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讲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如果不注明史料来源，恐怕没有多少专业读者认为它值得一读；从目录来看，所述内容不过是从鸦片战争到国共内战百余年间的重大政治事件，对于略知中国近代史的普通读者，它恐怕也不会有太大的吸引力；而“近代中国史纲”这样的书名，在当今十分繁荣的图书市场，相关的著作汗牛充栋的情况下，恐怕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更何况这本书还是完成于大约三十多年前，定稿后再未修改增订过。可是，就是这样一部看似不起眼的著作，却在面世后多次再版重印，不仅风行港台，在大陆也是盛销不衰。它就是中国近代史名家，实证主义史学卓越代表郭廷以先生晚年的遗作《近代中国史纲》。
郭廷以先生的名字，对于大陆读者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但是知道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人，恐怕并不少。而郭廷以先生就是这一国际知名的近代史研究重镇的创建者。自1955年开始筹办近代史所，到1969年辞去所长一职，郭廷以先生耗费十数年心血，“建立制度，充实设备，培养人才，增进合作与交流，使该所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深受国际尊重与具有国际影响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术中心”。至于郭廷以先生本人，则毕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与著述，“可谓撰著等身”。除了本文介绍的这本《近代中国史纲》外，郭廷以先生的著述中为研究者所熟悉和推崇的还有：《近代中国的变局》、《太平天国史事日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等。这几本史事日志，卷帙浩繁，内容丰富，自郭廷以先生年轻时即着手准备，日积月累，随时记录，耗数十年光阴终于完成。虽然作者自谦这些书“属于工具一类”，“只求为他人作预备工作，期能节省具有才识德学之史家之精力时间，于愿已足。”但由于作者治史谨慎，这些书并非仅限于资料和史事排比，而是于历史悬疑处辩正考据，精密剖析，谨严判断，故其学术价值和重要性并不亚于许多学术专著，直到今天不少研究者仍能从中获得启发。
《近代中国史纲》一书，作者自认“非学术著作”。然其酝酿之久，撰述之难，却远非一般学术著作可比。在年轻时受教于罗家伦、蒋廷黻这两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开拓者时，作者即答应协助编撰一部中国近代史。此后由于种种原因，书虽未成，但罗家伦、蒋廷黻二先生却一直希望了此心愿。郭廷以先生在二位先生的劝勉下，亦为之心动，但“终惧力不能胜，迟疑未决”。待两位先生相继谢世，在友人何廉的催促和建议下，郭廷以先生终于在1969年秋开始动笔。此书的撰写，仅初稿就耗费了作者四年的时光。初稿成后，又删减厘订近年余，直至作者逝世前二日才将最后一章定稿。至于撰述之难，不是因为作者学养不够，学识不足，而是作者治史态度谨严，认为“历史是一门郑重的学问”，深恐“一涉偏私，贻误后人”。加之此书“以平实简明，可供一般阅览为尚”，作者要顾及普通读者的知识背景和认识水平，下笔之时比之学术专著的撰述又颇费一番踌躇。作者倾注如此多的心血为普通读者献上这样一部“体例宏阔、材料扎实、语简意深”的作品，虽是应友好多次催请之约，亦是了却自己和罗家伦、蒋廷黻两位先生数十年的宿愿。如今书成三十余年，普通读者好评如潮，专业读者也是交口称赞。著名史家王尔敏先生认为，此书“我们近代史家同道，恐怕只能参阅，甚难超越”。“因为这是量宇（郭廷以，字量宇）师一生学力识力简化表达的一个成品，后人无法做得到。”
然而，书成之初，此书在海峡两岸却都无法公开面世。当时台海两岸政治上依然尖锐对立，互相敌视。由于作者长期供职于台湾，其作品自然无法在大陆公开出版。加之两岸学术交流尚未开始，当时大陆学人可能都未必听说过此书。而在台湾，由于作者著书立说平实客观，不受政治立场左右，甚至被某些极端的反共分子目为中共的同路人而大加挞伐。作者撰述此书时，即远走美国，固然是为了静下心来专心写作。而张朋园教授则指出，白色恐怖的逼迫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而此书的初版只能选择在国共两党都未直接控制的香港发行。所幸数年后，政治情势大变，大陆改革开放，台湾开放党禁，解除戒严。两岸学术交流愈益密切，此书遂得以在两岸三地同时发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首次印行此书后，长销不衰，供不应求。2009年上海格致出版社又重印此书，以飨读者。此书在大陆的正式出版发行和再版重印表明，郭廷以先生所述的确是“不敢妄加私见”，只就所知“平实的写出来，作个交代，以就正于同辈后辈。”郭廷以先生自北伐时期即是忠于国民党的党员，但他对历史的评述并不因此立场而对中国共产党有所诋毁或诬蔑。而在今日台湾的正式印行，也说明作者的叙述立论并不因其与国民党的密切关系，而稍有偏私。从三十余年前在台海两岸都不能公开面世，到如今风行两岸三地，仅就这一点，即可证明郭廷以先生的《近代中国史纲》的确是一部平实耐读的名著。这在有关中国近代史的同类著作中，的确是非常少见的。
不过，笔者初读《近代中国史纲》时，虽久慕郭廷以先生大名，却并未被此书平实的文字所吸引。正如郭先生自承：“我既无惊人之笔，更不敢妄加私见”。这样的著作显然不如某些文笔华丽，故作惊人之论的书读着“带劲”。别说是普通读者，就是专业读者捧起满篇平实论述的文字，恐怕也要皱眉。加之作者的语言风格既有民国时期亦文亦白的特点，又多少带有台湾国语的风味，读惯了大陆白话文的读者读起来并不平顺，有些语汇甚至让人感觉有些别扭和生疏。至于格致版封底所录王尔敏先生“只能参阅，甚难超越”，“后人无法做得到”等评语，又难免让人怀疑王尔敏先生因二人师承关系而有过誉之嫌。尽管如此，笔者还是坚持将此书通读一遍。读后我不得不承认，王尔敏先生所言不虚。而此书正因其平实的风格，才值得反复披览，细细品味，认真思考。就如粗茶淡饭，虽不如珍馐美肴、琼浆玉液令人向往，给人印象深刻。但真正适合天天进食，有益健康的还是粗茶淡饭。而且时间愈久，愈觉粗茶淡饭之可口、香甜。
言归正传。历史著作要做到平实，其实是最难的。首先难在辨析排比各种史料，在此基础上尽量平实地勾勒出历史原貌。如果稍有疏失，考虑欠周，就可能被史料所蒙蔽，偏离历史真相。因而对于史事经过，不仅要平实地写出来，不掺杂丝毫个人感情。对于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词的使用都要尽量客观中立地斟酌选定。遍观郭先生全书，极少使用教科书中常见的“腐朽没落”、“反动统治”、“叛乱”、“卖国”、“进步”、“反革命”、“解放”等感情色彩鲜明却不足以反映历史复杂性的词汇。多用的是比较中性的平实陈述的字眼，如“衰乱”、“争端”、“进犯”、“政权的改变”等等。但是这些中性语汇的使用却并未隐恶或贬善，没有稍减作者对于历史评判的力量。因为事实摆在那里，读者一看自明，必有自己的评判，而无须史家代读者定论。此处可举一例来说明：辛亥革命时，南京临时政府派代表赴北京，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任临时总统，北京等地却发生兵变。最终，南京临时政府不得不允许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关于这次兵变与袁世凯的关系，书中写道：
兵变是否出于袁的授意，虽不易肯定，事后变兵未受任何处分，则为事实。此后兵变成为民国史上的常事。
聊聊数语，既未臆断兵变是出于袁世凯的授意，也未断定袁必与兵变无关。仅仅陈述已经确定的事实而已。而读者诸君也自会有其评判。最后一句，亦是陈述事实，却已清楚地点明此次兵变对于以后历史发展的影响。书中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文字看似平淡无奇，却比言辞激烈的道德评判更有力量，令人印象深刻。
平实之难，除了史事的陈述，更难在事件和人物的评判上。郭廷以先生书中长篇大论式的历史评论极少，多是在一段史事陈述后有几句点睛之笔，读来却极发人深省。如对于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郭先生评论说：
拘捕及凌虐巴夏礼固然不当，以文明国家自居的西方国家，出此野蛮破坏行为，更不可宥。
亲身经历20世纪上半叶民族主义兴起的过程，饱受民族主义思想浸淫的郭廷以先生，在评论这一让中国人倍感屈辱的事件时，却极为冷静。他既指出了清廷官员的行为不当，又批评了英法联军的野蛮行径。更重要的是，他点明文明国家与野蛮破坏之间的矛盾，又提示读者进一步思考历史本身的复杂性。
又如，对于甲午战争中李鸿章的选择，书中分析道：
但和或战，权非全操诸李。此时李为七十二岁老翁，暮气已深，得失心重，以致举棋不定，进退失据。
此处，既未将举措失当的责任全部归之李鸿章，又从李本人的心理深处探析了处置失宜的原因。不像有些有关近代史的著作，对于这段历史往往只从道德层面对李鸿章个人严加指责、大加挞伐。郭先生此书真可谓做到了陈寅恪先生所谓，对历史人物抱了解之同情，与其处于同一境界，对其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同情，始能批评其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由此可见郭廷以先生知人阅世之深，史笔之老道、精准。
再如，关于辛亥革命中孙中山决定让临时总统之位于袁世凯，以促成共和，书中写道：
孙如与袁相持不下，中国长期争扰，兵连祸结，前途的属可虑。南京自身的弱点亦为孙中山不得不让步的重大原因。
作者并未因其国民党员的身份，而从道德层面拔高孙中山为顾全大局所作的个人牺牲。而是指出南京临时政府自身的弱点对于孙中山决定让步所起的作用。换句话说，是孙中山迫于时势而妥协的结果，并非全出于公心。说到底，辛亥革命能够推翻帝制，建立民国，正如书中标题所概括的，是由“妥协中诞生的民国”。辛亥革命的成果是革命派、立宪派、北洋派、清廷皇室以及列强之间相互妥协的结果。这一妥协使得中国历史上这一重大转变减少了很多流血牺牲，极大地保护了生命，保存了生产力。只可惜这一妥协未能持久，不像美国那样最终转化为一种立国精神，成为各派政治力量应对危机的一种有效机制。相反，这种暂时的妥协终于被打破，继之而来的是一次比一次激烈和残酷的政治和军事斗争。
书中如上引平实而耐读的例子还很多，各位读者可以在阅读的过程中不断体味，相信一定会颠覆此前的不少认识，加深对于中国近代史的理解。至于语言风格上的差异，读得多了，自然就习惯了，甚至会喜欢上书中文字语简意深、凝练平实的语言特点。书中大量的外国译名和大陆通行的译法不同，初读可能会感觉生疏，甚至产生困惑。所幸书中凡出现外国人名、地名，在译名后均注出外文原文，方便核查。这种做法比大陆许多著作只使用译名而不注明原文更加可取，更便于中外学术界的交流。
除了语言的平实，立论的平实，此书另一大特色是将百余年的中国近代史，置入数千年中国文明史和中西交流史中加以考察，探究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全书开篇，即引用晚清著名人物冯桂芬、李鸿章、王韬、严复、薛福成和郭嵩焘等人之语，说明中国近代所面临变局之特殊，所遭遇危机之深重。继而用整个第一章的篇幅说明秦汉至晚清鸦片战争之前中国与西方的关系。既说明了中国自身如何由秦汉至隋唐间的闳放昂扬之世，转变为五代两宋之后的敛抑沉滞之世，最终又走向明清的封闭衰乱的兴衰更替的经过；同时也说明了中国遭受的外部挑战由武力强大的北方游牧民族及其政权，或者文化发达的印度佛教思想，转变为既有强大武力又有高度文化的西方列强的整个历史过程。对于明清之际至鸦片战争之间中西军事上的对抗、文化上的交流和商业上的纠纷又分别专节论述，使读者更加明了晚清时期中国陷入内外交困前的整个历史背景。这比单纯地强调鸦片战争前清王朝统治下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日益深重，以及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越来越走向海外扩张和掠夺的道路，更容易让读者理解中国在近代以来所遭受的危机以及对于危机因应失败的内外因素。毕竟，太过理论化和系统化的解释往往是对历史复杂性的简单化，从而容易使历史失真，最终并不能令人信服。
关于中国近代化的成败得失及其原因，郭廷以先生曾在《中国近代化的延误--兼论早期中英关系的性质》一文中有过专门论述：
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历史，均可以说是一部生存竞争的历史。竞争过程的顺逆和结果的成败，决定这个国家民族的祸福命运。顺逆成败，则又决之于国家民族对于时代环境的适应能力，亦就是决之于近代化的程度。要能适应环境或近代化，首须对于环境与时代具有正确的认识，否则就无从说起。无疑义的，近代中国在民族大竞赛中，纵不能谓为完全失败，最少也当承认是暂时落伍。
大家都知道时代是“变”了，外在的环境变了，而我们内在的生活方式未能切实有效的来赶上这个“变”，来适应这个“变”，因而诸事感到不“通”，一切受到威胁。这是由于我们知己知彼的工夫不够，尤其是知彼工夫的欠缺，所谓认识不明，蹉跎遗误，措施乖方，步骤紊乱，劳而少获，甚至无获。百年以来民族的悲运危机之所以致成，均须于此求之。
这两段话清楚地表明，中国近代化之所以失败，或者说中国近代之所以暂时落伍，是因为中国未能适应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大变局。而未能适应的原因，则是对中国自身和外部挑战认识不够，尤其是对外部挑战认识不明，以致应对失措，从而造成百余年屈辱挨打的结果。郭廷以先生的这一观点，和费正清教授提出的“挑战-应战”、“传统-现代”的观点非常类似，这主要是因为两人都曾受到蒋廷黻先生中国近代史观的影响。略有不同的是，郭廷以先生“对中国文化有信心”，而费正清则“多所疑虑”，认为中国必须摆脱传统，才能实现现代化。综观《近代中国史纲》全书，郭廷以先生大致上也是按照上述观点来叙述和分析鸦片战争至国共内战百余年间的历史变迁的。只是在书中，并未如此清晰而明确地表达这一观点。需要读者仔细体会。
通读全书后，笔者以为，中国近代转型之所以失败或者说迟缓，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仍然在遵循原有的逻辑运行，自鸦片战争起的一次次内外挑战尚不足以威胁到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制度的存在。因而中国对于一次次内外挑战的反应或者说适应显得非常迟缓，甚至不为所动。而当辛亥革命从政治制度上开始改变中国社会的上层结构，新文化运动从思想文化层面动摇传统文化的根基后，中国对于内外挑战的反应或者说适应才逐渐变得积极而有效。郭先生此书“体例宏阔，材料扎实，语简意深”，虽然作者较少作长篇大论式的历史评论，但读者细细品读之下，一定可以得出自己的结论。因而此书一定会常读常新，良有助于丰富和深化我们的历史认知。在近年来各种打着历史反思的旗号标新立异，为历史翻案的风气下，有主见的读者选择此书，一定可以形成自己的认识和解读，而不致于被各种纷繁复杂、似是而非的“新见解”所迷惑。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相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版本，格致版将原分上下册两本的书合为一本，方便读者购买阅读，比较实惠。但重新排版过程中还是出现了不少小疏漏或错误。如年份搞错，出现错字等。不过相较《近代中国史纲》一书丰富厚重的内容而言，毕竟瑕不掩瑜。况且对于此书这样的长销书来说，日后必将再版重印。下次编辑若能以郭廷以先生严谨治史的态度去仔细校对，这样的小错误相信一定可以消除的。
（参考文献：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年；郭廷以：《近代中国的变局》，台北：联经出版社，1987年；张朋园：《郭廷以费正清韦慕庭：台湾与美国学术交流个案初探》，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7年；陈仪深等访问，王景玲等记录：《郭廷以先生门生故旧忆往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4年。）
作者：田武雄，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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