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政治制度改革为何失败：盲目仿效日本立宪

清政府盲目仿效日本立宪做法，给改革带来了无穷灾难，直接导致立宪派对清政府的背离，加速改革的失败。


　　清末立宪发生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采用资产阶级政治制度之后，清政府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对别国的宪政经验进行借鉴，但是究竟采用何国的宪政形式，最终取决于清政府本身。清政府在派遣首批出国考察宪政大臣的谕旨中说，要“兼采”各国之长，但实际上是有选择的。清政府认为美国“设官分职颇有复杂拘执之处，自非中国政体所宜”。英国虽为君主立宪国，但“国会实握有立法、司法、行政之三权，故有万能会议之目，名为立宪，实则国会专制之政治”。“其实权全归国会，凡不经国会许可，如有施法、废法之为，以违法论，此偏重之弊，有断不能采行者”。权衡之下，认为日本政体颇与中国接近，“凡国之内政、外交、军备、财政、赏罚、黜陟、生杀予夺，以及操纵议会，君主皆有权以统治之，论其君权之完全严密，而无有丝毫下移，盖有过于中国者”。“日本宪法，其宏纲要旨，无非上保皇室之尊荣，下予人民以幸福，施之我国，至为合宜”。“我国行立宪，当仿日本为宜”。日本宪法又称帝国宪法，诞生于明治年间，明治维新时，维新志士为推倒幕府、削平群藩，挟天子号令诸侯，规定宪法钦定，日本的立法、司法裁决权、军队统帅权、议会的召集与解散、法令的发布、官员的任免大权，“全握于天皇一人之手”，其行政内阁则为“完全属于天皇施政之机关”。日本名为立宪国家，实则与封建专制无别。日本的立宪政体，对于力图强化皇权的清王朝来说是最合适不过的了。1907年清政府第二次派遣考察宪政大臣，就专门考察了日本。在制订的钦定宪法大纲和中央及地方官制官规中，大多抄袭日本的成文法规。清政府对日本宪政的抄袭模仿，表明它不过是要一个名义上的君主立宪，实际上的开明专制。它这样做只能是东施效颦，给政治制度改革带来极大的危险，造成整个统治集团的分崩离析，直接导致立宪派对它的失望和背离。

　　立宪派是清政府预备立宪的推动者和拥护者，主要由资产阶级工商业者、部分知识分子和官僚组成。他们主张通过改革把中国变成真正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国家，建立“一个权力集中于国会”的内阁，使自己能参与对政府的管理。他们的要求同清政府有限度的立宪活动直接形成了对立和冲突。立宪派批评朝廷筹备立宪有名无实，纯属“涂饰敷衍”，皇族内阁违背宪章与“君主立宪政体有不能相容之性质”，要求给谘议局、资政院以真正议政之权；批评九年预备立宪期限是“徒为迁延时日”，对宪政筹备计划表示不满，要求朝廷尽速召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1908年日本控制朝鲜后，日俄加紧勾结，密谋蚕食我国东北和内蒙地区，英法也加紧对我国西南边疆地区的侵略，以孙洪伊为首，各省谘议局议员代表以“时局骤变，惊心动魄者不一而足”，联名上书，要求缩短立宪预备年限，提前召开国会，清廷未予理睬。次年，直隶等十一省谘议局代表再次呈文资政院，要求于1911年（宣统三年）召开国会。清政府蛮横拒绝了代表要求，斥责他们“浮躁冒昧，不晓事体，遇有内外政事，辄藉口立宪，相率干预，一唱百和，肆意鼓簧”，并将代表温世尧发往新疆军台“效力赎罪”。1911年4月，皇族内阁成立后，激起了立宪派的强烈不满，立宪派指责朝廷“朝令夕改”；对宪政“不诚不敬”，皇族内阁违背宪章，与“君主立宪政体有不能相容之性质”，要求加以解散，召开国会，重新组织新的名副其实的责任内阁，并再一次组织赴京请愿活动。但清政府仍冥顽不灵，竟丧心病狂地下令军统领衙门将请愿代表武装押解回籍，谕令各省督抚“严饬开导弹压，如不服劝谕，纠众违抗，即行查拿严办”。同月，资政院呈奏各省谘议局及各省人民代表请求立即召开国会折，提醒清政府“人心难得而易失，机会一往而不返，及今图之，犹可激发舆情。安大局”，要求提前召开国会，设上下议院，结果再次被清政府斥为“越权”“妄行呈奏”。至此，立宪派对清廷彻底失望，而资政院、谘议局“俱变为表达民意或煽动人民压迫朝廷的机关”。一位清朝官员对此惊呼道：“犯上作乱之事，昔出于密谋，今见于公议；无父无君之说，昔起于匪类，今创于搢绅；世变之奇，至此已极，异日之患，臣不忍言。”它真实地披露了立宪派对清政府的愤懑。立宪派“其初恐清廷不立宪，其继愤政府假立宪，其后乃不欲出于和平立宪，而思以铁血立宪”。眼见清朝政府无可挽救，革命斗争形势日益高涨，立宪派于是相率背离清政府，或转附革命营垒，寻求出路。清政府陷入了孤立无援的绝境。

　　1911年4月，湖广川粤等省爆发了大规模的保路运动，清政府对四川谘议局负责人不适当的处理，和对请愿群众的血腥镇压，终于酿成了人民武装暴动，紧接着爆发了武昌起义，清王朝的新政活动终于走到了尽头。武昌起义爆发后，许多官僚纷纷上奏，指出：“今国势之危，过于汉季且将十倍，出万死而求一生，惟持国会与责任内阁成立。”并以朝鲜灭亡为例，“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当前解救危机的一线希望就是废除《钦定宪法大纲》，“弭一时之祸变之源者在此，奠万世无疆之业在此”。陆军统制张绍曾在奏折中则指出：“皇位之统宜定，人民之权利宜尊，军队之作用宜明，国会之权限宜大，内阁责任宜专，残暴之苛政宜除，种族之界限宜泯。”要求清政府“以英国之君主宪章为准的，宪法由内阁起草议决，君主不得否决；军队调动指挥由国会议决，不许随意逮捕监禁枪杀人民；组织责任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选举，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及国务大臣”等十二条政纲。同年11月3日，继湖北独立后，又先后有湖南、陕西、广东、江西、安徽等省宣布独立，“大局几于瓦解”，时局对清廷越来越不利。至此，清廷终于决定采纳张昭曾等人的意见，下罪己诏，承认数年来政治制度改革“皆有名无实”“敷衍人民”，“此次变乱起源，其肇因虽有万端，归纳言之，政治之无条理及立宪之假筹备所产生出之结果”。宣布取消内阁暂行章程，解散皇族内阁，颁布十九条信条，宣誓太庙，几乎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当初立宪派提出的全部要求。然而，已为时太晚，这时谁也不理睬它的这些许诺。人民指责它是“洋人的朝廷”，立宪派指责它“搞欺骗”，革命党人决心推倒它。清廷众叛亲离，日暮途穷，终于在国人唾弃中走向灭亡。

　　列强对清政府的改革持冷谈态度

　　帝国主义承认，“在宣统朝代，列强无论联合地或单独地都未能有效地支持北京”。列强虽“赞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但在创造这样一个政府方面做得太少”，相反地，“各国之间的相互竞争，积极地从这个政府手中争着经济权利，以致引起各省同声反对中央”。“满清朝代的崩溃，部分地是由于列强的默认”〔。在所有列强中，当时与中国政局关系最紧密的是日、俄两国。日、俄对于清政府的政治改革始终抱着敌视的态度，尤其反对中国有一个中央化的有效率的军队，反对中国在满、蒙、新疆地区的任何进步政治举措。它们只是“寄希望于邻国的纷乱中趁机获得好处”。日本只是一个劲地“不赞成中国迅速进行政治改革”，“劲直地反对中国一切改变现状的举动”，“也不赞成中国向外借款以实行改革”，“而坚持要求中国先解决日本在满洲的悬案”。伊藤博文和桂太郎还采取两面派手法：一方面以日本政治家的身份“影响摄政王”，对摄政王的“任何举措”表示“支持”；但另一方面，当他们“假装支持摄政王政府的时候，个别日本人又在鼓励中国南方的革命活动”。由于列强并“不支持北京欲使中国现代化的努力”，导致了清政府政治改革的失败。待到武昌起义爆发，各省纷纷独立，帝国主义列强又指责它懦弱无能，不能迅速扑灭革命，决定彻底抛弃它，另择新的代理人。

　　统治中国260多年的清朝，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其统治早已腐朽不堪，难以为继。“今日之中国其敝坏固已达于极点，而毁屋重构，轮奂一新，未尝无及矣，则革命之谓也，弥缝补漏，ｊúｊí以处，立宪之谓也”。当时“官乱于上，民变于下，海外党徒，长江会匪，东三省马贼，环伺而起”，能解决中国问题“舍革命而无由”。改革阻挡不了革命狂澜，任何枝枝节节的改良都无济于事。因此，从这一点来说，清末政治制度的改革失败，清王朝的灭亡是不足为怪的。

　　清末政治制度改革是1901至1911年间中国社会鼎沸年代的一部分，是近代中国社会新旧变迁的重要环节，是中国由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向资产阶级君宪制度迈出的重要一步。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都是资产阶级专政，它们只是在政权的组织形式上不同而已。清末实行的立宪政体虽不完备，但毕竟已不同于封建君主专制，带有向资产阶级政权过渡的性质。它的一部分改革成果如立宪政治、地方自治、教育改革等等，日后得到了保留和完善，并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推行民主共和政治的基础。由清末发端的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并未因清朝灭亡而中止，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对封建势力的扫荡，以及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建立，加速了中国政治制度近代化的进程，把中国政治制度改革再次推向一个更新更高的阶段。

作者：谢俊美，来源：历史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