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支那战争与中国在两个三角游戏中的外交地位（下）

（续前）第三，抗美战争中期（1965-1969）。

1965年初，美国开始逐步派遣地面部队及其附属国军队进入越南南方，同时扩大空军和海军对越南北方的轰炸，将对越侵略由"特种战争"升级为一场局部战争。随战争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中苏关系从破裂进一步走向敌对，中美苏越之间也各自着手新的战略定位，中美苏、中苏越三角关系的色彩逐渐浓重。

赫鲁晓夫的"脱身"政策使苏联在越南的地位和在越军中的影响大大削弱，至1964年末甚至到了越南国防部要清退苏联军事专家的地步。[15]面对此现实状况，苏联既不愿冒遭受中国公开、尖锐的批判，进而丧失其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运中领袖地位的危险，更不愿就此放弃地缘政治利益，彻底葬送其加强在东南亚地位的前景。毕竟越南是苏联对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东南亚地区进行政治渗透的一个主要通道，苏联的近期战略目标是与美国分享对东南亚的影响力，并构建对付中国的据点；远期则是要独占对该区域事务的主导权。为此，勃列日涅夫执政之初即调整苏联的对越政策，将单纯的道义支持转变为物质援助，并于1965年初开始逐渐加大对越军事援助的力度。此外，为了维持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缓和的战略，苏联在实施对越"插手"政策的同时，就积极谋求通过磋商解决战争问题。

此期毛泽东已愈益关注来自苏联方面的威胁，开始不断权衡苏联和美国的威胁何者为重。对于毛泽东来说，出于地缘政治战略上的考虑，苏联这个北方的威胁更邻近也更直接；而从意识形态上评判，其对修正主义的敌意实际比对美帝国主义的敌意更深。在毛的认识中，修正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要比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危险得多。由此，他开始考虑调整对外战略，寻找打破几十年与美关系僵局的契机。中国在确定自己的战略目标时，对意识形态的考虑逐步向安全意识转变。

这时，中苏分裂的事实已使西方世界切实感受到共产主义并非铁板一块，其分化趋势正堪利用。于是，因泥足深陷越战而力量削弱的美国，开始考虑体面地结束战争、借助中国力量与苏抗衡的可能性。1967-1968年中苏边界冲突的发展，尤其是1969年珍宝岛事件的发生，向西方显示了中苏关系已处于战争的临界点。中苏冲突的升级为美国实现同中国和解的战略意图提供了条件，美国随即转入从决策上具体利用这一历史机遇的过程，一方面向中国发出缓和信息，一方面向苏联显示其对华战略意图，目的都是一个，即在推动越美和谈、政治解决战争问题上获取苏联和中国的帮助。1968年底毛泽东从最初的反对和谈转而采取赞同态度的事实，实际即反映了中国对美国政策的一种因应。而苏联更在解决军事争端的政治斡旋中，发挥了重要的，也是主要的作用。

越南自40年代以来就长期处于战争状态，经济力量衰弱的现状，使其在反侵略战争中迫切要求得到中国和苏联的军事、经济援助。由于对苏联军援的倚重，越苏关系也从冷漠趋向亲密。而对于越南来说，在地缘、历史等因素的作用下，其潜意识中始终把毗邻的中国这个强大的盟友，视为对自身安全的一种威胁。这样，当中国不仅不能与苏联重新携手共同援越，而且在苏援物资过境运输等问题上与苏联矛盾频仍，有时甚至发生激烈冲突；[16]中国坚决反对越美和谈，竭力防止苏联借此掌握对越南问题的发言权；并在某种程度上对越施加压力，要求其服从自己的反苏路线时，越南领导集团中的亲苏疏华倾向也随之逐渐发展。至60年代后期，越南劳动党实际已决定同苏联结盟，而1969年胡志明的去世，为此铺平了道路。[17]


第四，抗美战争后期（1970-1973）。

这一阶段的中美苏和中苏越三角关系成为一场三方都参加的游戏，战略因素更为突出。

近观中国，在同苏联的关系由敌对升级至对抗后，毛泽东打开中美外交局面，并试图建立重点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于是，中国重新大规模援越，以求迅速结束战争，及早实现上述战略目标。中美之间从1973年开始着手进行军事合作，实际上逐渐构筑起了"准同盟"性质的战略安全关系，并使这种双边关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成为维系中美双方交往的纽带。其实，在中美苏三角外交中，中国本有可能作为一种制衡力量，在三角平衡的天平中增减砝码，影响美苏力量对比的变化。但是强硬、僵滞的反苏立场和对苏政策，阻碍了中国去灵活地运用这种身份，使自己处于更为有利的战略地位。中国选择了依赖美国与苏联抗衡到底的方针，并试图从某种程度上把三角关系变为一种反苏的工具。其结果是，不但消除了美国对中苏言归于好、再结同盟的疑虑，而且还加重了对中越关系的消极影响。中国的外交再次陷入了实现世界革命和保障国家安全的矛盾之中。

从苏联方面来看，勃列日涅夫在羽翼丰满之后，结束了以往由赫鲁晓夫确立的寻求与美平起平坐的外交总路线，逐步将苏联的对外战略调整到自己的轨道中，于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上提出了一整套外交政策，对美展开了咄咄逼人的全球攻势。在印度支那战争问题上，苏联一面积极发挥其政治斡旋作用，避免破坏同美国的关系；一面也大力援越，并利用中美联合问题离间中越关系。这时，苏联已将目光牢牢盯住了对东南亚的控制权，而且开始掌握印支这把开启东南亚之门的钥匙，认为自己已拥有了在印支地区确立政策的更大的可能性。为此，苏联试图最大限度地运用这种有利地位，发展和巩固与越南关系的新机遇。[18]越战结束后，苏越战略联盟逐渐形成。苏联扶植越南地区霸权主义，支持其入侵柬埔寨，并控制老挝，建立所谓印支联邦，把印支半岛变成了一个反华基地，终于导致了中越之间的一场战争。

就美国方面而言，随基辛格的访华，中美苏三角关系开始公开化。美国一面告知苏联，其不断援助越南、强调战争的做法正在危害业已改善的美苏关系；一面以美中关系制约苏联，通过拉中国刺激苏联对越施加压力，帮助美国尽快从战争泥潭中拔足。而美国从越南撤兵的事实对其自身并无损害，它正可留下中苏两国去争夺对越问题的主导权，增加中苏之间的矛盾，促使苏越联合对抗中国，进而推动中国倒向美国，双方共同对付苏联在亚洲的抱负；同时既通过中国的力量牵制苏联，又利用苏美缓和之势制约中国，使毛泽东不断担心美国要踏着中国的肩膀跑莫斯科，以此加强美国对华关系的主动权。在中美苏的三角外交中，美国表露出了赤裸裸的战略意识。

而越南则是力争获取中苏两国最大的经济、军事援助，依靠中苏力量赢得谈判桌上的主动权，为战争结束后统一祖国的斗争铺垫道路。在此过程中，中越分歧渐渐加深，种下了以后兵戎相见的祸根。越南为实现其近期对付美国，远期抗衡中国的战略目标，找到了苏联这个新的靠山。

纵观这一时期中美苏越两个三角关系的演变，可以说中苏分裂是其基本背景和动因。但是要找出令中苏两国分道扬镳的始作俑者殊为不易，究其根源，还应在于社会主义阵营以意识形态为国家关系的基础、以国际共运为国家交往的形式这种构架的不合理性。这种框架以两党关系取代两国关系，为实现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总体战略目标，要求各成员国具有一致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使命感、统一的政治步调、共同的阵营利益即国家安全利益。此类不合理因素，其实注定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阵营终将四分五裂的命运。中苏关系、中越关系，实际都未摆脱这个框架的束缚。苏联对华遏制和包围的政策将中国推向美国，而中国压越反苏的方针又把越南推给了苏联。

总之，在两个三角关系的相互作用中，中苏关系恶化和苏联对美国形成的咄咄逼人势头，使中美两国具有了共同的安全利益，进而具备了缓和双方关系的基础；美国摆出与中国联手的姿态，推动苏联为避免两面受敌而助美劝说越南在和谈中让步，以求及早摆脱越战梦魇，同时通过中国牵制苏联力量，以遏制其上升趋势；中国打破对美关系僵局，两国枪口一致对苏，促使苏联与越南结盟对付中国；而苏越联手的前景又推动中国加快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以借助联美之势予以抗衡。这种三角游戏的最终结果是，苏联因中美的联合而于二战后第一次陷入两线作战的尴尬境地；中国因与越南反目而不得不面临来自苏越的新的军事威胁；至于美国，这场战争噩梦过去之后，不仅未能遏制中国的发展，而且还失去了盟友南越，使苏联填补了其撤离后的力量真空。在苏联夺人的气势面前，美国只能退保东盟，借对东盟国家的控制，在东南亚与基本由苏联掌握的印支国家相抗衡，转而力求与苏联分享地区舞台。中美苏三方谁都不是赢家。只有四国中力量最弱的越南，虽然对苏联具有极强的依赖性，但就实际利益而言，战争结束，美国撤兵，越南在此基础上迅速实现了民族统一，并利用大国矛盾，借助苏联实力提高了自身地区性大国的地位。越南从此走上了联苏抗华，推行地区霸权主义的道路。


（三）

在20世纪中叶印支战争持续的20余年中，以美苏为主要角色的、代表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集团之间的冷战，也在发生、发展和变化着。在亚洲，50年代,中苏结盟共同对美，中国处于反美的前沿，中美之间进行了面对面的较量。及至70年代,中美联合对苏，中国实际退出冷战的第一线，而将美国推到反苏的最前方，由美国与苏联进行直接的对抗，冷战由此而转型。

在亚洲冷战的上述大框架中，参与其间的两大同盟或集团分别以美国和苏联两个大国、强国为首，各自强调同盟或集团的共同利益。由此，在盟国内部大国、强国与小国、弱国的关系中，当以占主导地位的大国为代表的盟国全局利益与小国的局部利益发生冲突时，前者往往要求后者服从全局的、共同的利益,矛盾分歧相应而生。在小国、弱国不再认同这种盟国利益，或盟国中的主导国家发生角色变化后，这种局部服从全局的原则也即失去约束力，其结果便是盟国或集团的分裂、瓦解。就社会主义集团的情况而言，中苏关系是这样，中越关系实际也是如此。越南以其在大国的战略考虑和决策中所占有的位置，既已成为大国对抗中不容忽视的因素，随着战争的结束，当大国在相互牵制的复杂状态中形成力量平衡时，作为小国的越南的独立作用也就更加突出了。

最后，对于中美苏、中苏越两个三角关系以及中国在其中的作用问题的研究，据笔者个人意见，中国学者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做进一步的探讨。

其一，关于中苏关系的反思。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首先要保持睦邻关系。毛泽东试图建立的国际反苏统一战线，或者说中国对外战略中反苏主义原则的贯彻，虽然取得了打开中美、乃至中国同西方关系的重大外交成果，但也给中苏、中越关系带来了不利的影响，苏越结盟使中国最终陷入了更为不安全的周边环境之中。对此，我们还应进一步做出客观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其二，关于中美关系的反思。在中美苏和中苏越两个三角关系中，中国对美国和越南对苏联，事实上都存在着较大的战略依赖性。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实际反映了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独立自主精神与为对抗苏联而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依附于美国的一种无法排解的矛盾性。尽管在实现对美和解的过程中，毛泽东反复强调打开僵局的主动性来自于中美双方，但是中国力量的弱小，及以后中美之间军事合作的现实，实际上表明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对美国依赖性。应该说，加入国际社会和独立自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只有在各大国间奉行一种相对平衡的政策，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大国集团，避免成为别人手中的一张牌；同时也不因与某个国家或集团的关系而损害到与另个国家或集团的关系，才能够为自己创造出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和生存空间。此外，亚洲的许多国家，如东盟等国，由于地缘政治因素的作用，对中国一直存在着极强的戒心，他们欢迎并要求美国在亚洲地区驻军。而中国在美国的政治遏制和经济封锁，特别是发动越战对中国直接构成战争威胁的情况下，自50、60年代以来一直积极鼓吹世界革命，并向东南亚国家输出革命。这种做法无疑将一些国家进一步推向美国，从而实际恶化了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

其三，关于中越关系的反思。首先，实事求是地说，中国在同越南的交往中，的确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老子党"倾向，对越南施加压力，要求其服从中国的反苏路线，甚至在抗美斗争中一度反对越南接受苏联的援助，并对苏联的援越方针始终持排斥态度。由此，增加了越南对中国的离心趋向。其次，中越关系还可以有一个新的研究角度，那就是关于越南对华政策心理背景的剖析。这个问题包括两个方面：意识形态上的心理背景--中越两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成员国，客观上存在着指挥与被指挥关系；民族和历史的心理背景--越南历史上作为中国的附属国，存在着某种民族心理障碍，一直具有要求摆脱中国控制的倾向。这种背景，实际是中国对越决策和中越关系研究中都应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注释：

[15] 1964年11月，越南人民军总参谋部通报苏联驻越武官说，越南军事力量在东南亚地区的战略策略与苏联的有所不同，为此，越南国防部通知苏联武官：鉴于越南已不再需要苏联的军事专家，故而他们的工作一经结束就应该离开越南，另外，越南也不要求苏联再派来替换人员。面对这种明显的被排斥的状况，苏联人甚至开始怀疑自己卷入越战之后，在与受北京控制的越共打交道时，越南是否还能成为苏联的支持者。参见Top secret letter of the Soviet embassy in Hanoi to Moscow, "O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South Vietnam and the Position of the DRV", November 19,1964. SCCD,f.5,op.50,d.631,p.253. Gaiduk前引书，第16-17页。

[16] 关于此问题，详见李丹慧：《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冲突与矛盾（1965-1972）》一文，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5期。

[17] 张如磉：《与河内分道扬镳》，世界知识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第229页。

[18] 1971年4月苏共24大后，苏联方面认为，越南的社会舆论已明显地朝着更接近苏联的方向波动。虽然越劳党的总路线还保持与苏、中的结盟不变，但是出现了发展和巩固同越南关系的新的机遇。而苏联以越南为依靠，就具备了在印度支那地区确立自己政策的更大的可能性，这则有可能成为苏联通向整个东南亚的一把钥匙。为此，苏联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对苏联有利的情况。参见1971年5月21日苏联驻越南大使谢尔巴科夫"关于越南劳动党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的政策与苏联根据苏共24大决议所面临的任务"的政治信函（北京大学现代史料中心所存俄国档案复印件，编号SD01829）。

李丹慧，来源: 作者个人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