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纯：胡适犯了一次糊涂

　　在中国的古代史中，明朝的悲剧特别多。明初方孝孺被虐杀和“灭十族”一案，实在鲜血淋漓，鬼影幢幢，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重大历史事件，多有学者就此事发表自己的观点。胡适先生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以反封建倡科学为己任，但他在晚年分析方孝孺其人的时候，却犯了一次糊涂。当代学者资中筠先生对方孝孺之死的分析，比胡适识高一筹。

　　1961年1月11日胡适和他的秘书胡颂平聊天，说起了方孝孺。胡适说：“方孝孺是明初一个了不起的人。外人常说中国很少殉道的人，或说为了信仰杀身殉道的人很少；但仔细想想，这是不确的。我们的圣人孔夫子在二千五百年前，就提倡‘有杀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这是我们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有独立的思想、独立的人格而殉道的不少。方孝孺就是为主张、为信仰，为他的思想而杀身成仁的一个人。”胡适还说：“方孝孺在燕王（笔者注：燕王即朱棣，后来的明成祖，年号“永乐”）进入南京后，因拒绝起草即位诏被杀了十族。当时姚广孝曾劝明成祖给读书人留个种子，明成祖不听，终于把他灭九族，灭十族（九族灭了八百多人，连十族算起来共一千多人）。甚至留有方孝孺片纸只字也是有罪的，这是明成祖要毁灭方孝孺的政治思想。所以以后明朝二百年，再没有政治思想家。我国政治思想在十四世纪以前，决不逊于欧洲，但近五百年来何以不振，这是由于方孝孺被杀的惨剧所造成的。”（1984年台湾出版的《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第110—112页）

　　胡适的上述言论非同小可，它关系到自明成祖以后，对近五百年中国历史的认识和评价，也给读者留下了一系列的问号，如明成祖是怎样一个人？方孝孺是怎样一个人？方孝孺为坚持什么信仰而遭灭十族之害？自方孝孺惨剧发生后明朝再没有出现过政治思想家了吗？最重大的问题是中国近五百多年“不振”的原因是什么？为了弄清这些问题，必须先简要地说一下明朝建立之初，那些因争夺权位而产生的血腥厮杀，即方孝孺生存于世的时代背景。

　　朱元璋是明朝的开国皇帝，他肯定是一个特别好色的家伙，所以竟生了26个儿子（还有多少女儿，不详）。明太祖朱元璋在位的时候，封其长子朱标为皇太子，封其他的儿子各自为王，其中朱标之四弟朱棣被封为燕王。朱标与朱棣的性格和才能大不相同，在民间传说着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天朱元璋举行阅兵式，朱标、朱棣陪同在侧。阅兵场上万马奔腾，那些马尾巴由下垂而飞动。朱元璋见景生情，龙颜大喜，随口说了“风吹马尾千条线”，作为上联，令朱标和朱棣对出下联。朱棣应对道：“日照龙鳞万点金”。朱元璋道：“嗯，不错，很有气魄。”然后问太子朱标：“你呢？”朱标先是不作声，在朱元璋的追问下，他嗫嚅道：“雨打……羊毛……一片毡”。从字面上看，朱标对出的下联无可挑剔，简直妙极了：“雨打”对“风吹”，“羊毛”对“马尾”，“一片毡”对“千条线”。可是，“雨打羊毛一片毡”的意境太窝囊，太泄气。为此，朱元璋甚感扫兴，阅兵式匆匆收场。从此，朱标有了个绰号，名曰“雨打羊毛一片毡”。

　　以上这个传说的故事，说明当了皇太子的朱标是个窝囊废，而燕王在人们的心目中既有才干又有野心，绝非等闲之辈。

　　朱标不仅窝囊，而且短寿。1392年朱元璋还健在时，朱标就一病呜呼了。此时，朱元璋没有从其他的儿子中另立皇太子，而是看中了朱标的次子，即朱元璋的孙子朱允炆，立他为皇太孙。对此，燕王朱棣心怀不满。1398年，71岁的朱元璋驾崩，时年 22岁的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这时候，年轻的建文帝面临着一群实权大小不一、各自为王的叔叔们，其中野心勃勃的燕王朱棣住在元朝的旧都北平，握有重兵，对南京的皇位虎视眈眈。朱元璋死后才一年，燕王就以“清君侧”为名造反了。经过多次的拉锯战，1402年燕王获胜，建文帝下落不明。1403年燕王登基，是为明成祖，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永乐皇帝。

　　方孝孺的一生（1357—1402）就处在上述时代背景之中。他1357年生于浙江宁海，比朱元璋小29岁，比建文帝年长20岁，比燕王年长3岁。方孝孺和明初的三个皇帝关系，构成了他先大喜后大悲的人生。

　　明代杰出的思想家李贽曾为方孝孺立传（见1959年中华书局印行的《续藏书》第87—89页）。方孝孺的青少年时代是有名的才子，李贽写道：“孝孺自幼精敏绝伦，双眸炯炯，日读书积寸。为文雄迈深醇，乡人呼为小韩子”（注：即小韩愈）。方孝孺成年后师从名儒宋濂，其学识更上层楼，其才干如囊中之锥。洪武十五年，经吴沉、杨枢等人的举荐，方孝孺受到朱元璋的接见，此时他才25岁。朱元璋召见方孝孺后，对他的孙子说：“此庄士，当老其才。”但因方孝孺强调施仁政，不合朱元璋的口味，因此没有及时得到重用，而是让他回乡备用了。

　　不久，方孝孺的家族与仇人争斗，败北，入狱。朱元璋得知此事后，以皇上之尊开释方孝孺，因此方孝孺对朱元璋的救命之恩必定是深铭于心的。10年后，方孝孺再次受到朱元璋的召见，被任命为陕西汉中学府的教授。建文帝继位后，方孝孺被召至朝中，任为“翰林博士”，担当了朝廷第一笔杆子的角色，成了建文帝最器重和信任的人，实际上方孝孺有“帝师”之尊。对此，他甚为惬意。有诗云：


　　一

　　斧扆临轩几砚间，春风和气满龙颜。细听天语挥毫久，携得香烟两袖还。

　　二

　　风软彤庭尚薄寒，御炉香绕玉栏干。黄门忽报文渊阁，天子看书召讲官。

　　“天子看书召讲官”“携得香烟两袖还”，给天子当讲官，这是何等的荣耀！而这个讲官就是方孝孺自己。从以上的经历看，方孝孺对朱元璋和建文帝颇怀知遇之恩。燕王造反后，建文帝讨伐燕王的檄文，皆出自方孝孺的手笔。但是，燕王造反终于成功，1402年6月他占领了南京，建文帝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有人说他自焚了，有人说他出家为僧了，这个短命皇帝的下落成了至今没有弄清楚的千古之谜。

　　燕王入主南京后，建文帝的旧臣有的自杀，有的逃跑，有的归顺。燕王认为方孝孺的文才可用，并没有杀他的意思，而是想让他为自己效力。但是方孝孺有着牢不可破的正统皇权思想，他只承认和效忠于朱元璋指定的继承人建文帝，认为燕王是叛逆之徒。所以燕王得势后，方孝孺穿着孝服恸哭不已。至此，燕王还是没有杀方孝孺，而是令他起草即位的诏书，还多次称他为“先生”。李贽在方孝孺的传记中写道：“诏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数字云云，投笔于地，又大哭，且哭且骂曰死即死，诏不可草。”因此燕王大怒，命将方孝孺“磔于市”（磔，用车撕裂人体，或将人一刀刀地割死的酷刑，即剐）。另据《明史》第4019页记载，方孝孺死前作绝命词如下：

　　天降离乱兮孰知其由，
　　奸臣得计兮谋国用犹。
　　忠臣发愤兮血泪交流，
　　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
　　呜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方孝孺死时46岁，其妻子，二子二女均自杀。因为方孝孺遭到“灭九族”，再加上其门生也被株连，因此是历史上罕见的“灭十族”。遭到方孝孺的株连共死了多少人？李贽的《方孝孺传》，范文澜等人撰著的《中国通史》中都说被杀者共873人。简略地说，以上这些，就是方孝孺其人其事。

　　我们常人，杀只鸡都手软；帝王则不同，杀多少人、死多少人，哪怕数以千万计，他们都无动于衷，甚至以杀人为快乐事。我们阅读和研究历史，必须了解历代帝王的这种心态。燕王暴戾凶残，杀人如麻，说明了封建皇帝无比的狠毒，这是毫无疑义的。就方孝孺而言，从人格上讲，他不随波逐流，不计个人生死得失，这比那些蝇营狗苟、唯利是图的变色龙要高尚得多。但方孝孺笃诚的信仰是什么？他为什么而视死如归？他殉的是什么“道”？这才是问题的核心。从方孝孺的诗作和绝命词上看，方孝孺用生命维护的不过是皇权的正统性，加上报答朱元璋和建文帝的知遇之恩，即“士为知己者死”。再具体地说，他效忠的是朱元璋金口玉言，一言九鼎。如果当年朱元璋把皇位交给燕王，方孝孺同样会效忠燕王登基为新皇帝。胡适认为方孝孺之死是“杀身成仁”，显然不对路，是犯糊涂。再者，方孝孺为了维护建文帝的正统地位不惜生命，无可非议，但面对“灭九族”“灭十族”的危机，方孝孺毫不顾及数百个鲜活的生命，似有人性的缺失。燕王的暴虐自不待言，方孝孺对他人生命的冷漠也是一种负面的、皇权高于一切的封建思想。这种封建思想从帝王的行为中表现出来不足为怪，而从臣子的思想和行为中如此强烈地表现出来，真是君临一切，奴才甘当奴才天经地义，这更反映了中国古代历史的悲剧性。

　　为了拔高方孝孺和方孝孺事件的历史价值，可爱的胡适先生一反他一贯严谨的学风，竟说方孝孺死后，明朝不再有政治思想家，这就完全违背了史实。张居正、海瑞、郑成功……都是有重大影响的政治思想家，他们的历史地位也都在方孝孺之上。

　　胡适说：“我国的政治思想在十四世纪以前，决不逊于欧洲，但近五百年来何以不振，这是由于方孝孺被杀的惨剧所造成的。”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是可以立住脚的，因为十四世纪以前，即文艺复兴运动以前，欧洲处在漫长的、黑暗的、神学统治的中世纪阶段，而中国历来不是一个宗教统治的国家。但认为中国近五百年来“不振”，是方孝孺被惨杀的结果，这无论在事实上、逻辑上、因果关系上都根本说不通的。我无意贬低胡适先生，但他无限夸大方孝孺被杀的历史影响，有背于他一贯的反封建立场，只能被看做是脱口而出地说了一句糊涂话，而这与胡适一生的信仰是很不协调的。但是，细思之，胡适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有待深入研究的大问题：中国近五百年来的封建社会何以“不振”？欧洲五百年来的资本主义何以“大振”？这是一个历史研究的大课题，目前还没有公认的、权威性的答案。



　　近读资中筠先生的《士人风骨》一书，其中有文史随笔“方孝孺和布鲁诺”一文。方孝孺是惨遭磔刑而死的，布鲁诺是被罗马教廷活活烧死的，资先生把方孝孺和布鲁诺的死因加以比较，这一比，雾蒙蒙的历史画面虽然没有全然亮相，但似乎清晰了许多。布鲁诺是为坚持“地球围着太阳转”这一发现而宁死不屈的，他用生命捍卫的是科学，是真理，这是对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神学的挑战和打击。布鲁诺虽然惨死了，但他的后面还有无数个伽利略之类的科学勇士。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科学一步一步地胜利，欧洲的振兴其实就是科学的振兴，人家的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我们中国呢？资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方孝孺维护的是什么呢？是朱元璋的孙子还是另一个儿子当皇帝，这里面有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吗？”“至少从秦统一中国两千年中，一代一代的中国士大夫为帝王的‘家事’操心，耗尽聪明才智，献出理想、忠诚，多少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这种努力推动历史前进了么？”所谓士大夫，就是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作出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但他们那种不可犯上作乱，对皇权的全力维护乃至献身，从宏观的历史脉络来看则是一种负面的东西。沿着这种皇权至上的路走下去，竟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直到19世纪末，因为中国古老的大门被逼开了，少数先进的知识分子开眼看世界，皇权才开始动摇，才学来了“君主立宪”的主张，进而有了推翻帝制的革命主张。是像布鲁诺那样为维护科学而献身，还是像方孝孺那样为维护皇权的正统性而献身，将这两者进行比较，对于回答中国“近五百年来何以不振”，至少具有启发性的意义。

作者:邵纯，来源: 学习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