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总后勤部长邱会作的儿子程光授权，明镜历史网自即日起，选载《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 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程光著，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部分篇章，以飨读者。这里先刊登该书第三章“‘左’倾路线时的瑞金”。小标题均为本网编辑所加。
《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
邱会作（1914—2002），江西兴国人。1928年参加革命，1929年参加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一至五次反“围剿”和二万五千里长征。建国后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后勤部部长等职务，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71年“九一三”事件之后，邱会作被打成“林彪反党集团”成员受 到拘押审查，被开除党籍、撤销职务，1980年“两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后保外就医。2002年逝世。
第三章 “左”倾路线时的瑞金
子：1931年1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26岁青年王明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支持下，控制了党中央领导工作，“左”倾教条主义开始了长达四年的统治。1931年夏，党中央机关离开上海搬到中央苏区。11月，苏区党组织在瑞金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批判毛泽东“狭隘的经验论”、“富农路线”、“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失去了对红军的指挥权。这个时期你正好在瑞金。
父：虽然我不很清楚上面发生的事，但我在红军总部机关要害岗位上工作，多少知道点迹象。我朦胧感觉，红军这些仗怎么没有以前那样会打了？1934年4月第五次反围剿广昌战役中，红军和白军打阵地战硬拚，遭到重大失败，人们就不那么乐观了。我哥哥邱会佳在广昌战役中牺牲了，我感到非常难过。
不久，我参加了中革军委副主席周恩来领导下的红军退出苏区的准备工作。这在当时极为秘密，我只是做执行的具体工作，直到红军长征前夕，我才知道我做的是什么。
子：那是什么时候？这对考证中央决定离开江西的时间来说很重要。
父：1934年6月初的一天早上，叶季壮通知我到中革军委办事。我因为工作关系每月都要去那几次，抄报汇总统计数字，每次去都要有两个佩带短枪的保卫员陪同，而那天却是叶部长亲自和我去，我就知道有大事了。在路上我几次问他去干什么，快到了他才说：“今天周副主席亲自向我们交待重要工作。”我立即紧张起来。
子：你怎么会突然紧张了？
父：在王明路线的肃反后，红军机关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恐怖气氛，越是机要的人，发生了问题越是要死。我平日参加过不少保卫工作，也参与处理过有问题的人，知道很多机秘，我怀疑自己是否出了什么事要倒霉。我和周恩来并不认识，虽然在总司令部见到过他几次，从来没有说过话，这次他这么的大领导为什么亲自找我？我很紧张，甚至害怕。
我们到了周恩来住处，他听到来人，便从内间出来。周恩来身材中等，络腮胡子又密又长，双眼睛炯炯有神。叶部长把我介绍后，周恩来客气地边说边做手势，叫我坐下，我却不知所措。他满脸笑容地再次叫我坐下，我紧张的心情松了下来，看来不会有“那种事”发生。
周恩来第一句话是对我说的，“啊，你就是邱会作，名字我早知道了。”他开始问我的个人情况，边问边在本子上记。周恩来知道了我是兴国老苏区的贫农，全家都为苏维埃做事，我参加革命五年了，打过不少仗，当过基层干部，毕业于红军学校，他非常满意。
周恩来对叶季壮说：“人就这么定了。任务你和邱会作谈过吗？”叶答：“没有。”这时周恩来向我介绍了他身边的一个人，名叫马纪元，是国家保卫局保卫团一个队的副队长。周恩来向我交代任务说：“我们可能同国民党军队在苏区的中心打仗，事先得有必要的准备。”
子：周恩来那时就明确说是准备长征？
父：他的话只局限在准备打仗上，对撤出中央苏区没有明说。其实他也是说不明的，因为中央只想走，要做准备，但并没有明确的打算，不仅没有长征到陕北的计划，对于何时退出中央苏区也还没有最后定下来。
周恩来对我交待：你去完成一项特殊任务，把几处兵工厂和几个仓库毁掉，把物品和财产埋掉。把要处理的东西迅速分散，分散不了就毁了，要处理得干干净净。你们要绝对保密，无论如何不能让外人察觉我们的意图，如传出去了，会对根据地军民的士气引起动摇，于当前的斗争十分不利。你们要做得隐蔽，最好夜间行动。这是苏维埃国家最高机密，如有泄密，军法不容。
他又交待马纪元，带保卫局一个警卫班去协助我，保证我执行任务和安全。
从那天开始，我放下了总供给部的工作，专门执行周恩来交办的任务。马纪元带了一个警卫班十二人归我指挥，班长是李青山。他们穿中央保卫局保卫团的制服，佩带特别样式的蓝色领章，每人都带着短枪和一把大刀。我从总供给部带了一个传令兵、一个饲养员（我和马纪元骑马），组成了一支分队。
我们按照计划每天行军大约六十里，我和战士们一样吃“包子饭”（在袋子里事先装好一定数量的粮食，饭做熟了之后，一人一包分食），睡稻草地铺。几天后我和马纪元熟悉了，他比我大六岁，广东南雄县人。我们都操客家话，按照客家人规矩，我得叫他“马哥”。
子：他的任务仅仅是协助你工作？
父：我开玩笑问他：“你除了周副主席交代的事情外，还有监视我的任务吧？”他只是一笑。我当然知道，他的任务是监督和保证受领任务的人绝对按照上级命令办事。若有违犯，有权力制止，甚至处死。按规矩，这次最高机密行动，马纪元监视我，同行的人里肯定还有奉命监视他、有权处置他的人。
（《历史的回顾：邱会作与儿子谈革命经历和若干历史问题》，香港北星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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