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指责张国焘分裂中央铁证密电真存在吗？（下）

对“密电”重要关联者的探究

吕黎平“帮助翻译”“密电”及递送“密电”的说法，成为“密电”问题的重要节点，自然吕黎平也就成为“密电”问题的重要关联者。然而，正是这一说法令人困惑不解，他的行为使人顿生疑窦。

首先，吕黎平绝对没有译电和递送“密电”的资格。笔者长期从事红四方面军历史研究，据我所知，在一、四方面军会师前，红四方面军电台还不多，其为数不多的几部电台，既要做通讯，有的还要做侦听，而做通讯的主要由总部和担负远距离独立行动的部队使用。比如，1935年5月底，李先念奉命率部南下懋功地区迎接中央红军，带了一部电台。而6月20日，张国焘南下懋功两河口与中央会合，就没有带电台。后来他与红四方面军总部徐向前、陈昌浩联系就是利用李先念所带电台。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因一方面军电台较多，中央抽调了几部电台给四方面军部队使用，至此，四方面军下属各军才配齐了电台。当时，会合后的10余万红军部队，由于各自担负任务的需要，分布在川西北高原的五六万平方公里的广大地域上，相互联系主要依靠电台。各单位所配电台也基本固定。比如，后来分左右路军时，左路军朱德、张国焘使用宋侃夫台，右路军徐向前、陈昌浩使用王子纲台。另有二局的蔡威台，也跟着徐、陈。也就是说，当时跟左路红军总部（朱、张）的只有宋侃夫台，跟右路前敌指挥部（徐、陈）的只有王子纲台、蔡威台（蔡威为二局局长，该台主要搞侦察，此时也跟徐、陈）。因此，宋侃夫说那时“张国焘发电报只能经过我这里，他不可能在别的台发”，“那边（右路军）只有蔡威、王子纲能译，译出来只能交徐、陈”。这就是当时的客观情况。所以，在徐、陈的前敌指挥部所配属的电台中要译出张国焘的电报来，是绕不过王子纲、蔡威的。当时电台属机要部门，一部电台的保卫极为严密，常常是一个连的警卫部队，内勤外勤，极为周密，无关人员是绝不可能接近的。吕黎平（一方面军干部）时为作战科副科长，他没有资格进入机要重地，更不可能越俎代庖，帮助译电。同时，一、四方面军密码不同，密码又不在手中，他如何能译？并且当时巴西、班佑地区房屋有限，部队驻扎分散，吕黎平所属作战科与机要电台并不在一块，他也绝无跑到机要科闲逛的可能。

所以，红二方面军老战士、曾任昆明军区空军政治部副主任的陈靖曾当面质问和批评吕黎平。陈靖说：“我问吕黎平：你一个作战科的副科长，怎么能看到属于机要科的密电？按纪律规定，你是不能跑到机要科串的。吕回答：是帮助翻译。我说，这可能吗？还有，给徐向前、陈昌浩的电报，你怎么能看？这是犯纪律的！电报又不是给叶剑英的，你怎么还能给他呢？吕黎平支支吾吾，无言以对。这都是不可能的，编得漏洞百出，还说怎么送给毛泽东。收发报的两方面，谁都说没有。吕黎平是捏造出来的。还说是人家让他说的。”“如果真有的话，1937年批张国焘批得那样厉害，连桃色新闻张国焘如何摧残16岁的小姑娘的事都拿出来了，怎么不把这拿出来？1938年张国焘出走，开除党籍时怎么也不拿出来？”“怎么出来的呢？叶剑英把吕黎平找到北京，谈了一次话，吕黎平就开始讲了。其实，这都是毛泽东为了找理由。”（陈靖与笔者的谈话，2001年7月22日）

其次，吕黎平所述“密电”内容前后矛盾，缺乏可信度。他在其署名文章《严峻的时刻》中，这样介绍“密电”内容：“×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时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他们不听劝告，应立即监视其行动，若执迷不悟，坚持北进，则以武力解决之。执行情况，望及时电复。”（《解放军报》1979年5月1日）

虽然他的记忆功夫貌似清晰，但是，这里刻意编造的痕迹十分明显。笔者翻阅过的张国焘所发电文不下千份，但从未见过有“余”字的自称。并且，这里只是“密电”内容的一种说法，同样出自他的口中，“密电”内容有多种说法。他在另一次回忆中，其“密电”内容则是：“×日电悉。余经长期考虑，目前北进时机不成熟，在川康边境建立根据地最为适宜。俟革命来潮再向东北方向发展，望劝毛（主席）、周（恩来）、张（闻天）放弃毛儿盖方案，同右路军回头南下。如果他们不听劝告，应监视其行动，若坚持北进，则应开展党内斗争，彻底解决之。”（转引自范硕：《红军长征中的“密电事件”揭秘》，《中华儿女》国内版，2003年第十一期）此电文关键的后一部分，与前一次电文的后一部分内容上有很大区别。并且，前一次，吕黎平把接收和译出及递送“密电”的时间，说在9月8日，这一次，说在9月9日。

他于1984年9月7日在军事科学院的一个小型座谈会上又这样回忆“密电”内容：“以前我回忆的只是大意，事过五十多年，不一定记得一字不错，但有几点是肯定的：（一）坚决反对北上；（二）要右路军回头南下；（三）如中央不同意南下就要监视其行动，要‘彻底解决’或是‘武力解决’。”（转引自《叶剑英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115页）

他还在另一篇回忆文章《在严峻的时刻》，再一次叙述了“密电”内容：“9月9日，张国焘背着党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提出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红军长征·回忆史料》第一册，解放军出版社1990年第583页）

这样，吕黎平笔下“密电”内容又变成“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了。严肃的历史文电，修来改去，变化无常。为什么出现如此多的变化呢？据范硕先生在《红军长征中的“密电事件”揭秘》中吐露，因为当时的军委某领导人“单独接见”了吕黎平，对他所回忆的“密电”内容并不看好，从而启发他“据我知道，电文不会那样长”，“要按毛主席的说法，抓住核心内容‘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吕黎平心领神会，所以，其回忆的“密电”内容“按需”作了调整。然而，历史电文变来变去，它又能值几何？

与吕黎平所说译电版截然不同的贺俊桢破译版“密电”更令人匪夷所思。贺俊桢长征时任中革军委二局报务员，建国后曾任解放军无线电技术学校校长等职。他在接受范硕先生访问时说道：“我们二局的主要任务是侦破敌人的电台密码。在一、四方面军分家前气氛就比较紧张，我们就注意收听四方面军的电台。”“当时我们破译的水平比较高。破译电报的是一科科长叫曹向人（曹祥仁），译后交给曾（希圣）局长，由曾局长和叶帅联系。那个电报我是收到看到了，是‘十万火急’（当时电报分等级，有记号，与国民党的不一样。四方面军自己有密码。这个报是用他们的密码，但我们可以破译）。”（范硕：《红军长征中的“密电事件”揭秘》，《中华儿女》国内版，2003年第十二期）

请注意，如果相信他的话是真的，这就出现了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正如他所说，二局是搞侦听破译的，是专门对付敌人的，现在拿来对付兄弟的红四方面军，这可是件大事，是一种非常行为，谁这样决定的？可能吗？

不过，还请注意，如果相信他所说的是真的，并按这一逻辑来推理，那这里就有了一个惊人的大发现：它给了人们一个获得破解“‘密电’找不到了”这个世纪谜案的最后线索，并回答了一个“密电”藏身之处的大问题。这也就是说，已经有了两份内容一致的“密电”：一份“吕氏译电”，一份“贺氏破译电”。其中的“吕氏译电”就算是叶剑英看完后，交给陈昌浩了，这份译电失踪了（曾有人诬指陈昌浩藏匿或销毁了“密电”），但是，那份破译出来的“贺氏破译电”不是还在吗？因为它是用非常手段破译出来的，当然决不会也交给陈昌浩，也决不能让陈昌浩知情。这也就是说，这份电报的原破译件还在有关高层人物手中，因为，从贺氏提供的情况看来，这份电报只能是到了他们那里，按说绝不可能会有丢失的道理。

可是，这就又奇怪了！若干年来，这份“密电”老不露面。20世纪80年代初，党史专家胡华在会议上公然宣称“武力危害中央的问题，危害的实质不能改变”，“电报在叶帅手里”。（转引自朱玉：《与廖盖隆谈话要点》，1982年10月28日）结果有人来到叶剑英处，找出来的还是一张报纸，还是报纸上那段吕黎平的回忆。贺俊桢不过是讲了一个“天方夜谭”的故事。

叶剑英是“密电”问题的最关键的关联者，是首先提出“密电”问题的毛泽东在发言中唯一涉及的人物。同时，毛泽东还着重指出了当时叶剑英“偷来给我们看”的电报内容。数十年来，关于“密电”问题的文章可谓汗牛充栋，而无数与“密电”问题毫无关联的人士也都要来发表一通关于“密电”内容的文字。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偏偏最为关键的当事人叶剑英关于“密电”内容的具体说法，始终没有公布，笔者找遍了所有有关材料，都找不出叶剑英直接叙述“密电”内容的文字。

历史证明，叶剑英是一位大智慧者，他饱览历史风云，“一生唯谨慎”，“大事不糊涂”，自然也就有自己行事的逻辑和风格。不过，他终究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道难解之谜。

“密电”问题产生的特殊背景

毛泽东为什么在1937年3月突然端出张国焘“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种既令举座震惊，又无案可查的“密电”问题呢？答案就存在于当时的背景中。这一背景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半年前的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二、四三个方面军在会宁会师，长期独立奋战的三支红军主力终于汇集在一起，从此，中央和军委直接领导指挥全国红军的局面正式形成。同时，这种领导指挥的大统一，又有赖于指挥权威的进一步强化。第二，刚刚发生的红西路军的失败，不仅是中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重大损失，也必然会对国内政治生态和党内政治权力结构发生重大影响。第三，由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建立，国共合作、全民抗战的总趋势正在加速形成，中共已摆脱困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而此时身在陕北的中央领导人也正信心满满，底气十足。毛泽东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在批张国焘时，说到西路军，给西路军定性；说到“密电”问题，给张国焘在长征中的分裂主义定性。

历史事实早已证明，这些说法并不实事求是。比如西路军。早在会宁会师前，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从国际战略和中国革命发展大局出发，决定中国红军向西靠近苏联，打通国际路线，取得苏联的援助。于是，在中央和军委的直接领导指挥下，红军西渡黄河，发起宁夏战役，不久，过河部队组成西路军，进军河西走廊，计划从新疆方向打通苏联。红西路军艰苦奋战，有力地策应了党中央和河东主力部队的生存与安全，以及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但是，由于中央军委战略指挥等方面的严重失误，二万余人的西路军虽经艰苦作战，终于在1937年3月惨遭失败。就在红西路军失败之时，延安发起了批判张国焘运动，“清算国焘路线”。运动发起之前，中共中央按组织原则曾向共产国际书记处作过请示，遭到了明确制止和严肃批评。“我们认为，无论如何现在不宜就张国焘以前的错误做出专门决议并就此开展讨论，要千方百计避免激化党内关系和派别斗争。”（1937年3月2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致中共中央电，《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档案资料丛书》第15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第288页）而中共中央并没有顾及共产国际态度，延安的批张斗争按期进行，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渡河的时候，他（张国焘）要全部过去，过了三军我们才知道，于是只好顺水推舟，‘批准了’。”（《毛泽东在延安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3月27～31日）已经公开的大量历史文电表明，西渡黄河和西路军在河西军事行动的指挥者正是毛泽东。（参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369—401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803—1029页）他的这一说法，正是“张国焘擅自命令西渡黄河”、“西路军右倾逃跑”说法的最早来源。

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端出了“密电”问题：“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左路军和右路军的时候，叶剑英把秘密的命令偷来给我们看，我们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因为这电报上说：‘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如果稍微不慎重，那么会打起来的。”（《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第666页）历史地看，毛泽东这一说法，也另有缘由。1935年9月初，红军左路军在草地进军途中遭遇葛曲河涨水，张国焘遂顽固坚持南下，中央为了实施北上方针，于1935年9月9日深夜率领红一、三军和中央纵队连夜秘密出走，脱离右路军驻地单独北上。中央坚持北上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当时有的做法也欠妥，直到多年后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也还称其为“非布尔什维克的态度”。（洛甫（张闻天）：《整风笔记》，1943年12月）中央当时仓促北上，丢下了数百名伤病员；（徐陈给林聂彭电，1935年10月11日，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第20页）并瞒过了处于同一防线的友邻红四方面军部队，致使原驻地班佑被反动武装乘机侵占，次日凌晨，友邻红四军十师三十团猝不及防遭到敌人从班佑方向的突袭，损失百余人，红三十团团长负伤。（张国焘致林聂彭李并转恩洛博泽稼电，1935年9月12日1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48页）这些情况的发生，造成了严重的消极政治影响。当时，红军指战员，包括一方面军未走的同志，都很不理解，难免心生怨愤。而一同从中央苏区长征而来的五军、三十二军，则意见更大，特别是军领导人，认为把他们甩在草地里，尤为愤激难平。虽然时间过去了一年多，但是人们心里的疑虑和隔阂并未完全消除，因而，毛泽东这一“密电”之说，正是为了说明当时面临非常情况，“便不得不单独北上了”。很明显，“密电”问题正是对单独北上的政治交代。不可否认，对于人们思想疙瘩的解除，也发挥了非凡效能。

所以，毛泽东的“密电”之说，尽管缺乏事实根据，但是，它为张国焘的分裂行径定了性，纾解了人们在长征中因红军分裂产生的困惑，其目的还是为了清算张国焘的错误，肃清不利的消极政治影响，维护团结和统一，维护中央领导集体权威，以便迎接摆在党和人民军队面前的更为复杂和艰巨的新任务，这在当时无疑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这也就免不了其中的一部分人群将要面临委屈和不公平，同时也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夏宇立（军史专家，著有《史说长征》），《炎黄春秋》2011年第1期，原题为《长征“密电”问题的来龙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