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延安整风”：决不能训练青年去监视人

　　曾彦修，1919年6月生于四川宜宾。19岁奔赴延安，从陕北公学和延安马列学院毕业后，进入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亲历了40年代延安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

　　解放后，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南方日报社社长和总编辑等。1954年调北京，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辑。

　　1957年，曾彦修的“答黑板报记者问”编入中宣部的《宣教动态》，被康生点名批判。当时仍然担任反右领导成员的曾彦修，最终将自己划入右派名单，这让他成为中国第一个自报的“右派”。

　　1960年至1978年，曾彦修在上海《辞海》编辑所任编辑。1979年再度主管人民出版社，任总编辑、社长。1984年退休。1985年至2008年，潜心研究苏联崩溃的历史，著有《天堂往事略》一书。

　　在晚年的一首小诗中，他回首往事，“微觉此生未整人” 。他说，“反思一辈子，没害过人，这是一个最大的愉快，很大的幸福。”


　　被杀的不是工农是富家子弟

　　我是1919年生的，十一二岁时，恐怖就来了。我懂事起就恨蒋介石。说蒋是亲日派，要投降日本，确实不能成立。但他当时杀青年人杀得可怕，却是真的。

　　蒋介石把持政权以后，1927年到1933年，对共产党左翼人士进行屠杀。其实我们那里（四川宜宾）还不是蒋介石，而是本地的军阀政权。

　　杀掉的什么人呢？如今一天到晚说是工农。我们在城里听到的不是这样，是大少爷、二小姐，今天某家二小姐出事了，明天某家大少爷枪毙了……当然工农会有牺牲，会有杀头，我在城里不知道。

　　共产党员不等于是工农，我看见的全部都是知识分子。其实多是中学生，还有中学毕业的，这些人反倒不是穷光蛋，家里都相当富裕。被捕后，全家卖房产凑五千到一万，把他赎出来。赎出来的时候，要写悔过书，都是长辈在狱外给准备好的，“年幼无知，误入歧途”等。这算不算“自首”？

　　江青讲1927年到1937年是文化黑线，跟事实完全相反，这个话就是反革命。20年代到30年代，上海左翼文化，唤起了全中国的小知识分子，就是中学生以上，有那么百分之几的人开始觉悟。

　　那以后抗日救亡运动就开始了，1932年，我在四川宜宾叙州联合中学35班，李鹏的父亲也是那个中学的。35班五六十人，后来有3个人到了延安，多年彼此毫无联系，都是受左翼文化影响，并不是直接接受过共产党的什么宣传。

　　什么是左翼？不是上面哪一个单位组织派人来向我们宣传讲课，而是通过上海的左翼文化的作品，主要是文艺作品、电影、音乐等。社会科学类作品比较难懂，基本是翻译的。30年代上海这些东西的革命影响大得不得了。

　　假设没有上海租界，左翼文化运动还开展得起来吗？在北平、南京就不行。租界的情况，现在电影、电视里面反映的，不完全真实。租界里面实际上是很自由的，党中央的宣传部等都在租界里面搞。在共产党成立前后，印《共产党宣言》没那么困难。你印的书要发行到全国去，国民党禁，租界它禁止不了。

　　租界里面，国民党文武官员跟普通人平等待遇。国民革命军穿着军服进去是不行的，必须缴械。你乖乖地缴械，租界才准你进去，所以左翼文化运动开展得起来的一个条件，就是有租界。

　　1927年到1937年，左翼文化宣传里面，最好的办法是电影，电影特别伟大，好懂，大家爱看这个东西，只要是通铁路，长江岸边通船的中等城市，都有电影院。放一个《渔光曲》就不得了，青年们就轰动了。所以电影的贡献特别大。

　　我本人，还有很多人，都是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左翼文化送到延安去的。后来把30年代党的左翼的、革命的文学艺术界人士，统统打成反革命，实在是对不起中国人。


　　青年去荒凉边塞投什么机？

　　延安最活泼的时期是1938年到1939年秋天。两三万青年去了要吃饭啊，窑洞是新挖的，消费品都是外地运来的。再加上国民党封锁，到延安的人就比较少了，1940年人数大大减少了。

　　到延安的目的就是到前方去。打仗是长期酝酿在心中的感情，抗战一爆发，我们就想参加战斗了。没人想跑到西北黄土高原的小城，待个十年八年。做梦也没有想到。到延安之前知道这个边塞小城的荒凉，谈得上投机吗？青春、性命一概不要，只为救亡。

　　国民党不是也打仗吗？你为什么不到国民党那里去呢？国民党也在抗战，各种训练班也在招考。但是进步分子、左翼分子不相信国民党蒋介石真抗日，认为他没有能力抗战。我们当时一半是对蒋介石不信任，一半当然是幼稚。认为日本人来了，我们全民拿着枪、拿着刀，就可以打仗。

　　当时到延安去的有一些地下党员，他们当然是到延安报到，听党分配干什么。而我们其他人，就是为了能直接上战场，把日本帝国主义打倒。

　　但党中央不是这样准备的，像我们这样的人，算是“知识分子”，中学生到延安去就是知识分子，大学生就不得了。大学生也有，并不多。

　　党中央觉得这些人有用，按计划把这些人派往山西、山东、河北那些比较落后的、长期没动静的地方。派一个进步学生到500公里外的一个小镇，不到3个月，村里的人都闹开了。

　　这么一闹作用很大，青救会、扫旧会这套都搞起来了。我这个人，不会唱歌，不会演戏，什么都不会，但我到一个小村子去搞3个月，基本上群众团体都搞起来了。特别是经过共产党训练以后，都有这个本事。到一些落后的、两三万人的小镇，3个月到半年，就会给你搅翻。

　　整风之前，一天到晚唱救亡歌曲，唱《黄河大合唱》。活跃是表面上的，一切均是抗日救亡，其他事情并未涉及。


　　整风前完全沉寂

　　到了整风运动，1940年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整风前延安就已完全沉寂下来了。

　　什么演戏、歌咏、贴标语、贴墙报，1938年后这些事儿已经没有了，大家都是进步青年贴它干什么？有些青年开始苦恼，这样下去，好像与原来的意气风发，1937年、1938年初到延安的想法不太一样。

　　1939年秋天以后，人口就大大减少了。没有饭吃了，这么多人，只消费不生产，人口必须疏散，就比较沉寂了。

　　1941年整风报告以前，延安所有报刊统统停了，第一个中央机关杂志《解放杂志》，1941年春天停刊；《八路军军政杂志》停刊，《中国青年》停刊，《中国妇女》、《中国工人》等等，全停刊了。好像丁玲他们也出过一个刊物，到1941年全部停了。

　　整风跟我们小青年其实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当然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全部停，说这些东西都不符合毛泽东思想。1941年7月间，开了一个什么会，把张闻天的职务也免了，这个我们一点也不知道。张闻天1942年1月就下乡，带着个农村调查团，我是跟着去的一个。

　　1942年开始整风，2月8号毛泽东作报告反对党八股。我们看见这个报告，兴奋得不得了。反对党八股开始时候也不是整我们，我们没有什么好整的。

　　开始是针对王明、博古、张闻天，他们是受苏联的影响，他们是错误的。

　　现在来看，即使是他们里面最有学问最文雅的张闻天，有的文章写得确实不好，打倒一切，什么都要打倒。张闻天自己也没有办法，只要不是共产党，统统打倒。斯大林最有名的一个谬论就是：中间派是危险的敌人！现在还印在书上。

　　整风开始后，1942年头三四个月，一些知识分子老党员，包括丁玲、王实味这些人在内，完全理解错了，以为这是真实的思想解放运动，大家要说什么，都来了。当时掌握《解放日报》的人也不太懂，所以就刊发了王实味的那些东西，也刊发了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其实《三八节有感》没有什么大的错误。

　　《三八节有感》说女同志受的照顾不够，重劳动也要参加，每个月例假也要去劳动，这种东西你说有什么反党呢？她只是作为老的女革命家，讲讲这些话罢了。

　　王实味用的是另外一种笔调，讽刺得很厉害。讽刺、挖苦，甚至带一点对敌斗争的语气，脾气大。是不是王实味的用心很坏？恐怕也不是。

　　整风一下子从反对王实味、丁玲开始了。上边的整风，是整教条主义，我们丝毫不知道。

　　下面的普通党员整什么呢？就整小资产阶级作风，开始人人检讨。整风开始是整这些小知识分子的“半条心”。半条心是指带着一种浪漫主义的思想来参加革命。


　　查“小广播”整“半条心”

　　下层整风从查“小广播”开始，“小广播”是指延安的青年人之间互相传递意见和看法，有些看法是对上层领导有意见，对领导不满意。这些意见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王实味《野百合花》里面的东西，不过没有王实味讲的那么尖锐。上面的听到了，“不得了，虽然这些小青年在延安，但他们不是来革命的，他们是反革命的”。

　　于是开始要求填小广播表，人人要填，填了再填，搞了大半年。后来发展为“抢救运动”，就是从这个事情干起来的，青年统统都变成了特务。填“小广播表”是哪一个人发明的？康生一个人发明？他恐怕没有那么大的力量。

　　小广播表填了之后就互相批判、揭发、告密，开始叫半条心。后来一揭发，就说你们是两条心。

　　整风到了后来就是每个人写检讨。检讨教条主义、个人主义，这是过不了关的，后来从小广播到半条心，开始有点升级了。怀疑这些青年：是不是像他们讲的那样，出于抗战热情到延安来的呢？究竟他们是来干什么的？成千成万地往延安涌，这背后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是不是国民党送来的？有那么多人真会牺牲一切到延安来找共产党吗？

　　一遍一遍逼得没有办法了，个别人就编造自己是甘肃兰州来的，说他加入的地下党是红旗党，是国民党特务成立的。不久我听康生报告，完全肯定了这是个“事实”。红旗党这个说法大概1942年夏天以后就普遍讲了。

　　他说地下党是特务组织。1937-1939年到延安来的，是国民党派进来的。这个说法怎么能相信呢？但是轻易就相信了。现在还有人坚持说延安当时是有国民党特务的，无非是想为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抢救运动”辩护。


　　那时候延安人人都是“大作家”

　　到了1942年，从半条心到两条心，再加上红旗党的胡说被听信以后，就开始对所有抗战以后进延安的人进行审查，不管你是党员也好，非党员也好，统统审查。有些人也不在此内，比较老的党员，陈伯达、周扬等不在内，怀疑的对象还是“一二·九”以后，1936年以后，参加救国会、民先队的，抗战以后到延安的。

　　一连几个月，日日夜夜都斗，你就变成国民党特务了。你必须交代，就编嘛，然后又联合起来斗我，我也变成国民党特务了，我只好承认了。

　　然后是交代，要写你在延安还有什么同伙。有些人经不住斗，就“招”出来一大批，于是就搞成了一个特务网。1943年7月，康生出来做了一个报告，在这个报告的基础上延安大概闹到1943年底，其他地方闹到1944年，叫“抢救运动”。

　　抢救你，挽救你，把你从国民党特务里抢救出来。这一来就乱了，是对当时到延安的青年一个根本上的认识错误，也是对1935年到1938年国民党区的大形势根本性的错误认识。这样做，共产党把自己的威信推翻了。至少，这些青年是因为蒋介石打日本不行、共产党打日本行才来的嘛。

　　所以，运动之后，人们完全停止互相交往。延安所有的单位都修土墙，这个土墙是自己修的，我也修过，把自己包围起来。整个延安分成了几十块，包起来了，互相之间有几年没有来往，1942年到1945年都不来往了。

　　1942年1月27日黎明之前，从杨家岭出发，张闻天带着一个农村调查团到晋西北去，我跟着去了。到1943年4月，一个电报调我回延安，一个人回来的。回来之后，我就参加了一两个月筑围墙的劳动，才发现到食堂去吃饭要互相看着，两个人看一个人，不允许自由行走了。

　　过了不久，7月份康生那个“抢救运动”报告会在杨家岭举行，我还去听了。康生讲特务很多，要接受中央提出的教训，弄来弄去都是AB团。他说中央里特务多得很啊，都是特务了。

　　哪晓得，回到单位后我就失去了自由，由几个人看着，斗了一两个月。“你在什么地方加入国民党的，谁派你来延安的，来延安干什么……”人人都编，我也“承认”了自己是国民党特务，但我绝不牵扯到别人。一个字也没有。

　　那时候延安人人都是“大作家”。每个人在整风、抢救运动写的东西加起来都有好几十万字，上百万字的都有。我也写了几十万字，干什么呢？骂自己。我有一条红线不能跨过，没有一个字涉及别人。

　　我认为共产党员就是要有个性、有胆量、有担当，不要害人。要人人检举，搞得人人不讲道德，还叫共产党？大家都成了软体动物，那叫思想改造好了？很滑稽。


　　决不能训练青年去监视人

　　后来，一个运动比一个运动厉害。为什么延安“抢救运动”的教训还不接受呢？我完全不懂！为什么要自己搞自己，越搞越厉害呢？搞到除了自己之外就没有别人了。

　　搞倒刘少奇，搞倒陶铸，周总理死前还要反复申辩。国民党刊登周恩来脱离共产党启事时，周已经到了中央苏区了，这是都知道的嘛。还要整他，这干什么啊？而且至死不放！

　　国民党都还讲精诚团结。没有“精诚”，就没有“团结”。互相猜忌到这个程度，周恩来也不信，刘少奇也不信，只有我一个人了。只有江青可靠。中国没有了，共产党也没有了，正气道德全部败坏，彻底败坏，把我们的后代也败坏了。败坏了什么呢？就是迫害别人以求上升，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把自己的人民变成互相监视，你报告我，我报告你。这个国家表面上看起来天天放炮，红旗招展，但道德哪里去了？人民的道德水平一堕落，这个国家就不可挽救了。苏联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再怎么样加强政治教育，都不能训练青年去监视人。这不叫思想工作、革命工作，也不是党务工作，这叫作特务工作。

　　特务工作绝对要在党内、在青年人内取消。这是毒害青年的心！不能干，绝对不能干。

　　我们养成了这种习惯，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地来，以为去监视别人、去报告别人就是对党忠心。这把我们的民族道德降低了，把我们广大青年的精神思想迫害了，人于是变得卑鄙起来。一个人一天到晚监视别人，书读得再好有什么意思呢？人格没有了嘛。


　　共产党要解放全人类，要解放劳苦大众，就要特别注意别伤害人类的道德良心。没有道德良心的提高怎么算共产主义？假的！吃得好一点，穿的好一点就是共产主义？监视人、报告人得到提升，这是最可怕的。

　　曾彦修，《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