基本方针:1、日本非军事化;2、在保证日本国民最低生活标准的范围内进行战争赔款;3、日本在外国的资产交联合国处理。

第1项和第3项的处置都顺利进行,但在日本赔款方面遇到了很大的难题。按照传统的战争赔款方法,有现金赔款和实物赔款两种。由于日本的国库早在战争中掏空了,所以向日本索要现金根本不现实。然而日本又是自然资源极其贫乏的国家,既没有石油煤炭等能源,也没有铁矿金矿等矿藏,以矿产等自然资源进行赔偿的方式也行不通。剩下的只有用机器设备等实物进行赔偿,可是日本工厂的机器大部分都在美军的战略轰炸中被炸毁,船舶也大部分被美军击沉,可以用于赔偿的实物也少得可怜。

从1947年4月开始,盟军陆续从日本拆撤出40000余台机器,作为“中间赔偿”分给中国(54.1%),美国(菲律宾的宗主国,1946年菲律宾独立后转交菲律宾,19.0%),英国(缅甸、马来亚、香港的宗主国,15.4%),荷兰(印度尼西亚的宗主国,11.5%)。苏联则自行将“满洲国”的一些机器设备拆运回苏联。不过这些机器的价值总共才值400余万美元(当时价格),作为战争赔偿也太少了一些。然而当时的日本就象输得只剩下最后一条裤衩的赌徒,再敲也敲不出钱来。1949年5月,盟军最高司令部决定停止这种从日本拆撤机器的中间赔偿。

由于日本没有自然资源,粮食也不能自给,必须向国外购买粮食和燃料等生活必需品。加之当时盟军的抑制日本政策,使日本的经济极度萧条,没有钱向国外购买粮食等生活必需品,迫使美国不得不每年拨出数亿美元的经费来为日本购买粮食和燃料等生活必需品,因为作为日本占领国的美国有义务保证日本国民维持最低水准的生活。由于日本人口多(当时近一亿人,大约为美国人口的一半),特别是缺乏自然资源,什么都要靠进口,所以维持日本国民的最低水准生活也要很大的开支,到1950年,美国已为日本补贴了20余亿美元,已成为美国财政的一大负担。

当时有人开玩笑说:日本才赔了美国几百万美元,美国反倒贴了日本几十亿美元,美国是战胜国向战败国“赔款”。此时,美国人意识到抑制日本的政策对于美国来说是得不偿失,有必要扶持日本在经济上独立来减轻美国的财政负担。另外东亚的国际形势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49年中共建国并与苏联建立了同盟关系,1950年北朝鲜发起了朝鲜战争,日本的三面已都被共产主义阵营所包围,使日本在地理位置上成为反共的桥头堡。因此美国感到在政治上也有必要扶持日本来遏制东亚的共产主义势力。

在此情况下,美国转变了抑制日本的政策,开始积极扶持日本。扶持日本的第一步就是要使日本重新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1951年9月,在美国的主持下,在旧金山召开了由52国参加的对日讲和会议。苏联、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由于抗议美国不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中国代表参加会议,拒绝在和约上签字。另外旧金山对日和会也邀请印度、南斯拉夫等国参加,但这些国家没有派代表参加。

中国和韩国也要求出席旧金山对日和会,但没有被邀请。韩国被拒绝参加的理由是:韩国在二次大战时是日本的殖民地,韩国人在二次大战时是日本侵略的协力者或“帮凶”,因此韩国不是战胜国无权参加旧金山对日和会,也无权得到战争赔款。

由于当时中国有两个政府,北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所以邀请哪个政府代表中国参加对日讲和会议成为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苏联和英国主张由受战争损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代表参加旧金山和会,苏联和英国反对邀请台湾政府的理由和韩国一样:台湾在二次大战时也是日本侵略的协力者,因此台湾不是战争被害国,台湾人也无权得到战争赔款。然而美国却坚持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才是可以代表中国人民的合法政府,主张邀请台湾政府。双方争执不下,最后只好达成既不邀请北京政府,也不邀请台湾政府的妥协案,所以北京政府和台湾政府都没有参加旧金山对日和会。

清政府在马关条约中明确规定将台湾割让给日本,但日本在旧金山和会上只是宣布放弃对台湾的主权,并没有象英国归还香港那样把台湾的主权交还中国,因为北京政府和台湾政府都声称自己是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所以无法确认交还主权的对象。但由于日本已宣布放弃对台湾的主权,在国际法上台湾就成为不属于任何国家的土地,这就意味着台湾在法律上是独立的国家。中国大陆在法律上并不拥有对台湾主权的“台湾地位未定论”说法也起源于此。

在旧金山和会上,美国代表说:参加会议的各战胜国都有权向日本索取战争赔款。但由于日本的资源和经济现状,我们不得不面对日本无力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这一事实。如果对日本要求过分的战争赔款,将会导致日本经济无法自立。这不但不利于整个世界经济,也要增加美国的经济负担。因此美国建议各国对日本的战争赔款予以宽大的处理。在美国的说服下,英国、苏联、荷兰、澳大利亚都宣布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但东南亚几个新独立的国家则强烈要求日本对他们进行战争赔款。这几个国家是印度尼西亚(1949年从荷兰独立)、菲律宾(1946年从美国独立)、缅甸(1948年从英国独立)、越南、老挝、柬埔寨(三国均在1950年从法国独立)。

菲律宾代表开价最高,声称菲律宾是太平洋战争的主战场之一,菲律宾受到了巨大损失,要求日本赔偿100亿美元。但缅甸代表却持同情日本的立场,反对菲律宾的巨额赔款要求。缅甸代表说:缅甸在二战时的损失比菲律宾还大,然而缅甸却反对向日本索要超过日本支付能力的战争赔款,缅甸只提出2亿美元的赔款要求。由于东南亚各国在赔款问题上不能达成一致,旧金山和会最后规定日本有向这些国家赔偿的义务,但具体的赔偿额由日本在会后分别与各个国家进行单独交涉。旧金山和会还特别规定日本在进行战争赔偿时,原则上不支付现金,而是用生产物和劳役的方式支付。这对于日本是非常有利的。

若不是美国替日本挡住,日本这样的无条件投降战败国将不得不赔偿上百年也还不完的天文数字战争赔款。由于美国的尽力帮助,日本在旧金山讲和会议上得到了异常宽大的处理,这是日本能够实现经济起飞的基本前提。后来日本在国际政治上紧跟美国,某种程度上也是表示对当年美国宽大的感谢。

二、日本对中国的战争赔偿问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当即发表了中国对日本“以德报怨”的著名讲话。蒋介石虽然没有提到战争赔款一事,但确定了中国对日本宽大处理的方针。1949年菲律宾派特使访问蒋介石,商讨共同对日索取赔款之事。蒋介石却说:“要对这次战争负责任的是日本军阀,而不是日本人民。要求日本人民负担战争赔偿的作法是不公平的”。这初步表明蒋介石有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意思。1946年国民政府发表的抗战期间的损失是:军人死伤321万,财产损失133亿美元。

日本在旧金山讲和会议以后,在究竟与哪个中国政府打交道问题上踌躇不定。北京和台北也私下活动,劝说日本和自己谈判将可以获得更宽大的处理。但美国却要求日本和台湾的国府谈判,在美国的督促下,日本和台湾国府在1952年2月开始谈判,4月28日结束,签订了“华日和平条约”。在华日和平条约中表明中华民国政府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款的权力。

台湾的国府之所以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其原因主要有三个:第一是蒋介石的“以德报怨”对日政策;第二是国府退居台湾后国际地位大大降低,希望以放弃战争赔款为代价换取日本对台湾在政治经济上的支持;第三是大中华思想的影响,别的大国都放弃了日本的战争赔款,中国人也应该有个大国的样子,不应该象小国那样斤斤计较战争赔款。

现在有一些文章说台湾的国府是在美国的压力下放弃战争赔款,这是不符合历史情况的。当然向日本索取几百亿美元的天文数字战争赔款美国当然不会同意,不过向印尼、菲律宾那样索取10亿美元左右的战争赔款是没有太大问题的。不过日本人还是比较感激蒋介石的“以德报怨”政策,不时有人撰文对蒋介石表示感谢。

在1958年以前,日本政府基本上对大陆和台湾政府保持等距离关系。1958年大陆炮击金门以后,日本政府开始转向反共,当时的岸信介首相公开声称支持台湾反攻大陆,并表明日美安全条约的防御范围包括金门、马祖在内。不过当时日本政府对中国大陆实行“政经分离”的政策,与大陆的经济和民间交流仍然比较活跃。1963年10月7日,大陆的机械工程学会翻译周鸿庆在访问东京期间,提出要前往中华民国大使馆政治避难。台湾要求日本允许周鸿庆前往台湾,但日本政府在北京的压力下,1964年1月将周鸿庆送还大陆。这一行为激怒了台湾,蒋介石当即召回驻日大使,并声称要与日本断交。在此情况下,日本政府派出前首相吉田茂为特使访问台湾,特别说明日本将在道义上支持台湾反攻大陆,并对与大陆的经济交往持慎重的态度,补救了紧张的台日关系。

“华日和平条约”签订后,日本和台湾保持了比较密切的经济关系,特别是日本企业对台湾的直接投资,是对台湾投资最多的国家。1965年美国停止对台湾的经济援助后,日本开始向台湾提供日元贷款,对台湾的经济有一定的帮助。但1972年日本和中国大陆建交后,台湾谴责日本“背信弃义”,宣布同日本断交,并掀起了抵制日货的反日活动。在一段时间内,日本与台湾的贸易曾大幅度下降。

在台日断交后,日本与台湾的交往只限于民间的经济交往。由于台湾和日本具有领土小、人口多、资源缺乏的共同特征,所以台湾采取了从日本进口机器设备,利用台湾的廉价劳动力制成工业品向美国出口的经济战略,取得了成功。同时日本对台湾进行了比较积极的技术转让,特别是在电子和精密机械领域,将一些一般不对外转让的先进技术转让给台湾的企业,对台湾企业的技术进步起到不小的作用。台湾和日本的大企业领导人之间的私人关系比较密切,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间的非正式交往也十分频繁。

中国大陆由于一建国就宣布向苏联“一边倒”,所以和作为美国保护国的日本之间没有什么政治上的联系。1951年1月,北京政府新公布的抗战期间的人员和财产损失数目为:人员损失1000万人,经济损失500亿美元,比以前国民党政府公布的损失数字大大前进了一步(现在这个数字已达到:人员损失3500万人,经济损失6000亿美元)。旧金山讲和会议和台日间的“华日和平条约”鉴定后,北京政府声明中国保留要求日本赔款的权力,当时北京政府要求的赔款额是500亿美元,相当于中日甲午战争时中国对日本战争赔款的470倍(甲午战争的赔款为2亿3千万两白银)。

1960年10月周恩来会见日本自民党顾问时,仍然强调中国保留对日本索取战争赔款的权力。但是中国和苏联恶交后,大陆在国际上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大陆的周边苏联,台湾,印度,日本都是北京政府的敌人。在此情况下,北京政府感到有必要缓和与日本的关系,团结更多的力量来对付最大的敌人苏联。1965年5月,廖承志在会见日本客人时说:“中国不准备靠他国的战争赔款来建设国家,而且要求没有战争责任的一代人为前人支付战争赔款是不合理的”。这暗示着北京政府准备放弃日本的战争赔款。1971年美国越过日本直接和北京接触,使日本人大吃一惊。1972年,中日两国开始商讨国交正常化的问题。

在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谈判中,日本的战争赔款问题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但由于北京已准备放弃战争赔款,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谈判比较顺利。唯一引起争执的是中方在共同声明中说:“中国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款的权力”,但日方提出异议:“在日本和台湾中华民国政府鉴定的日华和平条约中,中华民国政府已代表中国放弃了要求日本赔款的权力,所以在法律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不能再次放弃已经被放弃的权力”。后来在共同声明中,中方把放弃战争赔款的“权力”改为放弃战争赔款的“要求”,这暗示着北京政府承认台湾国府签定的华日和平条约具有法律效力。(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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