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新青年》逐渐如钱玄同所说，差不多成了苏俄的汉译本。杂志从第八卷1号至6号连续编发的“俄罗斯研究”，集中介绍苏俄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女性地位等等。
1920年4月，胡适编好了《新青年》在京的最后一期，这时陈独秀已经被北洋政府盯住，不得不由李大钊护送，悄悄地潜回上海。陈独秀觉得北京舆论环境恶
化，与同人间的分歧亦越来越大，无法按照他的想法实施改革方案，所以决定将杂志重新移回上海。重归上海的《新青年》脱离了同人们的制约，成为一份提倡社会
主义的政治刊物。
9月1日，《新青年》第八卷1号与群益书社解除关系，这是陈独秀擅自决定的。杂志改组成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成立了“新青年社”办理编辑、印刷和发
行事务，兼社长与主编于一身的陈独秀更加率性而为了。这期开篇文章就是他的《谈政治》，其中点名批评胡适的“不谈政治”。
此前《新青年》也曾提倡“马克思学说”，在杂志内只有陈独秀、李大钊几人赞成，所以限制在思想文化层面上。陈独秀南下后，“在上海失业，我们乃请他专任
《新青年》杂志的编辑。这个‘编辑’的职务，便是他唯一的职业了。在上海陈氏又碰到了一批搞政治的朋友--那一批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因而自第七期以
后，那个以鼓吹‘文艺复兴’和‘文学革命’为宗旨的《新青年》杂志，就逐渐变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我们在北大之内反而没有杂志可以发表文章了”胡适口
述，唐德刚注译：《胡适口述自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作为一本兼容并蓄的杂志，《新青年》从百家争鸣逐渐变成了“一枝独秀”，独立知识分子的思考被政党立场代替了。陈独秀也彻底变了，研究马克思主义已不是他最主要工作，他需要立即组织一个政党，11月23日他在上海主持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
陈独秀虽不容于北洋军阀政府，却为南方革命党人重视。12月16日，陈独秀应粤军司令陈炯明的邀请，赴广东主持教育工作。《新青年》被他托付给一个同人们素不相识的陈望道，陈望道从第八卷5号起接替担任主编。
陈独秀赴广东奔赴革命之前，就《新青年》主编人选、编辑方针诸问题的意见通报胡适、高一涵，说明将杂志交由陈望道负责。陈望道是北京同人之前闻所未闻的，
仅仅在杂志第六卷1号上发过一篇短文。没有经过同人们讨论，就擅自把这么重要的阵地托付予人，难怪北京同人深为不满这种“家长作风”。
对于《新青年》赤化色彩过浓，陈独秀“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张静庐辑
注：《中国现代出版史料甲编》，中华书局，1954年。。在信中陈独秀解释是京中同人来稿太少缘故，以后让陈望道多多约稿就是。
这样近似敷衍的解释肯定不能让人满意，年少气盛的胡适立即回信表示异议。针对《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一语，胡适直言“北京同人抹淡的工夫决赶不上上海同人染浓的手段之神速”。如果想有意抹淡，这绝非易事。
胡适想出了三个办法：一是听《新青年》流为一种有特别色彩之杂志，而另创一个哲学文学的杂志；二是将《新青年》编辑部自九卷1号移到北京来，由北京同人发
表一个新宣言，支持注重学术思想艺文的改造，并声明不谈政治；三是让《新青年》停办，但这种方法似乎妨碍“新青年社”的营业，所以建议考虑前面二种。根据
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答陈独秀（1919年12月间），《胡适书信集》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胡适这封信，李大钊、钱玄同、陶孟和是知道
的，高一涵等也见过。他们都对前面两种方法表示赞成。
鲁迅看到信后，在1921年的1月3日回信致胡适，认为胡适的三个建议都可以，但第二个办法最为顺当。当然他对胡适为保护《新青年》而提出的“声明不谈政治”不以为然，觉得是何等的天真。
就像西天取经团队里的八戒，鲁迅觉得该散伙就散伙多好，你回你的花果山，我回我的高老庄。原先各自就不在一个天空下，又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也就只好索性任他分裂了。
钱玄同认为这个团体本是自由组合，其中彼此意见相左，也只有照临时退席的办法，断不可提出解散的话。三天之后，钱玄同写信给胡适表明自己的立场，说《新青年》结合完全是彼此思想投契的结合，不是办公司的结合。所以彼此思想不投契了，尽可以宣告退席，不可要求别人不要办。
“换言之，即《新青年》若全体变为《苏维埃俄罗斯》的汉译本，甚至于说这是陈独秀、陈望道、李汉俊、袁振英等几个人的私产，我们也只可说陈独秀等办了一个
‘劳农化’的杂志，叫做《新青年》，我们和他全不相干而已，断断不能要求他们停板。”钱玄同：《钱玄同五四时期言论集》，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
钱玄同言下之意想让大家尊重创办者陈独秀的个人选择，但是称他们曾共同耕耘的园地为“私产”，确实是无奈的表白。钱氏口口声声说直到今天，他们与陈独秀的感情丝毫没受影响，然而同人们缘分到了尽头，分手却不伤感情几乎是不可能。
思想是否投契是彼此的结合基础，这是《新青年》当初得以迅速崛起的原因，也是今日分道扬镳的根源。正如周氏兄弟所说：与其彼此隐忍迁就地合作，还是分裂的好。
此后陈望道以《新青年》为思想舆论阵地，极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了便于开展工作，陈望道特地从原居搬到陈独秀寓所，这里后来成为《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中国共产党机关亦设在这里。
《新青年》逐渐如钱玄同所说，差不多成了苏俄的汉译本。杂志从第八卷1号至6号连续编发的“俄罗斯研究”，集中介绍苏俄的政治、经济、社会教育、女性地位等等。
北京同人很少再为它写文章，撰稿人大部分是共产主义小组成员。陈独秀急切吁请周氏兄弟写稿，称唯有求助于他们两位。的确，北京同人只有周氏兄弟一如既往支持刊物，鲁迅仍在上面发表小说《故乡》，给这个困顿的刊物以最后的慰藉。
《新青年》这时迭遇不幸，第八卷5号编订还没出版就被租界巡捕房查没，并严禁在上海印刷发行。自此编辑部由公开转向地下。第八卷6号不得不声明社址迁到广州，以作烟雾弹。
在如此艰苦条件下，杂志一直撑到陈独秀1921年8月回上海，及至陈独秀再次被捕，连带刊物和全部印刷品都被搜去。到了1922年7月，《新青年》最终停刊了事。
从1915年到1922年，《新青年》走过了辉煌的7年，作为新文化运动之摇篮和滥觞，不但萃思想经典和启蒙时代智慧，而且诞生了世纪预言。它曾集中了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翻检全人类的文明成果，对照检查中国的问题，寻求国富民强的兴盛之路。
《新青年》反对关在传统牢笼里的故步自封，高举民主和科学推动新道德和新文学建设，煽起了思想启蒙的狂飙，唤醒了民族灵魂的觉醒，直接奠定了五四运动的思
想基础。所表现出来的科学主义、民族主义、高调民主与乌托邦，这几条结晶成五四运动的红线，竟成为后来激进主义的思想来源。
还有其以斩草除根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坚决的扬弃，“打倒孔家店”为新知识和新思想腾出空间，这些偏激的做法对传统文化伤害深远。学衡派吴宓曾客观描述当
时反孔情形时说：“而近一年中，若武汉湘中等地，摧毁孔庙，斩杀儒者，推倒礼教，打破羞耻，其行动之激烈暴厉，几令人疑其为反对文明社会，非特反对孔子而
已。”吴宓：《孔子之价值及孔教之精义》，《大公报》，1927年9月22日。
如同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全盘西方文化却又水土不服，让后来几代人那么多年来，一方面自动撤退到中国文化的边缘，另一方面又始终徘徊在西方文化的边
缘，好像大海上迷失了的一叶孤舟，两边都靠不上岸。海外的余英时、林毓生、张灏甚至把它和“文革”相提并论，认为全盘反传统带来了中国意识的危机，才会有
后来的“文革”。
通过反思我们会发觉《新青年》并不是金科玉律，真理中夹杂着谬误。然而终究瑕不掩瑜，谈论中国的现代史，《新青年》就像一标杆矗立在那里，怎么也无法绕
过。正如胡适所说：“《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它作为一个文化意义上的角色被反复演绎和叙述，已开创了一个具有标志性的时
代。
历史的车轮轰隆隆碾过，《新青年》那振聋发聩的声音却在岁月的山谷间回荡。曾经的叱咤风云尽管风流云散，但她的精魂仍在当代飞舞。当我们回眸那段壮丽的精
神日出时，并非只是某种为了忘却的纪念。《新青年》点燃了民主与科学之火，擂起了思想解放的战鼓，直到今天，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它的影响并为之继续跋涉前
行。
摘自《杂志民国：刊物里的时代风云》，作者：周为筠，金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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