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9日 星期五

资中筠:百年中国“人”

说明:3月8日《南方周末》刊登我一篇文章,题为“修身老课本中的‘中国梦’”。此文被删改多处,连题目也不是原来的。更重要的是,我原来依据的文本名为《共和国教科书》,由新星出版社出版,而《南方周末》刊出的文章中改成了《修身老课本》(花城出版社出版)。另外,我文章中引用的大多出自国文课本,只有个别处提到修身课本,我已向编辑申明,并建议去掉“修身”,就称“老课本”。不知为何,报纸领导坚持要强调“修身”课本。我一向对媒体的苦衷比较体谅,愿意做出妥协,并且已经做了不少妥协。但是此文连同题目被修改的思路令我不解。对于客观事实,我是较真的,例如明明是《共和国教科书》,不是《修身老课本》。文章被如此删改,我感到很郁闷。现在干脆将未经“和谐”的文章全文连同原来的题目一并发表于此,愿读者以此为准。资中筠



百年中国“人”


  2011年,在学术界的大事首先是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这一纪念远远超出了应景活动,而是掀起了重新审视的热潮。有关文章、著作、记录影像、挖掘出的新史料、发表的对各种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新评价、新见解,内容十分丰富,在有限的言论空间内居然呈现出一片小小的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使我对史学界和出版、传媒刮目相看。我本人尽管对这段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但无专业研究,不敢随便发表意见,对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只能私心有所倾向,这是一点自知之明,也是对历史的一分畏惧。

  在诸多出版物中我有幸拿到一套引人注目的书:《共和国教科书》。《南方周末》做了“中国梦”的专题活动,包括对这套书的摘评,曾邀我参加,我因时间不巧未能出席,允诺写一篇读后感。如今写此文,确实有感而发,并非仅为践约。

  这套书出版于1912年,距今正好一百年。我是民国过来人,当时尚未出生。而见报道,我的师长杨绛先生正好用过这部教科书,算起来,我的父母从私塾进入“新式”小学时,也应该是学的这套课本。如今披读后,不禁感慨万千。抚今思昔,较之百年前的先辈,我们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当然是指精神、人格层面。

  这是辛亥革命后出版的第一种新编小学教科书,包括初小和高小的《新国文》和《新修身》。那是在白话文运动之前,所以还是文言文。而其内容,从今天的目光看,还远未过时,其观念甚至可以被认为“超前”,有些仍属犯忌的“敏感”话题。翻开首页的“编辑大意”,就令人精神为之一振。高小课本的“编辑大意”,第一条开宗明义:

  一、注重自由、平等之精神,守法合群之德义,以养成共和国民之人格。(重点号为本文笔者所加,下同)

  寥寥数语包含了现代公民教育的要义。请注意:最终目标为“共和国民之人格”,这是鲜明地区别于大清王朝的臣民。

  接下来几条简明扼要,完整地表现了“共和国”教育的特点。不忍割爱,全引如下:

  二、表彰中华固有之国粹特色以启发国民之爱国心。

  三、矫正旧有之弊俗,以增进国民之爱国心。

  四、详言国体政体及一切政法常识,以普及参政之能力。

  五、提倡汉满蒙回藏五族平等主义,以巩固统一民国之基础。

  六、注重博爱主义,推及待外人爱生物等事,以扩充国民之德量。

  七、注意体育及军事上之知识,以发挥尚武之精神。

  八、注意国民生活上之知识技能,以养成独立自营之能力。

  九、关于历史地理科之材料以有兴趣者为主,与各科无重复之弊。

  十、选录古今名人著作以养成文字之初基。

  十一、各种文体略备,使学生知其梗概。惟诏令奏议二类,非共和国所用,故不采。

  初小课本的宗旨大体相同,与高小不同者是更强调“合于儿童心理,不为好高骛远之论”,注意循序渐进,结合生活现实,还特别提出关于花草景物的课文应预算就学的日期,按照时序排列,使儿童易于随时实验。

  课文内容由浅入深极为丰富,囊括了天文、地理、中外历史、科学知识、日常生活、器物常识、实用技能(如“簿记”、各种书信体等)、国家政体以及伦理道德、待人接物,等等。贯穿其中的是“共和国国民”的精神。课文之外,还有为教师准备的《教授法》,难以一一尽述。只能根据自己的主观感受,提出特别打动我的几点:

  1. 第一册、第一课,赫然一个“人”字。配图七个人,显示一家三代男女老少,包括怀中婴儿。一个“人”字如何讲满一堂课?《教授法》中从各个方面加以说明,除书写、读音外,列举具体的人的不同特点,和抽象的人的共同概念,有个性、有共性。还有人与动物的异同。画龙点睛之笔是:人之区别于鸟兽者,为“读书明理”。试设想,一个小学生第一天背着书包上学校,进入脑海的最初知识,就是对“人”的认识,接受了读书的必要性和读书的目的:“明理”。而且初步接受了抽象思维的方法,由此奠定走向做文明人的出发点。

  2. 初级课本中充满了日常生活常识,由家庭而社会,而且兼顾农村和城市的生活环境、劳作方式,接近自然,不唱高调,不矫情,不煽情,符合儿童心理。兼顾识字释义,由易入难,穿插其中多有花鸟鱼虫、美景、游戏,活泼而有情趣。不知不觉间培养一种健康、卫生、勤劳的生活方式,尊重劳动的观念,文明礼貌待人接物的作风,还有美育、趣味、情操的熏陶。

  3. 从初小第七册(小学四年级)起,即有以“共和国”、“平等”、“自由”为题目的课文。“共和国”讲国家制度结构;“平等”课讲专制与共和之区别,在共和制度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自由”分两课,上一课讲身体、财产、言论、居处、信仰自由,“即国家亦不得侵犯”;下一课讲自由的界限,必须在法律范围之内,不得侵犯他人自由。以后几册,此主题重复出现,不断加深。在高小的课文中详述各种国体——共和、专制、君主、宪政。切实贯彻“普及参政能力”的宗旨。

  4. 历史地理知识极为丰富,深入浅出。对全球地理以及各大洲主要国家都有介绍。有一课题为“共和国模范”,主要介绍美利坚、法兰西和瑞士,这也代表了当时中国精英心目中的向往。

  高小一年级的课本中有两课连续讲“华盛顿”,统共不到五百字,把华盛顿其人与美国独立起因和过程都说清楚了,简明扼要,十分到位。难得的是关于美国独立,课文指出是从抗税开始,而且称“英侨”,而不是模糊地称“美国人”,因为那时还没有美国。说明当时的编者对外国历史的把握已达到相当水平,能够准确地在几十个字中表达清楚:

  (英国)“乃征美洲重税,关禁甚严。英人居美者,不便之。宣言:英国旧律,更定税则必由民举议员定之,因请立美洲议院,如英制。英廷不允,侨民大愤,不奉令,虽妇人孺子亦主持自立,起与英抗。”

  本文特别引出这一小段文字,是因为上世纪下半叶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大陆普遍的观念是把美国独立纳入“资产阶级武装革命”的一部分,与法国大革命相提并论。“抗税”的观念对当时的国人是陌生的。直到2005年,中央电视台拍摄《大国崛起》的电视片,关于美国卷曾采访我,我着重讲述了当时抗英的口号:“无代表,不纳税”。这一内容却未通过不知哪一级的审查,在制片中被删掉了。百年前,共和第一年的小学生就从课本中学到的知识,到21世纪的“人民共和国”却成了主流媒体不可言说的“敏感”内容,确是莫大的讽刺。

  5.爱国与爱人类都是本教课书的重要主题。不少课文都有激发爱国情怀,提倡团结自强的内容。关于中外关系,初小四年级的课本中有三课连续讲“清季外交之失败”,把从鸦片战争到八国联军列强对中国的侵犯以及割地赔款、不平等条约的经过做了扼要、客观的阐述。

  中国人一向念念不忘自己是“大国”,一切自大与自卑的复杂情结由此而来。且看此教科书关于“大国民”的定义:

  “所谓大国民者,非在领土之广大也,非在人数之众多也,非在服食居处之奢侈也。所谓大国民者,人人各守其职,对于一己,对于家族,对于社会,对于国家,对于世界万国,无不各尽其道,斯之谓大国民”。接下来,讲述为“大国民”之方,就是德育、智育、体育的全面培养。

  另一方面,爱人类的课文也多次出现,反复论述平等对待一切国家民族之人,不分肤色、种族。《修身》课本中更有好几课讲“博爱”、“国际道德”、“对外人”之道:例如“应对不可以不谨,交易不可以不信”,“我以礼往,彼以礼来,既不容侮慢,亦何必畏怖乎?”

  “对于外人,或加以侮辱,或施以傲慢,于外人丝毫无损,特以野蛮示人耳”。

  在战争中对于“敌军之失战斗力者”,也应以常人待之,这就是优待俘虏的原则。课文中专有对国际红十字会的介绍。

  我们不应忘记,那是列强环伺,国人深感积贫积弱之痛的时代,理所当然要强调爱国、自强,乃至专有“军国民”,培养尚武精神之课文。但与此同时,仍倡导人类博爱精神,以不亢不卑的态度对待外人,培养宽广的胸怀,而不是片面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第六册最后以一句格言作结:“一国之强弱,视人民之德行”。

  对照今世,何其难能,又何其可贵!

  6.信仰自由也是重点之一,对佛、道、耶(基督教)、回(伊斯兰)诸教都有介绍,强调宗教平等,不应互相歧视。对于孔子、孟子、老子、商鞅的学说都有简述,并强调儒学不是宗教,老子的学说与道教也不是一回事。这些都只是作为一家之言。此外还有不少课文介绍中外历史人物,领域甚广,既有秦皇、汉武、俾斯麦、拿破仑,又有花木兰、秦良玉、哥伦布、南丁格兰(今译南丁格尔)。从人物的选择来看,体现了多元化的取向,并不一定代表编者的好恶。

  7.特别突出完整的公民教育,除了贯穿在课文中的公民精神外,高小《修身》最后一册后半部分,也就毕业班最后学的课文是“共和国公民须知”专题,共五章十五节,大约占半个学期的课时。

  1)“总论”给出定义:“公民者,享有公权利之国民也”,并详述公民之资格;

  2)“公民之权利”——自由、平等、选举、从政;

  3)“公民之义务”——纳税与公债、服兵、守法、教育;

  4)“地方自治”——户籍与警察、公益机关、公安机关;

  5)“国家之组织”——国体与整体、立法、司法与行政。

  当然,小学的科目不仅是国文和修身,应该还有算术、常识(或称“自然”、“博物”,即理化生物等自然科学知识)等。不过我一向认为,国文是奠定青少年文化底蕴和思维能力的决定性科目。这一套国文课本不负所望,深与广都达到一定程度。到五四运动之后,教科书大多改成白话文,但基本宗旨取向,特别是公民教育还是一脉相承。在价值观上所谓传统与西化,自然地融合,似乎不成问题。从《修身》课本的章节看,私德与公义并重,中国的传统美德和现代社会的公民道德都囊括其中,既讲谦谨、仁爱,又讲坚毅、勇武;既讲孝悌忠信,又讲尊重人权、人格独立,而且调动了古今中外美德表率的各种实例。

  可以想见,读完这套书,一个高小毕业生已获得基本文化知识、文字修养、做人的道理,并且具备现代公民的品格和一定的世界眼光。在此基础上,若继续深造,研习一种专业,无需回头再补基础文化课;若无力升学,进入社会,也具备了基本谋生手段,和自学能力。我见到过不少前辈,或是老革命,参加革命前只读过小学;或是后来成为文化界名人的,如大出版家范用、沈昌文等,正规教育也不过小学或初中。但是学识渊博,视野开阔,即使历经思想禁锢、扭曲的年代,在环境许可时,还是比较容易接受新事物。这固然与他们各自的天分和后来勤奋自学有关,但也是拜那时的小学教育所赐。

  这套书是蔡元培任教育部长时主持编纂的。民国建立伊始,立足未稳,即以教育为重。1912年一月教育部即颁布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规定清朝颁行之教科书一律禁用,小学读经科一律废除,同年三月,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临时约法》又规定人民有信教之自由。接着,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指出“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必须从教育宗旨中删去,所以小学废尊孔读经。孙中山也力主此议。由此可见,蔡元培固然主张兼容并包,连辜鸿铭也被延聘到北大教课,但是他主张自由、民主、共和政体的倾向是很鲜明的,唯其是真正的主张自由,也能包容异见。

  与此同时,在康有为推动,其弟子陈焕章主持下,掀起了强大的“孔教”运动,声势浩大,形成一次重要的思想较量。后来到1917年新文化运动时期又有一次较量。在那以后,新学开始占上风,“民主与科学”成为知识界的共识。平心而论,就纯学术思想而言,这种复旧的主张也不是全无道理。因为在政权新旧交替中,整个局面是很混乱的。旧的秩序“礼崩乐坏”,而新的道德伦理不可能立即树立和普及。还有不少政客以共和为名,行争权之实,真伪莫辩。所以客观上呈现出来的就是道德滑坡,世道混沌,人伦失范。一部分士人怀念旧秩序,企图从复古中找出路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体现在当时的政局上,这种尊孔运动必然符合顽固反对共和的政治势力的诉求。所以,伴随着这一文化上的较量先有袁世凯称帝,后有张勋复辟,及其随后的覆败。百年后的今天又出现尊孔读经之论,又有人提倡定孔教为国教。不知这是与什么样的政治诉求相伴,是耐人寻味的。

  诚然,同样的教科书,不一定培养出同样的人,社会环境千变万化,进入社会的人自然也良莠不齐。但是法乎其上,仅得其中。教育方针的指向至关重要。百年树人,如果十年为一轮,按照这套教科书的基本宗旨奠定一轮轮少年的“读书明理”的基础,今日为生,明日为师,再加以随着经济的发展,教育普及,扩大覆盖面,到百年后的今天,人心世道会是怎样景象?还能以中国人“素质不高,因而不适于行民主”为借口吗?公民社会还会那么遥远,甚至不可言说吗?

  我们曾经经历过一个极端,强制全民皈依一个十九世纪德国人的学说,这一“全盘西化”未能实现,只生出了与秦始皇相结合的怪胎。方今忽然又强调“文化自主”,回归传统,抵制“西化”。现实中,一方面疯狂拆除历史遗迹,任意涂抹屏蔽历史;一方面又大肆宣扬复古,动辄两千年,甚至五千年。为什么不看看一百年前呢?是不是只有回到完全不知海外有何物的时代才算是中国文化?我常说“愧对先贤”,就是我们没有爬到巨人肩膀上继续向前,而是像俗话说的“狗熊掰棒子”,拿一个,掉一个,永远积累不起来。甚至舎珠玑而拣瓦砾。而曰,向世界弘扬中国文化。其可得乎?

  最后要感谢这套书的出版人张立宪先生,他的确做了一件好事。我是从《中国新闻周刊》上才知道其艰难的经过的。《周刊》把他定为年度致敬人物,可谓实至名归。

来源: 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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