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飞：读资治通鉴之商鞅变法有感

　　读《资治通鉴》之商鞅变法，夜不能寐，遂将其成败得失之感悟记于下，以讨教于网友。

　　《资治通鉴》曰：卫鞅欲变法，秦人不悦。卫鞅言于秦孝公曰：“夫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甘龙曰：“不然。缘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之。”卫鞅曰：“常人安于故俗，学者溺于所闻，以此两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公曰：“善。”以卫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

　　意思是：卫鞅想要变法，秦国人不高兴。卫鞅劝说秦孝公说：“对于贱民，不能期望同他们议定如何开始变革，却能够同他们同享变革成功的利益。讲究至高道德的人，不去附和世俗之见，能成就大事业的人不能期望同贱民们议定谋略。所以圣人治国，尚若能使国家富强，就不必拘泥于原有的法度。”甘龙说：“不对，沿用原有的法度治理国家，官吏熟练百姓习惯而能保持社会稳定。”卫鞅说：“平庸的人守旧俗，读死书的人局限在他们所知道的知识。这两种人，只能用来居官执法，却不能同他们议定旧有法制之外的事情。贤智的人能变更礼制，而愚蠢的人只能受其束缚。秦孝公说：“说得好！”便任命卫鞅为左庶长，于是制定了变法的命令。下令将人民编为五家一伍、十家一什，互相监督，犯法连坐。举报犯法者与杀敌立功的人获同等赏赐，不检举犯法者与降敌同样受罚。有功劳者，可以获得上等爵位；私下斗殴的，以其轻重程度处以大小刑罚。致力于本业，耕田织布生产粮食布匹多的人，免除他们的赋役。不务正业和因懒惰而贫穷者，将他们收为官奴。皇室宗亲贵族没有军功的，不赋予属籍称谓。各以尊贵的等级占有田宅、臣妾、衣服。有功勋的人得到荣誉地位，没有功劳的人即使富有也不得显耀。

　　其要点有三，一曰明法正名，二曰重赏严刑树立威信，三曰鼓励农耕富民强国。司马迁概括为：“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也就是推行新法的手段就是立信树威——徙木信赏立信；太子触犯新法，商鞅刑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必罚立威。

　　对此，《史记》作者司马迁给商鞅立传，写了一个故事：令既具，未布，（鞅）恐民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于国都市南门，募民有能徙置北门者，予十金。民怪之，莫敢徙。复日“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辄予五十金，以明不欺。卒下令。显然是以“信”为变法成功之本。《资治通鉴》进一步强化这个观点。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不善者反之，欺其邻国，欺其百姓，甚者欺其兄弟，欺其父子。上不信下，下不信上，上下离心，以至于败。所利不能药其所伤，所获不能补其所亡，岂不哀哉！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纯白，而商君尤称“刻薄”，又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商鞅之“不欺其民”有一些史实为据，至少遵循申子刑名学派之“循名以质实”的信条，有徙木立信以取信于民的史实。《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曰：“信赏必罚，其足以战。”这是变法成功的原因之一。但肯定不是主要原因。商鞅之“不欺其民”也非全部，说其“不欺其民”也有违史实。《资治通鉴》曰：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沦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如此“用法严酷，尝临渭沦囚，渭水尽赤”，商鞅欺其民甚矣！

　　其实，商鞅变法以信取胜的观点多有偏颇。用“霸者不欺四邻”来赞扬商鞅也是有违史实的。《资治通鉴》周纪二记曰：秦孝公听从了他的建议，派公孙鞅率兵攻打魏国。魏国也派公子为将军前来抵抗。军既相距，卫鞅遗公子书曰：“吾始与公子欢；今俱为两国将，不忍相攻，可与公子面相见盟，乐饮而罢兵，以安秦、魏之民。”公子以为然，乃相与会；盟已，饮，而卫鞅伏甲士，袭虏公子，因攻魏师，大破之。商鞅之对魏国公子非但不讲“信”，反而用诈坑之。其实，商鞅对民讲信对敌讲诈的做法反而无可非议。这也彰显了商鞅的政治人格。比起当今的某些政治精英来，其人格要正直得多。当今的某些政治精英则反其道而行之，对民用诈，对外敌用信；不但对华尔街大佬信誓旦旦，把中国的市场、资源、经济和财富一股脑都守信用地对他们“开放”，任其掠夺，甘当附庸。甚至把美国的无耻政客请进来当祖师爷，任意发指令，搞顶层设计，什么首重GDP，什么转基因粮食作物，什么“全球变暖”的科学骗局，什么私有化一股脑照办，不管是什么毒物，只要是能挟外自重什么都言听计从，根本不管会不会坑爹叛祖。

　　商鞅变法能够先胜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变法本身符合当时民众向往大一统以摆脱战乱苦海的意愿。

　　商鞅变法的两大具体措施，即重农耕发展经济实力，富民强国；以及变法构建了新的郡县制的封建官僚制度以代替过时的诸侯分封制。使秦国的社会组织有了重大的进步，开始形成此后数千年统治着中国的中央集权官僚体制。这种组织属于典型的Ａ型组织模式，也称为官僚层级制。官僚层级制不仅此后在中国经久不衰，甚至还传到欧洲，影响致深。

　　笔者在《从Ａ型组织到Ｍ型组织的变革》一文中指出过：Ａ型组织的基本特征是：①制度化、法规化的正式领导职位；②严格规定的等级层次结构；③明确划分的责、权、利体制和规定的工作关系；④以职务能力为主要依据的选用和等级迁升制度。整个组织有如一座金字塔，领导人高居塔尖。这种结构把个人的需求紧紧地与组织捆绑在一起，个人需求的满足，有赖于组织目标的达到；而且个人想得到的那一份，不得不依靠个人在组织中的层次等级而定。因而，一种无形的束缚使个人在群体所追求的利益到手之时，不可能自由放任地拼杀抢夺，而导致整个组织的破坏，组织具有一定程度的稳定性。人们追逐私利的冲动被束缚在阶梯式的组织结构中，形成相互约束的组织机制。

　　商鞅用刑名学派的正名和赏罚两柄两种手段有效地建构了基本符合Ａ型组织要求的完善社会组织，其中特别是有功劳者可获上爵，皇室宗亲贵族没有功劳的也不赋予属籍的“法不阿贵”的精神，有力地保证了“以职务能力为主要依据的选用和等级迁升制度”的实现，由此，也就能顺利完成Ａ型组织的构建，有效地消除了社会内部争斗内讧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保障了秦国经济实力的迅速发展，达到了富民强国的目的。这才是秦国能够完成统一大业的真正基础，而绝不是什么以信得天下。不像当今的某些政治精英，屡屡违背“法不阿贵”的原则而扯谈什么依法治国；对死不足惜的贪官污吏，动辄“死缓”，图谋“进步”到废除死刑而让贪官“安心”；而对贱民，决不手软，小贩自卫而误伤官方人命，必死无疑，根本不涉死刑慎用；吴英集资务商以求致富，严重威胁官家银行暴利，虽然罪不至死，也必严判死罪。于是导致连一个已经落后的Ａ型组织，也就是官僚组织，也无法完善构建。甚至彻底违背“以职务能力为主要依据的选用和等级迁升制度”的基本原则，拉帮结派，无德无能者充斥，官满为患；有德有能者被排挤，甚至严重外流。由此搅乱了整个社会组织，影响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影响真正的富民强国，而只图政治虚名来为自己的当政作辩护。

　　秦国重视经济实力的发展是长期、求实的。诸如《资治通鉴》卷六秦纪一就记载：欲疲秦人，使无东伐，乃使水工郑国为间于秦，凿泾水自仲山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中作而觉，秦人欲杀之。郑国曰：“臣为韩延数年之命。然渠成，亦秦万世之利也。”乃使卒为之。注填阏之水溉舄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关中由是益富饶。司马光这段记载的意思是，韩国想消耗秦国国力，使它无力东征。便派遣水利专家郑国充当间谍到秦国去劝说秦国，从仲山起开凿一条引泾水沿北山向东注入洛河的灌溉渠。工程进行中，秦国察觉了韩国的意图而要杀郑国。郑国说：“我只能为韩国延长几年寿命而已。但这条灌溉渠修成后，却是秦国万世之利。”秦王于是让他完成这项工程。这条水渠引污浊而有肥效的泾水灌溉四万多顷土地，每亩的收成高达六斛四斗，关中一带因此更加富裕。可见秦国的发展经济不图虚名，为的是真正的富民强国。这与当今的某些政治精英相比较，也就相当令人感慨！为了图虚名，张扬政绩，可以举全国之力铺张奢侈，乘机肥己，损耗国力，张扬所谓的盛世。并且由此引来一群危机四伏之饿狼，觊觎中国的财富，四面威逼，必吸干中国之血而后快。其政治人格甚至远逊于数千年前的政治家！不知以古老文明而自誉的某些中国政治精英，是退化了，还是滥竽充数？实在令人忐忑。

　　然而，商鞅变法短期的胜算却带来了长期的隐患，这些隐患不但导致商鞅本人的败亡，而且为秦朝的短命留下了伏笔。

　　《资治通鉴》卷二周纪二曰：秦孝公薨，子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发吏捕之。商君亡之魏；魏人不受，复内之秦。商君乃与其徒之商於，发兵北击郑。秦人攻商君，杀之，车裂以徇，尽灭其家。

　　意思是，秦国秦孝公去世，其子即位为秦惠文王。因公子虔的门下人指控商君要谋反，便派官吏前去捕捉他。商君逃往魏国，魏国人拒不接纳，还把他送回秦国。商君只好与他的门徒来到封地商於，起兵向北攻打郑县。秦国军队向商君进攻，将他斩杀，车裂分尸，全家老小也被杀光。

　　商鞅为了变法，贯彻“法不阿贵”的精神，得罪了秦太子及其下属而遭受报复，也算是为改革而做出最大的牺牲，改革者的勇气可嘉。这并不能称之为失败。商鞅之败却在于用滥用酷刑，残暴地驱使秦民为统治者卖命，满足贵族包括商鞅自己的富贵生活和政治野心。在此背后，也就潜藏着真正失败和长期祸害的根源。

　　《资治通鉴》卷二周纪二曰：初，商君相秦，用法严酷，尝临渭论囚，渭水尽赤。为相十年，人多怨之。赵良见商君，商君问曰：“子观我治秦孰与五大夫贤？”赵良曰：“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仆请终日正言而无诛，可乎？”商君曰：“诺。”赵良曰：“五大夫，荆之鄙人也，穆公举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国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东伐郑，三置晋君，一救荆祸。其为相也，劳不坐乘，暑不张盖。行于国中，不从车乘，不操干戈。五大夫死，秦国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谣，舂者不相杵。今君之见也，因嬖人景监以为主；其从政也，凌轹公族，残伤百姓。公子虔杜门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杀祝欢而黥公孙贾。《诗》曰：‘得人者兴，失人者崩。’此数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书》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此数者，非恃德也。君之危若朝露，而尚贪商於之富，宠秦国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商君弗从。居五月而难作。

　　意思是，起初，商君做秦相国时，法律极为严酷，他曾亲临渭河处决犯人，血流得河水都变红了。他任国相十年，人们多怨恨。一次，赵良来见商君，商君问他：“你看我治理秦国，与当年的五大夫百里奚谁更高明？”赵良说：“一千个人唯唯诺诺，不如有一个人敢于直言不讳。请允许我说心里话，而您不要加罪，可以吗？”商君说：“好的！”赵良直说：“五大夫，原是楚国的一个乡野之人，秦穆公把他从卑贱的养牛郎，提拔到万民之上、无人可及的崇高职位。他在秦国为相六七年，向东讨伐了郑国，三次为晋国扶立国君，一次拯救楚国于危难之中。他做国相，劳累了也不乘车，炎热的夏天也不打起伞盖。他在国中视察，从没有众多车马随从前拥后呼，也不舞刀弄剑咄咄逼人。五大夫死的时候，秦国的男女老少都痛哭流涕，连儿童也不再唱歌谣，舂米的人也不再唱舂杵的谣曲，以遵守丧礼。现在再来看您。您起初以结交主上的宠幸心腹景监为进身之途，待到掌权执政，就凌辱践踏贵族大家，残害百姓。弄得公子虔被迫杜门不出已经有八年之久。您又杀死祝欢，给公孙贾以刺面的刑罚。《诗经》中说：‘得人心者兴旺，失人心者灭亡。’上述几件事，可算不上是得人心。您的出行，后面尾随大批车辆甲士，孔武有力的侍卫在身边护卫，持矛挥戟的武士在车旁疾驰。这些保卫措施缺了一样，您就绝不出行。《尚书》中说：‘倚仗仁德者昌盛，凭借暴力者灭亡。’上述的几件事，可算不上是以德服人。您的危险处境正像早晨的露水，没有多少时间了，却还贪恋商於地方的富庶收入，在秦国独断专行，积蓄下百姓的怨恨。一旦秦王有个三长两短，秦国用来逮捕您的罪名还会少吗？”商君没有听从赵良的劝告。只过了五个月就大难临头了。

　　当今的政治精英有点五大夫令万民敬仰的风度吗？恐怕比之商君的骄横、贪财和耀武扬威有过之而无不及。商君独断专行，积蓄下百姓的怨恨而大难临头，还只是个人的不幸。如果一国的官僚此风泛滥成灾，那么人亡政息还能避免吗？

　　对于官吏的德才问题，《资治通鉴》周纪一威烈王二十三年记载，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意思是说，臣司马光曰：智伯的灭亡，在于才胜过德。才与德是不同的两回事，而世俗之人往往分不清，一概而论之曰贤明，于是就看错了人。所谓才，是指聪明、明察、坚强、果毅；所谓德，是指正直、公道、和合。才，是德的辅助；德，是才的统帅。云梦地方的竹子，天下都称为刚劲，然而如果不矫正其曲，不配上羽毛，就不能作为利箭穿透坚物。棠地方出产的铜材，天下都称为精利，然而如果不经熔烧铸造，不锻打出锋，就不能作为兵器击穿硬甲。所以，德才兼备称之为圣人；无德无才称之为愚人；德胜过才称之为君子；才胜过德称之为小人。挑选人才的方法，如果找不到圣人、君子而委任，与其得到小人，不如得到愚人。原因何在？因为君子持有才干把它用到善事上；而小人持有才干用来作恶。持有才干作善事，能处处行善；而凭借才干作恶，就无恶不作了。愚人尽管想作恶，因为智慧不济，气力不胜任，好像小狗扑人，人还能制服它。而小人既有足够的阴谋诡计来发挥邪恶，又有足够的力量来逞凶施暴，就如恶虎生翼，他的危害难道不大吗！有德的人令人尊敬，有才的人使人喜爱；对喜爱的人容易宠信专任，对尊敬的人容易疏远，所以察选人才者经常被人的才干所蒙蔽而忘记了考察他的品德。自古至今，国家的乱臣奸佞，家族的败家浪子，因为才有余而德不足，导致家国覆亡的多了，又何止智瑶呢！所以治国治家者如果能审察才与德两种不同的标准，知道选择的先后，又何必担心失去人才呢！

　　小人当政的危害之大，当今的国人身临其害，刻骨铭心。何以无德有歪才的小人当今能如此得势呢？

　　网友石公海“谁该为提拔贪官害国害民负责？”的博文指出：我们经常查出贪官污吏，有的贪官的作案时间长达二十甚至三十年，有的贪官越贪官越大，像广东韶关市公安局长叶树养，长达二十年边贪边升，越贪官越大，而官越大贪的钱越多。贪官都是害国害民的，奇怪的是，为什么让贪官污吏步步高升害国害民的上级有关领导没有谁去追究他们的责任？我们都知道，凡贪官都在贪污受贿的同时，也都存在行贿和买官卖官。贪官越当越大，每一次提拔都有卖官的嫌疑，那么，他的上级组织人事部门的有关领导就有卖官的可能。

　　卖一官事虽小，但由此而贪官结伙，走向集团化现代化那才可怕！网友惊呼，广东的贪官多，韶关首富一声吼，31厅官落马；茂名双规副市长杨光亮后面呢，又有多少贪官呢？此后又有前深圳市长许宗衡贪污20多亿元，揭开了集体腐败的黑幕。有评论说：“作家师东兵曾撰文告发许宗衡是‘买官卖官的老行家’，声称许宗衡看准他与中央的关系密切，不断巴结他，最终爬上市长的位置，在任内大肆进行权钱交易，甚至列出卖官标价：一个区的正职不低于一千万，一般局长在五百万至六百万之间。师东兵称，许宗衡曾多次对他说过：“现在没有关系根本上不去，我到这个地步不知花了多少钱呀”“我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当上这个市长，我已经投了不少资了，现在已经豁出去了。好多企业家为了我当市长，都愿意豁出老本”“这些人出钱帮我当官，我得还债呀”。许宗衡“还债”的方法就是利用手中的审批权，为这些企业家谋取利益。

　　网友云中岳说：“我们不否认许宗衡的工作能力，他在深圳工作期间的改革举措，体现出一个强势官员的基本特点，这也是他平步青云的原因。但是，一切以结果说话。可以说，很少有贪腐官员是平庸之辈的，反之，他们往往表现出比较强的工作能力，比较超前的工作意识。而另一方面，一旦成为腐败分子，其虚伪的面目就会大白于天下，此时，人们最关注的便是他们在位时的行为有多少是劣行？是什么能让他们能够如此深地隐藏自己的劣行，而且能够用冠冕堂皇的‘政绩’招摇过市？”

　　悲乎！数千年前人们就已经懂得的小人挟才以为恶，恶无不至的道理，而今的治国精英却以一己之私而张扬之，国之不幸也！似此，不人亡政息不可待矣！

　　《礼记·中庸》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其实，人存政举，人亡政息就是官僚制（Ａ型组织）的软肋。商鞅也无可奈其何。可见人亡本不应该是政息的根本原因，一两个大政治人物的败亡就会导致整个组织体制的崩溃，足见这种体制的弊端。美国社会早就开始了从Ａ型组织到Ｍ型组织的变革。Ｍ型组织与Ａ型组织最明显区别是领导者不高居于组织的巅峰，高高在上，而是居于山之谷，让中坚层处于山之巅。不过当今美国的领导者是罪恶的华尔街垄断资本大佬，他们有百人会、智库等等一系列隐蔽的机构，在山之谷的隐蔽之处控制着整个社会，而让两党，以及“民选”的总统等政治家出头露面，高高在上。因此，即使这些头面人物败亡了，政也不会因此而息。然而，中国不可能走向美国式的Ｍ型组织，美国的控制力量——华尔街垄断资本也不允许中国的官僚资本新“四大家族”隐蔽在山之谷里安稳地控制着整个中国社会而享尽荣华富贵。能被允许的不会是具有独立性的自组织，而只可能是依附性的它组织，如同战败的日本国或依附性的台湾地区的现存政治。显然，在依附性的台湾地区，想要当什么“总统”就必须先到美国朝圣然后才可能中选，而后稍有不听话就可能被阿扁化。

　　因此，一个想独立自主的中国，唯有从官僚制走向大众民主，中华民族的绝大多数人以他们真正的人民政党为依托，通过适合中国的大众民主制度在山谷里控制中国的政权，让能够为人民谋利益的政治家登上高峰为政，为民众谋利益。只有这样的政治制度，中国式的Ｍ型组织才能够使中国的政治摆脱人亡政息的危局。对此，1945年在延安，毛泽东针对黄炎培感叹历代统治“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就说过：“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能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曾飞，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