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当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始末（下）

陶育礼1943年3月到达中国，8月回到伦敦。虽然他在中国只有十三周，途中却旅行了三大洲，整个旅途之艰辛可想而知。他和李约瑟从利物浦随一支船队出发，其所坐船只两侧围绕许多驱逐舰，途中屡屡响起躲避德国潜艇的警报。他们首先横跨大西洋到达南美洲巴西的伯南布哥，又折返过来跨越大西洋绕过好望角，到达德班。历经千辛万苦，他们途经科隆坡，然后转往印度新德里。最后从加尔各答经过当时世界上最危险的驼峰航线飞往昆明。他在昆明受到修中诚的接待。他第一次到中国，对昆明的印象是，这是一个有电灯而没有教皇的中世纪城市，街上有很多小商贩贩卖特产，还有很多专业为人写信的人、算命先生、说书人。他在昆明遇到北大和清华的教授和学生，他们虽然生活极其艰难，住在低矮的盒子般的房子里，却积极和他讨论艾略特、文献考据、维也纳的逻辑实证主义。

　　起初陶育礼被联大安排住在一间美国空军住的当地旅馆，略微舒适一些。但当他看到西南联大师生的艰苦环境时，认为自己旅行一万五千英里远道而来，应和中国师生打成一片，于是他和修中诚也住进了联大教授的宿舍。这位牛津的讲座教授平生第一次在室外做讲演，题为《英国教育的传统与实验》。在修中诚陪同下，他也面向不同规模的听众做了一些其他演讲。后来他离开修中诚前往重庆，整个行程主要由中英文化协会总干事杭立武（1903-1991）和英国驻华使馆文化专员浦乐道（John Blofeld，1913-1987）安排，同时获得英国驻华大使西摩的支持。他在这里不断和国民政府的政客以及教育、文化、学术官员会面，其中也包括蒋介石。在和蒋进餐过程中，他恰好被安排坐在其邻位，因而对这位总裁有近距离接触，不过他对总裁印象还不错，认为他彬彬有礼，看上去不像独裁者，倒像一位诗人。之后他也与西摩一道秘密拜访了当时常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在译员的帮助下，周恩来和他讨论了一些更为具体的事，比如土地改革、开发矿产、充实军队。看来英国外交人员深知重庆国民政府之腐败和羸弱，并不能完全信任，遂有国共两边下注之举。

　　后来他又途经贵州去了广西桂林，发现桂林人比成都人更爱微笑。这一趟可是非常辛苦，途中坐汽车大约四五个小时，坐火车约二十四小时，可见途中不断停车。不过，回忆录十分简略，陶育礼没有提到他在桂林具体做了什么事，见了哪些人，着实令人遗憾。后来他重返昆明，再次通过驼峰航线到加尔各答，从那里坐飞机到开罗。在游历开罗时不幸摔伤而不得不住院三周，略微康复后即飞往里斯本，从里斯本途经英国空军兵站飞往伦敦。1943年8月6日，他安全返回英国。李约瑟和陶育礼的中国之行促进了中英之间的学术交流，战后英国文化协会和牛津大学邀请邵循正、孙毓堂、沈有鼎、洪谦等人赴英讲学。陈寅恪亦赴英治疗眼疾。

　　考虑到1943年7月时陈寅恪还在桂林，而陶育礼当时也的确到了桂林，很可能在桂林见到了陈寅恪。可惜目前的资料根本不能确定这一点。陶育礼说他写了很多信给当时在英国的陶夫人，如果他在桂林也写了信，那么也许这些信能给我们一些他在桂林活动的线索。希望这些信还保存在牛津或者英国其他地方，以后或许有机会重见天日。总之，因为陶育礼乃是修中诚的好友，所以大概他推举陈寅恪入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与修中诚的建议分不开。修中诚彼时正担任牛津汉学高级讲师，也是牛津方面主持聘用陈寅恪作汉学教授的主要联络人。他中文不错，所以对陈寅恪的学术文章也较为了解。他汉学上的兴趣主要是宗教和哲学，也正因为这一背景，大概他介绍陶育礼选择三篇中文文章作为陈寅恪的代表作，这三篇文章主要涉及佛教和道教思想与中国文化之关系，正好是修中诚的兴趣所在。

　　修中诚在1949年的一篇文章中提醒外国学者要留意中国学界的新趋势，即重视六朝史的重要性（E. R. Hughes， “Epistemological Methods in Chinese Philosophy”，in： Essays in East-West Philosophy：An Attempt at World Philosophical Synthesis， 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Charles A. Moor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51， p. 64）。在注释中他列出了四位在他看来是这一领域最为重要的学者，其中第一位是陈寅恪，紧随其后的是汤用彤、冯友兰和罗根泽。他当时将陈寅恪的名字写成Ch’en（Tschen）Yin-ch‘iao，显然他将恪读成que了（72页）。我想，以这四个人作为当时中国六朝史的代表人物肯定会引起争议，但陈寅恪和汤用彤改变学界对六朝史的认知贡献巨大这一点似不成问题。无论如何，现在看来，陶育礼选择陈寅恪入选英国学术院三篇代表作时肯定得到过修中诚的指点。

　　最后，我要稍微讲一下汤因比和库克与陶育礼的关系。先说汤因比和陶育礼。汤因比在中国历史学界主要以其鸿篇巨著《历史研究》知名，而实际上他算是一位游走于政、学两届的学者型政治人物。根据《英国学术院院刊》上的讣告（William H. McNeill， “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vol. 63， 1977， pp. 441-469），他有点家学渊源，他母亲曾在剑桥学习英国史，这在那个女性受歧视的年代极为罕见。他青少年时对古典学十分钟情，熟读希腊、拉丁文文学。1907年他拿到奖学金，进入著名的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并得到游学机会流连于南欧希腊罗马古迹。回来后被选为贝利奥尔学院1912-1915年研究员，但1915年他放弃了牛津的工作，成为当时英国学术院院长布莱思爵士的助手，研究土耳其人与亚美尼亚人的冲突。随后几年他陆续发表关于土耳其特别是奥斯曼帝国的研究著作。因为他对奥斯曼帝国的研究，1918年5月被招入外交部政治情报部，并于1918年12月至1919年4月作为英国代表团一员参加了巴黎和会。回来之后被聘为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希腊、拜占庭语言、文学、历史讲座教授。但1924年他再次离开学术界，进入设于牛津（Chatham House）的皇家外交事务研究所。1929年7月至1930年1月间，他经过波斯湾访问了印度、中国和日本，后经西伯利亚铁路回英国。1931年出版了《中国之旅》（A Journey to China）一书，谈他在中国的经历。此后致力于撰写十卷本《历史研究》。此书的陆续出版为他赢得许多声誉，其中包括1937年被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1939年他出任外交部外交研究与出版局局长（其实应该称研究与出版部部长，不过，我这里按照我国行政系统的称呼习惯，称其为局长），1943年改称外交部研究局局长。这些年虽然他在学术上、政治上非常成功，但家庭生活一塌糊涂。他1913年与罗莎琳德（Rosalind Murray，1890-1967）结婚， 两人生育了三个儿子，但长子1939年自杀身亡，随后1942年他与妻子分居，1946年以离婚收场。他当年9月便和多年来的助手薇罗妮卡（Veronica Boulter）再婚。新妻子全力支持他的事业，使他大感宽慰。他的行事先叙述到此告一段落，有两件事因和我们这里的主题有关，值得注意。一是他长期以来对东方文明较为关注，也到过中国；二是他第一任妻子是罗莎琳德。

　　为什么说他太太很重要呢？罗莎琳德的父亲是牛津大学希腊文讲座教授穆雷，这是当时极有影响的古典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穆雷1908至1936年在牛津任希腊文钦定讲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退休之前，因为他的巨大声誉和影响，牛津大学委托他推荐接班人。当时牛津校内多名希腊文学者对他退休后将腾出的讲座教授位子虎视眈眈，但他力排众议，选定他以前的学生、当时在伯明翰大学任职的陶育礼作他的接班人，因为陶育礼当时以出版研究新柏拉图主义学者普洛克鲁斯的著作而声名远播。陶育礼在伯明翰大学日子过得很惬意，但他不好意思拂却恩师穆雷的推荐，很勉强地接受了牛津的位子，并在这个位子上一直待到1960年退休。陶育礼在牛津期间，和汤因比也有一些业务往来。1940年汤因比找到他，问他是否有兴趣参与外交部外交研究与出版局的活动，特别是战后的研究计划。陶育礼答应了他的请求，着手研究德国的大学教育，很快完成《麦克米兰战争手册》以及《德国各大学与政治的关系纪要》两篇文献（David Phillips， “War-time Planning for the ’Re-education‘ of Germany： Prof. E. R. Dodds and the German Universities”，Oxford Review of Education， vol. 12， no. 2， 1986， p. 195）。后来他一直和外交部的研究局保持合作关系，这正是他得以1943年去中国一趟的政治基础。他在昆明期间也作了一个关于德国大学的报告，想必基于他1940年的研究。这么说来，陶育礼受汤因比委托研究德国大学教育、陶育礼去中国、陶育礼是穆雷的弟子、穆雷是汤因比的岳父、陶育礼与汤因比联名推举陈寅恪这一连串的事件和社会关系之间存在很多联系。我想，他找汤因比一起推举陈寅恪肯定考虑了汤因比和他长期合作以及汤因比是恩师穆雷的女婿这个因素。这样看来，汤因比和陶育礼应该勉强算师兄弟的关系了。

　　这里简要介绍一下穆雷，因为他整个家族很重要，且和中国略有一点瓜葛，主要是他孙女是中国艺术史家。他出生于悉尼，父亲是新南威尔士议员，被英王封为爵士。在他父亲死后，他于1877年与母亲移居英格兰，后入学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受古典学教育。他曾在1889-1899年任格拉斯哥大学希腊文教授，之后回到牛津，撰写了大量戏剧和政治作品，与192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萧伯纳成为好友。1908年他被聘为牛津的讲座教授，翻译了大量希腊戏剧。并积极参与政治活动，长期支持英格兰自由党。因为政治观点的不同，他和好友哲学家罗素决裂。他父亲和哥哥都是爵士，他在1912年也封爵，但他拒绝接受。他们一家名人辈出。他的次子是西班牙内战的战地记者，支持反法西斯运动，不幸英年早逝。孙女安·帕鲁丹（Ann Paludan）是中国学专家，出版了多本建筑史著作，其丈夫是丹麦驻华大使，他们夫妇曾在1972至1976年常住北京。安的儿子琼斯（Mark Jones）曾任苏格兰国家博物馆馆长、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馆长，现任牛津大学圣十字学院院长，也受封爵士。

　　库克（其讣告见D. Winton Thomas， “Stanley Arthur Cook， 1873-1949”，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vol. 36， 1950， pp. 261-276）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但父亲却极为热爱音乐和科学。不过，库克从小即对人文更感兴趣，学了很多语言——希伯来语、拉丁语、希腊语、法语。他1891年进入剑桥大学学习，获得很多奖学金，1895年毕业，但1896年未能通过大英博物馆的考试，进馆工作的希望破灭。此后他为《圣经百科全书》编辑部工作了七年，有机会接触了当时一些顶尖学者的著作。之后1904至1932年他获聘为剑桥希伯来语讲师，从1902至1932年他也参与编辑《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季刊》，中间还参与编辑《大英百科全书》第十一版（1910-1911），以及《剑桥古代史》（1923-1927）。1925年被选为英国旧约学会会长，1931年被选为美国圣经学会荣誉会员，1932年获聘为剑桥希伯来语钦定讲座教授（Regius Professor），他是这一位置历史上第一位身份为非教士的学者，但他只做了六年便于1938年退休，同年获得牛津大学荣誉博士，之前在1937年获得阿伯丁大学荣誉博士。1938年他获得牛津大学荣誉博士时，陶育礼正担任牛津大学希腊文钦定讲座教授，肯定参与了库克获得这一荣誉的遴选工作。库克的学术生涯以1910年为分界线，前期专注于传统闪米特语言、铭文、历史，以及旧约文献学与考古学，也包括一些对叙利亚文献和景教的研究。他后期转向心理学、社会学、哲学和宗教学的研究。他被认为是语言学家、铭文学家、考古学家、宗教学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这样广博的学术领域可能便是他被陶育礼拉去推举陈寅恪的缘由所在了。

　　综上所述，在修中诚邀请下，陶育礼和李约瑟作为英国文化与科学使团1943年3月到8月访问中国，受到国民政府的接待，并双双被聘为中研院通讯研究员。陶育礼访问了昆明、成都、桂林，在成都转达了英国学术院对中研院的问候。他在桂林很可能也见到了陈寅恪。他回国后，即在1944年邀请自己的好友、恩师穆雷的女婿汤因比以及老前辈库克一起联名推举陈寅恪为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1944年7月12日在伦敦伯林顿花园六号召开的院士大会通过了陈寅恪当选英国学术院通讯院士的提案。此后陈寅恪作为通讯院士的记录一直出现在《英国学术院院刊》，一直到1975年。

作者：陈怀宇，来源：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