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方：晚清一桩怪事

本书（《末世苍茫——细说晚清思潮》）是“中华传统文化随谈丛书”的一种。以历史的眼光看一八四○后的清代社会，无疑使人有末世苍茫之感，然而，它上距康、雍、乾的盛世仅一百年左右；下推一百年，则已是气象更新的民国社会，令人惊觉，世风的推移，何其迅速。 身处当时官绅阶层、知识分子对时代的种种看法，及其思想言行，亦因此而具有无比的吸引力，使人乐于探索：在这个令人看来是夹缝时代之下的人们，如何面对能辨其方向，惟无力转移的时代狂流。

我这里一边读着些旧书，一边觉得晚清有些事情实在是怪。譬如读一种旧版的《清代七百名人传》，见其“外交”一栏内却无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郭嵩焘的名字，不免有些纳闷。再一琢磨，知道这不是编书者的阙漏，编书取舍的依据大概是“清史列传”，而郭嵩焘死后即已被剥夺入国史馆立传的资格了。据说郭氏1891年病逝湖南家乡，虽然有王先谦等人具呈，李鸿章代奏，请旨赐谥、立传，慈禧太后也不答应，圣旨说：“郭嵩焘出使西洋，所著书籍，颇滋物议，所请着不准行。”因为说了点儿实话便遭谤议，以至“寂寞身后事”，这是晚清的怪事，但怪事尚不止此一桩呢！

先看给郭嵩焘惹下麻烦的所谓著作，不过是他起程赴任，从上海到伦敦途中五十天的日记。当时由他本人钞寄总理衙门，以《使西纪程》书名刊行，引起了旧派士大夫的不满，群起攻击，翰林院编修何金寿因此参劾郭嵩焘“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梁启超曾写道：

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嗳哟！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闹到奉旨毁版，才算完事。（《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

整人，以整人为业，可见历史上时时事事，代不绝人。可悲的是，这一回的颠倒是非乃是明为“爱国”，实为误国。郭嵩焘晚年有一诗《戏书小像》多叹息语。

傲慢疏慵不失真，惟余老态托传神，
流传百代千龄后，定识人间有此人。
世人欲杀定为才，迂拙频遭反噬来，
学问半通官半显，一生怀抱几曾开！

就因为要认真地走出去看世界，便得挨整。衔命出使，铩羽而归，郭氏的挨整，还来自他的副使刘锡鸿。这个副使是朝廷派定监视他的一个“钉子”。一位公使赴任需有一个随时准备检举的副手陪同，好像找一个拉车的再找一个“绊腿”的，这种怪事可以说古今中外难找。

刘锡鸿出使欧洲，源于守旧派大臣看中了他的保守思想，用他可以牵制郭嵩焘。譬如他一贯认为，“仁义忠信可遍令人习之，机巧军械万不可多令人习之”，“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最有讽刺性的是，他到了英国以后还大谈其理：

中国自天开地辟以来，历年最多；百数十大圣继起其间，制作日加精备，其言理之深，有过于外洋数倍者。外洋以富为富，中国以不贪得为富；外洋以强为强，中国以不好胜为强……彼之以为无用者，殆无用之大用也夫！

按他的逻辑，该是“中国以贫为富”、“以弱为强”了，我们只可学他的口气说：这岂非“不知以为知”、“不讲理以为理”也夫！

刘锡鸿随行后，确实是处处与郭嵩焘做对。时间不长就奏参郭有十条罪状，诸如“游炮台披洋人衣，即令冻死，亦不当披”；“崇效洋人，用伞不用扇”；“效洋人尚右”；“违悖程朱”；“令妇女学洋语、听戏”，等等。也真够处心积虑地打小报告了。弄得郭嵩焘也不得不跟他搞“窝里斗”。不久，二人均被撤回。让想做事的人做不成事拉倒。

郭嵩焘后来回味这种说不出来的苦、这种可称中国一绝的用人手段，大为感慨：

……刘锡鸿充当随员，枢府遽以副使任之。一意传会京师议论，以嵩焘为的，自负能攘斥夷狄，深文周纳，以相齮龁。不独区区一生愿力无所施用，乃使仰天欷歔，发愤呕血，志气为之销靡，才智聪明亦为之遏塞。（《致黎莼斋》）

郭嵩寿说他自成为进士，已身历道、咸、同、光四朝，出使时已是六十岁的人了。遇到这一回的打击，卸任东归后，他从此托病蛰居。一面以“黄梁梦醒酒初熟，毁誉纷纷何足论”自慰，一面还关心着国事：“深宵北斗巡檐望，风露中庭湿满衣。”同时终不免有“莫对青山淡世事，与君烂醉倒空瓶”的苦闷。

至于刘锡鸿，完成了他的使命，回国后仍改不了检举的习惯，攻击到李鸿章头上，没弄好，丢了官。有人举他写的《英轺私记》为例，说他出国一趟，虽然守旧如初，也多少改变了一些固执的偏见。不过我们看他回国后对兴修铁路问题所发表的反对意见，诸如“巩惊耳骇目，群视为不祥”之类，也实在看不出他有多少改变。他的出使正如一句老话：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摘自《末世苍茫--细说晚清思潮》，吴方著，云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