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恪山：追忆我与耀邦同志交往二三事

　　2011年4月15日是胡耀邦同志逝世22周年纪念日，遥望鄱阳湖西岸共青城富华山下的“胡耀邦同志陵园”，耀邦同志的音容笑貌不禁浮现在我眼前。

　　耀邦同志为我平反

　　1951年，我从“东北鲁迅文艺学院”美术部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北区团委直属的东北青年出版社工作，1954年9月从沈阳东北区团委调到北京团中央少年部，任新创刊的《辅导员》杂志的美术编辑和摄影记者。《辅导员》杂志是团中央主办的指导全国少先队工作的刊物，是胡耀邦同志倡导创办的。1955年北京正义路三号团中央新大楼建成后，耀邦同志的办公室在三楼，少年部和《辅导员》杂志在五楼，有时在楼梯上碰到他，他拿着烟边走边和我们打招呼，我们叫他“耀邦同志”，他微笑着点点头。

　　在团中央经常听到耀邦同志作报告，他的报告生动、具体而又幽默，大家都爱听。在1955年3月他主持召开的第三次全国少年儿童工作会议上，他做了题为“把少年儿童带领得更加勇敢活泼”的讲话，提倡孩子们要有“小老虎”的精神，不要做“小老头”，讲得非常生动形象。他还针对这个问题为《辅导员》杂志亲自写文章。

　　关于少年儿童入队的问题，他主张少先队是少年儿童接受党和团教育的群众性组织，不要对孩子们要求太高，把孩子们拒绝在少先队的大门之外。他这些富有远见卓识的主张促进了少先队组织的发展壮大，让更多的少年儿童在党的教育下茁壮成长。

　　1957年7月，正有一场暴风雨般的“阴谋”在等待着我。那年我才26岁，恃才自傲，在“鸣放会”上提了一些我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又写了一张批评XXX仗势欺人的大字报。就是这张大字报使我莫明奇妙地一夜之间成了团中央机关第一个“右派”。而后我又受到被开除团籍、行政降一级、下放“劳动锻炼”的不公正待遇。

　　团中央机关“反右”风暴来临时，正是七八月间，胡耀邦同志率领中国青年代表团在莫斯科参加“第六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而后又在苏联基辅参加“第四届世界青年代表大会”。当他乘飞机回到乌鲁木齐时得知团中央及各直属单位划了许多“右派”时，十分震惊，立即打电话给团中央主持反“右”的领导，要他们尽快刹车，不能再扩大化了，他本想保住一些同志，但在当时严酷的氛围里，他也无力回天。他回到团中央后，经过研究，“精简”到60个“右派”，即便如此，他仍十分惋惜地说：“损失惨重啊！”

　　1958年3月，他在团中央大楼三楼大会议室“为右派下放送行”，我参加了这次座谈会。耀邦同志大步走进会议室后开始讲话，第一声就大声地说：“同志们！”我听到了这热情洋溢而又多时没听到的称呼，顿时感到一股暖流冲激心扉，他这一句称呼，似乎让我看到了前途闪烁着一缕光明。

　　他接着说：“今天我送给大家十二个字：‘错误十分严重，前途十分光明’。你们今天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平时对你们敲打得不够，你们现在感到悔恨难过，我同样也很不好受，但你们的前途仍然是十分光明的。陶渊明曾说：‘悟以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希望你们下去以后，通过劳动，好好向农民学习，改造好了，欢迎你们回来，将来我们还有共事的机会，再见！”临别他还频频回头向大家招手，缓步走出会议室的大门。他这次送别使我们近乎绝望的心灵又燃起了希望。

　　在我们这些“右派”下放之前，耀邦同志还对“右派”所在单位的领导说：“这些人都是有才华的人，要好好帮助他们，改造好了还可以回来工作，还可以恢复党籍嘛，对于他们在政治思想上严格要求，在生活上要一视同仁。”

　　当时极左思潮甚嚣尘上，耀邦同志如此大胆的思想，的确保护了这些“右派”，后来他的“预言”也一一实现了。

　　1959年4月，我随团中央下放干部劳动锻炼队，转到了山西省晋南地区临猗县牛杜公社劳动。1959年秋天，耀邦同志在山西晋南地委书记李立功同志的陪同下，从临汾、稷山、万荣视察工作后，又来到临猗县看望团中央下放干部，在临猗县委后院的一个会议室里和我们下放的45个人举行座谈会。气氛很轻松，一年多没有见到耀邦同志，大家感到十分亲切，他问大家：“谁知道临猗县县名的来历吗？”这下可把大家问住了。

　　他说：“临猗县是解放后于1954年将临晋县和猗氏县两个县各并后各取一字，成了临猗县，猗氏县名是为了纪念春秋战国时猗顿，猗顿是越国大夫范蠡的学生，越国战败吴国后，范蠡带着西施逃到山西晋南，在运城经营盐池，后又大力发展畜牧业，成为大富商。范蠡致富后，他的学生猗顿尊他为‘陶朱公’，故有‘陶朱猗顿之富’的赞语流传至今。”

　　他又说：“每到一个地方都要随乡问俗，了解当地的人文历史，多问、多看就能增加许多知识。”耀邦同志勤奋好学的精神，确是我们应该好好学习的。他那和霭可亲的作风给我们很大的鼓舞。

　　他在李立功同志的陪伴下，端着一个玻璃罐头瓶子的“茶杯”，走进一辆“伏尔加”牌的小汽车，从窗内伸出手来和大家招手告别，接着去了运城。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听说中央要着手改正“右派”的问题，便大胆地给胡耀邦同志写了一封申诉信，请北京的朋友亲手交给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同志。他在我的信上做了批示：“纯系错划，尽快改正，转团中央办理。”我由团中央第一个被错划为“右派”的人变成是第一个平反的人，而且是第一个从外地重新调回团中央工作的人。

　　耀邦同志曾给我一支“人参”牌香烟

　　1972年夏，我从临汾去北京出差，听团中央的老朋友说：“耀邦和克实从河南潢川干校回来了，你不去看看他们吗？”我和他们分别已是14年了，很想去看看两位老领导。我来到王府井灯市口富强胡同甲六号克实同志家，克实住在东房的厨房里，耀邦住在北房里。耀邦原来住在前面的三座四合院在他们去河南五七干校时，已被他人占用了，回来后只好两家挤住在克实原来的住房里。

　　多年不见胡克实同志，他又黑又瘦，见到我后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详细地问我这些年的情况。他说：“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山西吕梁工作过，对那里比较熟悉，我还在方山县当过县委书记，我也曾在临汾的大宁县工作过”。他又说：“耀邦回来了，咱们去看看他。”

　　克实同志带我走过盛开的蔷薇花丛，走进北屋，只见耀邦蹲在地上整理满地的书籍，他也是又黑又瘦，见我进来站起来和我握手，他的手有力而又有些粗糙，这是在干校辛勤劳动的收获。克实向他介绍我：“他是《辅导员》杂志的刘恪山，湖南人，也是你的老乡，他现在临汾工作。”

　　耀邦笑着说：“久仰大名，那年批判你时我可不在家，出国了。”

　　我笑着回答说：“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也不能怪您啊，我下放山西晋南工作已经14年了，1959年您到临汾猗县看望我们，算来已是14年没有见到您了。”耀邦说：“犯错没关系，我也在犯错误嘛，改了就好，前途是光明的。”他又问：“临汾地委现在的领导是谁？”

　　我说：“地区革委会主仝云，地委书记是胡亦仁。”

　　他说：“好啊！这两位都是我的老朋友，仝云原来是团中央常委，团山西省委书记。胡亦仁在解放初期和我一起在川北区工作，他是宣传部部长，是个好人，你回临汾请代我问候他们。”

　　他随手从桌边上拿出一个黄色的烟盒，是“人参牌”香烟，他抽出一支问我：“你抽烟吗？”我笑着说：“这样高级烟我还是头一回见到。”他递给我一支，自己也点燃一支抽起来。他又指着桌子里面的一台九寸黑白电视机，问我：“临汾有电视看吗？”我说：“现在还没有。”

　　我看和他俩交谈的时间不短了，便起身告辞，耀邦和克实一直送我到大门口，目送我走过大槐树，他们才回去。

　　过了两年，我又出差到北京，去富强胡同五号看望耀邦同志，他那时参加中央读书班，已经从后院搬回前院原来的住处。客厅里仍然是老样子，一套黑皮旧沙发、一个书桌、两把木头靠背椅子和一个旧的藤圈椅。他笑着问：“你又来北京了？你在临汾工作，现在是什么职务？”

　　我说：“我是个画画的，职务和功名利禄对我来说是身外之物，把自己的工作做好就行了。”他很欣赏我这句话，把沙发的扶手一拍说：“你这句话是马列主义的观点，雷锋也没有什么职务，但他所起的作用和社会影响是许多有高级职务的人做不到的。”我说：“这些年每逢重大的日子时，我就仔细看报纸上有没有您的名字，后来就看不到您的名字了。”他笑着说：“我现在只剩下‘共产党员’了，猪肥了也不怕开水烫啊，哈哈……你刚才说的身外之物，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我。”

　　我替董老带画给耀邦同志

　　1977年，粉碎“四人帮”后，我应中国科学院邀请来北京参加“中国科学技术成就展览”的设计工作，自临汾又来到北京，曾去拜访老国画家董寿平先生。董老听说我还要去看望耀邦同志，就要我将一幅他画的“墨竹”带去送耀邦同志，董老是很敬重他的。之前董寿平先生曾送给耀邦同志一幅他画的红梅，又请赵朴初先生在画上题诗：

　　不取暗香，奇馨遐被。不怜疏影，繁花吐臆。 一片丹心，朝霞无际。身饱雪霜，春来天地。

　　赵朴初

　　我来到耀邦同志家，他听说我来了，从客厅后面的卧室里出来，一边系着皮带一边和我说：“天冷了，刚才我加穿了一件棉裤。你这会到北京干什么来了？”我说：“中国科学院借调我来参加科技成就展览的设计工作，主在中关村科学院招待所了，今天来看望您，还带了董寿平先生送给您的一幅墨竹。” 他将画打开，一边看一边说：“去年董老为我画了一张红梅，画得太好了，我很喜欢。”接着关切地说：“董老先生现在的生活和住房情况怎么样？”我说：“董老先生现在的住房大约有12平方米，祖孙三代同居一室，连画画的地方也没有，是很困难的，他的退休金每月有100多元，由‘荣宝斋’发。”

　　他说：“慢慢来解决，上次他老为我画的红梅，我非常喜欢。我作了一首诗想送给他。”

　　我说：“请您把诗给我看看。”他摇着头说：“还不成熟，还要改动，给董老写诗可不能随便，他是个大学者啊。”

　　耀邦同志又问起山西的情况。我说：“您问山西农业的情况，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农业学大寨’，工业是‘工业学大庆’，打倒‘四人帮’后人心大快，但有些事还得一步一步来，思想一时还转不过来。”

　　他说：“我刚到中央党校工作，正在从理论上拨乱反正，现正在开展‘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

　　我告辞时，他说：“这个星期五下午5点你来我家，我请你吃晚饭，咱们再谈谈。”

　　我说：“这次来北京又见到您就很高兴了，您太忙，谢谢您的盛情，我就不来吃饭了。”

　　他哈哈大笑说：“老同志来了还是应该吃餐便饭的，不就是四两粮票吗，不要你交粮票的。”

　　我们交谈时都说湖南话，更感亲切了。

　　与耀邦同志一同吃晚饭

　　星期五下午5点多，当我走进中院时，耀邦同志正在二门旁的海棠树上抓虫子，他见我来了说：“今天请你吃晚饭，我提前回来等你。”

　　我说：“你在树上抓什么？”

　　他说：“这树上有虫子结的茧包，我把它弄掉，要不明年开春又出来祸害树。”

　　这时耀邦同志的夫人李昭同志进来说：“饭好了，你们快去吃饭吧，天冷菜怕凉的。”耀邦便带着我从过廊向饭厅走去。饭桌上已摆好五六个菜，餐桌是个老方桌，四周有翻板，翻上来就成了圆桌。耀邦身边的翻板都坏了，撑不住，摇摇晃晃的，他说：“这桌子也该修理一下了。”

　　耀邦同志说：“今天请你来吃便饭，特意为你做了一碗湖南菜——梅干菜红烧肉，你多吃一点。”他给我倒了一小杯绍兴加饭酒，自己也倒了一杯，然后一口喝完，要我也喝完。一会儿，厨师端上了一盘子金华火腿，他给我夹了一片，大家也都吃了一些，他看盘子里还有不少，就端起盘子一下子都扣到我的饭碗里，说：“这是真正的金华火腿，在临汾也难吃到，你多吃点吧。”

　　饭后，我们又回到客厅，他点燃一支烟，在客厅里走来走去，问我：“山西的‘农业学大寨’你看到的实际情况怎样？”

　　我说：“报上提出了许多形式主义的口号，如‘文化教育学大寨’，民兵、妇女、商业、幼儿教育等等各行各业都要学大寨，好像学大寨是万能的，老百姓不敢明说，背地里好笑，这种做法却使大寨走向了反面，更有甚者，平平的农田里也要学大寨人工做成梯田。去年临汾全城停工、停课，各级干部几千人坐着大卡车开到刘村去修大寨田，将地面上的好土深翻，把地下的石子砂子生土翻上来，好好的农田弄得乱七八糟，胡闹了好几天，不管了，一走了之，老百姓都说这是‘劳民伤财’。”

　　他听到这些摇摇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们又谈到人才的问题，我说：“最近报上登出的今年报考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中，发现了几个优秀的音乐人才。”耀邦说：“文化艺术是上层建筑，经济是基础，以后经济发展了，各种人才就更多了。我建议说：“中国自古以来就很重视地方的修志工作，这是全世界各国所少有的，现在各省县的志书都是清代或民国初年编修的，解放后再也没有续编，将来这段历史将成为空白，以后盼望您向有关部门建议，把各省市的地方志编修出来，这是对子孙后代负责的大事。”他听后频频点头。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各地都开始了修志工作，地方历史得以继承发展。

　　1978年12月下旬的晚上，我专程去灯市口富强胡同5号看望耀邦同志，他当时已是中央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宣传部部长。我敲开大门，警卫看了我的证件，然后打电话给德平，不一会儿德平出来接我，我问他：“你爸回来没有？”德平说：“他在家”。然后带着我走进后院的客厅，只见耀邦同志坐在旧藤圈椅上看电视，站起来和我握手，笑着说：“你在临汾好好的，怎么回来了？”

　　我说：“《辅导员》杂志刚复刊，调我回来重操旧业，已经回来快一个月了，今天才来向您报到。”

　　他高兴地说：“回来也好，他们需要你这个老美编。”

　　虽然他职务不断变迁，可是家里的客厅还是老样子，只是在他坐的藤圈椅下多铺了一块一平方米的地毯，窗台上放了几盆小花，垫在用报纸包起来的砖头上。这几盆小花绿油油的，在寒冬里显出几分春色。

　　他说：“前几年你谈到功名利禄乃身外之物，我很赞赏，也常在想这一问题，为什么现在许多人为此却孜孜不倦地去追求呢？现在山西的情况怎么样？”

　　我说：“打倒‘四人帮’后，人们的思想认识虽然有些变化，但过去‘左’的东西还不能很快转变，尤其是许多领导人，仍然是抱着老有一套不放，形式主义的指导思想，务虚的多，务实的少，因此经济还没有多大起色。有些领导应该易地而治，不能几十年不动。最好您到山西去看看。”

　　他说：“现在我还顾不得去山西看看，以后我要去的，等几天王震同志就要去山西了。解放战争中，我多次去山西，打临汾，打太原我都参加了，对山西比较熟悉。”

　　我说：“再过两天就是元旦了，今天是来向您报到，也是向您祝贺新年。”

　　由于他职务的变化，工作太忙，我从此便再也没有去看望他。


　　我为耀邦誊信

　　1984年8月，中国少先队全国代表大会在北戴河举行。来自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各民族少先队员小代表一千多人，在北戴河、山海关开展了许多丰富多彩的活动，最后由耀邦同志等中央领导在北戴河西山小会议室里接见部分小代表。接见时只有经过特别批准的十位摄影记者和电视台记者进入小会议室，我参加了这次采访工作。耀邦同志在少先队员的陪同下走进会场，我个子高，不用小梯子，把照相机举起来就抢到好镜头。他从我身边走过，看了我一眼，可能对于会在这个场合见到我也很意外。

　　1985年我去广西采访，到了南宁、贵港、玉林，北流、桂林等地。看到贵港南山风景区炸山卖石头子、贵港糖厂和造纸厂污染西江，北流炸山破坏“大风门泥盆纪化石区”等问题，回京后给人民日报写了一封信并附上照片，发表了。我又给耀邦同志写了一封信，附上照片和化石样品托人转给他。不久后，我收到广西自治区政府给耀邦同志的调查处理复件，桂办报（1986）30号“关于广西北流、贵港文物被破坏、环境受污染的处理情况报告”。我看后才知道耀邦同志收到我的信后作了批示，发给广西自治区政府了。

　　1985年10月15日凌晨1点多钟，突然有人来我家边敲门，边喊：“老刘请你快起来，有急事找你。”我赶紧开灯披衣下床开门，原来是团中央书记张宝顺同志来了。我问他：“宝顺同志，什么急事半夜里来找我啊？”他说：“我刚从团中央来，书记们刚开完会，大家一致说请你用毛笔把这封信抄好，早晨8点送耀邦同志处请他签字，今晚7点中央电视台要在新闻联播中全文播出。”这是由团中央起草，以耀邦同志的名义发的一封信。信上有耀邦同志的批示，我记得其中提到：“此件如何出笼，可请书法家用毛笔写好，我签字后发表。”宝顺同志带来宣纸印的十行信笺，我立即动手抄写，先打草稿，安排好行距和每个字的呼应。此信有400多字，我用行书写了四页，不合适的字转行都做了调整，又另写了两遍，觉得安排妥当了，才正式抄写成四页，最后一页留出半页，便于耀邦同志签字。我紧张地写了两个小时。最后，该信在1985年10月15日晚7时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中，由播音员逐页向全国播报了全文。

　　1998年夏，我的一个青年朋友管祥麟开着北京吉普车考察全国各民族的民间艺术。他开车路过江西共青城，去瞻仰了胡耀邦同志的陵园。陵园入口处有一块巨大碑记，碑上有胡耀邦的签字，他就在这个大碑前拍了一张照片寄给我。我看这大碑上的字好像是我写的，这才想到，1985年10月15日凌晨我抄写的耀邦“给江西共青垦殖场成立三十周年”那封信。垦殖场的同志们将此信放大刻到黑色大理石碑上，立在陵园的入口处，以供大家瞻仰凭吊。后来我将此事告知李昭同志，她对我说：“以前我不知道这回事，这碑是你写的，那太好了，耀邦是你的老领导，又是你的老乡，让你的字永远陪伴着他吧，谢谢你了。”

　　1989年4月15日上午7时53分是黑色的时刻，耀邦同志因心脏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了。享年73岁。我在当天下午就从团中央听到了这一噩耗，心情非常沉重，第二天上午我和团中央的几位老同志，一起到北长街耀邦同志家吊唁志哀。当时，北长街上自发去耀邦同志家吊唁的人群排起了长队……

　　4月22日上午10时，我和团中央的同志一起来到人民大会堂中央大厅参加胡耀邦同志追悼会和向遗体告别，我参加大会的通知编号是0000386号。我含着热泪，步履沉重地走过耀邦同志的遗体，透过水晶棺罩，最后一次向他鞠躬告别……而这份“胡耀邦同志治丧办公室”发给我的通知，至今我一直珍藏着，成为寄托哀思的纪念品。

　　一周后，《辅导员》杂志原总编辑毛振珉同志离休后专程由上海来北京，要我陪她去耀邦同志家看望李昭同志，同去的还有当时的《辅导员》杂志总编辑舒元璋同志。我们先到摆满鲜花的灵堂向耀邦同志的遗像静默鞠躬，忍不住热泪沾襟……

　　我们来到后院小客厅里看望李昭同志。她坐在沙发上，和我们握手，不停地擦着眼泪。我们看她太悲伤了，不敢多停留，怕影响她休息。要告辞了，李昭同志拉着毛振珉的手说：“你们多坐一会，咱们再谈谈，好吗？”

　　她从延安认识耀邦谈起，一直谈到耀邦的多次负伤抢救，各个时期的往事，直到耀邦的骨灰安葬的设想，她含着眼泪吟诗一首：

    独秀残梅随冬去，落絮细雨泣无声。
    人生自古谁无死，忠魂丹心慰后人。

　　这时，原北京市委书记，轻工业部部长徐运北老同志等走进小客厅来看望李昭同志，我们只好告辞了，路过前院大客厅时，我们又一次地仰望耀邦同志的遗像......

作者：刘恪山，来源：人民网-文史频道2011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