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第五次反“围剿”，熟悉中共党史军史的人都很清楚，正是因为李德、博古错误地指挥，红军以攻坚战同国民党军队拼消耗，使自己大伤，将原有的苏区丢失殆尽，红军力量遭到极大的挫损，结果被迫放弃中央苏区，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李德是德国人，乃共产国际为中共派来的军事顾问。但长期不为人所知的是，在国民党方面，当时的蒋介石也聘请了不少德国顾问为他“剿共”出谋划策。因此，第五次反“围剿”就这样戏剧性地成为德国顾问之间在中国土地上的一次对决。
共产党的德国军师：李德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共两党正式走向分裂，共产党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不少地区开辟了苏区，并建成了中央苏区。当时作为中共直接领导者的共产国际，在1933年向中共派遣了一名军事顾问，以便执行其军事路线。他就是李德。
1926年，李德因参加德国共产党，被德国政府逮捕，1928年越狱后至苏联，进入享有盛誉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李德毕业后进入共产国际东方部工作，后被派往中国搜集日军情报，同年由大连乘轮船抵达上海。在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阿瑟·尤特尔的引荐下，李德被临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博古等人聘为军事顾问。按照李德后来的话说，他的任务是协助“中国共产党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反对蒋介石反动政权”。经过博古等人请示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回电表示同意，但是对李德的职权进行了限制，规定他只是负责提供意见和建议，而没有直接向中共中央下达指示的权力。事实上，李德也基本上是遵循了这个原则。但是，由于毛泽东在博古等人抵达江西之时就已经靠边站了，博古掌握了红军的指挥权。一介书生的博古，在他担任中共最高负责人时年仅25岁，且长期在俄国留学，军事方面没有任何经验，指挥打仗只好全听李德的。根据李德与博古的商议，由李“主管军事战略、战役战术指导，训练以及部队和后勤的组织等问题”，这样李德实际上就成为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主要负责人。
20世纪30年代初，在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搜捕下，中共中央在上海的地下工作也面临很大的困难。蒋介石除对苏区展开军事进攻外，还加紧了在上海破获中共中央机关的工作。1931年，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捕并叛变，这个变故几乎使中共中央在上海无法立足，后来只好迁往中央苏区。博古、李德等人抵达江西的时候，中央苏区也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蒋介石在四次“围剿”都没有达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正积极组织下一轮的“围剿”。
尽管前几次反“围剿”都粉碎了国民党军的进攻，但苏区的物资消耗也日益严重，加上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对外贸易几乎断绝，苏区内部生活日益艰难。很快，蒋介石又发动了为彻底消灭苏区的第五次“围剿”，调集了不下40个师的兵力，加上地方军，共计近50万人，“其兵力高出于我军十倍以上”。
蒋介石坐镇南昌，亲自督促军队进攻苏区之时，在治军方略上进行了重大转变。作为红军最高军事顾问的李德很快便发现，蒋介石此次“围剿”的方略与前几次明显不同，比如在军队中设立政训处，设置了宪兵，加强对军队的控制。据李德回忆，这个效果很明显，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国民党军队“几乎没有起义者，只有很少的被俘虏者”，这与前几次相比反差很大。因此，这次“围剿”，使红军面临更加困难的境地。
除此之外，蒋介石将以往派兵长驱直入苏区找红军主力决战的策略，改为在围困苏区的同时，缓步推进，并不断修筑碉堡，使红军无法发挥运动战的优势。即“抽干塘里的水，捉塘里的鱼”（聂荣臻元帅语）。在这种情况下，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却提出了“一切为了前线”和“不丧失寸土”的口号，与国民党军进行硬碰硬的阵地战，甚至主动去攻击国民党军队的碉堡。由于红军没有攻坚的重武器，一味硬拼，结果造成了重大损失。在主动出击失败后，李德又命令红军进行消极防御。
而且，李德还盲目执行来自共产国际的指示。例如1933年10月，正当蒋介石在全力“围剿”红军之际，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蔡廷锴等人发动了福建事变，宣布成立独立政府，并表示愿意与红军组成联合战线。这个机会对处于困境中的红军来说可谓千载难逢，本来红军已经与第十九路军达成了一个初步协定，但共产国际来电反对，称第十九路军本质上是反对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必须与其划清界限，而且还要与之进行斗争。这样，博古、李德改变了态度，不再配合第十九路军的反蒋行动，结果坐失良机，使得蒋介石从容解决福建问题。
1934年4月，蒋介石以10万兵力分成东、南、西、北四路向苏区北部重镇广昌发动进攻，单是用于封锁围困的碉堡就达到2900多个。对此，李德却提出“不放弃苏区寸土”，推行“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为了死守广昌，李德调集红一方面军3个军团9个师作战，命令红军在广昌外围修筑“永久性”的碉堡。李德还亲自上前线，指挥死守广昌。而国民党军队针对红军修筑的碉堡之类的工事，先出动飞机大炮将其摧毁，再派兵进行冲锋。结果，广昌之战中，红军指战员共伤亡4000余人。李德的错误指挥引起了大多数红军指战员的强烈不满。面对国民党军的第五次“围剿”，李德仅凭着在伏龙芝军事学院三年学习和在德国进行街垒战的经验，不顾中国实际情况，对着地图指挥作战，把阵地上机枪和迫击炮的摆放位置都固定下来，盲目地要求部队执行，结果造成部队极大的损失，最后红军只得放弃中央苏区，进行长征。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固然与德国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直接相关，但与蒋介石改变了以往的军事策略也有着密切联系。无独有偶，蒋介石这个策略的制定与出台，恰好也与德国人有关，因为蒋在20世纪30年代也聘请了大批德国顾问为他服务。为什么这些德国人此时来到中国？这就要从20世纪30年代的中德关系说起。
国民党的洋帮手：德国顾问团
对于不熟悉国民政府外交史的人来说，在1930年代，德国与南京国民政府居然建立起了密切的联系是非常令人诧异的。但事实上的确如此，按照美国著名学者柯伟林的说法就是：“从1928年到1938年，蒋介石政府与德国关系的密切程度超过了列强的任何一个。”至于为何德国会在亚洲选择了中国，中国最终选择了德国，这个原因很多。一个可能是同病相怜，因为一战后的德国作为战败国遭到严厉惩罚，被迫割地赔款，这对好面子的日耳曼民族来说是无法忍受的。而中国自近代以来就遭受列强入侵，而且此时的日本已经在1931年发动九一八事变，将东北全境占领，并窥视关内，中日大战迫在眉睫。这样，双方拥有了相似的民族情感经历。
在20世纪30年代初，德国曾打算开辟一条从柏林到南京的直达航线，但在首次试航时就遭到苏联的阻拦，苏联战斗机将其在蒙古上空迫降，“德国飞行员和机械师都摔断了骨头，并在一座蒙古监狱中被判刑五年”，后中、德方面经过多方努力，他们才被释放。这个变故使得开通该条航线的计划中途流产。尽管如此，德国却给中国提供了大批贷款，而中国也以原料换取德国的军事装备、铁路器材和整座工厂等，正是这些工厂，后来奠定了中国国有工业的基础。
但要说双方完全因为民族感情才交往频繁，是不恰当的。毕竟国家之间，利益是最主要的关注点。此时的德国急于摆脱凡尔赛体系对它的束缚，希望大力发展军备。但是德国领土面积较小，国内资源有限，特别是紧缺一种制造军火最重要的战略物资——钨矿。因为在钢铁中加入一定的钨，能大大提高枪炮管的熔点，不会出现因持续射击造成枪炮管高温软化变形的情况。可见，钨矿对于德国发展军事力量来说至关重要。但问题是，欧洲英、法等战胜国始终对德国存有戒心，严格控制钨矿等战略物资的出口，使德国十分恼火。无奈之下，德国只得将目光转向中国。早在1929年，德国工业界就通过民间贸易从中国获得了其所需的88%的锑和53%的钨。1915年至1937年，中国钨矿的平均产量就占世界总产量的38%。锑的重要用途在于制造印刷合金（铅字）及轴承合金等。1934年，中国也成为德国进口锑的主要来源。
为了东山再起，德国不断向外派遣军事顾问，一是为了保证退役军官的素质，二是为给德国的工业和军用品寻找市场与战略物资。由于德国被强制裁军，使得大批具有军事技术技能的军官们无事可做。根据《凡尔赛条约》，禁止德国战略物资的出口，同时也禁止德国公民以军事资格受聘于外国，所以德国军官们通常是以“平民”身份受聘，而德国政府则宣称无权阻止他们。这样，1928年11月，经过中、德两国反复磋商，由德国名将鲍尔率领下的首批德国顾问团来华，主要是为德国的军事装备开拓中国市场和帮助蒋介石训练军队。
早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蒋介石就使用了由德国人训练的军队，最后在张学良的帮助下，最终打败了反对者，蒋介石也渡过了他一生中最严重的政治危机。这些德式训练的军队，同时也被用于“剿共”军事。由于蒋介石利用德国军事顾问来训练军队，红军就要被他们俘虏的国民党军官来给红军战士讲授德式战术课，例如《多种武器的使用与作战》等。这大概有点冷幽默的味道，德国军事顾问的训练方式，居然在国、共两党的军队中被同时使用。
在德国顾问的建议下，在第五次“围剿”中，蒋介石改变之前派兵“分路围攻，长驱直入”的战术，实行“碉堡政策”。所谓“碉堡政策”，简单地说，就是在根据地周围连绵建筑一道道封锁线，在步枪火力能够交叉的地方修筑两个碉堡，每五个碉堡之间建筑一个大碉堡，并用公路连接起来，形成碉堡公路网，然后修建储藏弹药和给养的仓库；接着在若干距离处又修筑第二道碉堡封锁线，建筑的方法与第一道相同，待第二道完成后，再把第一道拆除，将砖石材料移建第三道碉堡。这样，逐次推进，在飞机和大炮的配合下，向根据地匍匐蚕食。这无疑增加了苏区的困难，使其与外界的联系完全被断绝，一时之间，苏区的物资变得异常匮乏，就连生活必需品食盐都难以供应。
实践证明，这种办法确实在第五次“围剿”中起到了预期的效果。蒋介石命令部队每天只向前推进固定的距离，然后就开始修筑碉堡。无论红军如何“示弱”，国民党军队皆不予理会，这让红军“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人一部”的战术基本失去了效用。而且蒋也仿照德国，对现役军官进行轮训。据当时在国民党军第十八军任连长的杨伯涛回忆，自从1933年蒋介石开办庐山军官训练团后，该军上至军长、下至排长均分批前往受训。经过此次集训，该军的作风有了很大的改变，军官无论职位大小，一律不佩武装带，身着布制军衣，脚穿草鞋或胶鞋，和士兵一起吃大锅饭。这种办法使红军的狙击手无法确定狙击目标，同时也使国民党军士兵的战斗力大大提高。除此之外，各师、团部均设置武装便衣队，专门负责侦查。这样，加之共产党方面的德国顾问指挥失误，红军损失惨重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在所有的德国顾问中，最著名的是有“国防军之父”之称的塞克特将军了。塞克特曾在蒋介石的盛邀下两次来华，他1934年4月第二次来华担任总顾问之职时已是67岁高龄。蒋介石对他十分尊崇，使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自夸为“军事上的孔夫子”。南京给他每月2000美元工资，是前任顾问魏采尔的3倍，据说这是“南京政府付给一位外国顾问的前所未有的高薪”。他的门口还有礼仪士兵站岗，平时有4位保安跟随，旅行时乘坐特供的车厢。蒋介石不在时，他还可坐在蒋介石的办公室召见中国军官。1936年12月27日，塞克特因心脏病逝世后，南京国民政府还特别为他举行了追悼大会，蒋介石因“西安事变”后回溪口休养，由何应钦代他致悼词，给予塞克特高度评价。
德国顾问们在华使命的结束
在国、共两党的历史上，德国顾问都是值得书写的重要内容，因为他们对中国政局、军事力量的变革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影响。但随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蔓延，这些顾问们都先后结束了自己在华的使命。
先说李德。在他的错误指挥下，中央红军反“围剿”频频失利，最后被迫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在遵义会议上，李德因在军事指挥方面的错误被批评，接着被取消了军事顾问的名义。失去了顾问职位的李德跟随红军走完了长征的全部路程，最后到达陕北。由此，他成为唯一一个经历过长征的外国人。
李德在长征途中也经历了每个普通红军所遇到的困难。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对长征中过草地时的艰苦程度进行了这样的描述：“灰色的云层挂在天际，几乎一直贴到地面，往往白天冷雨淅沥，夜间雨雪交加。四处没有房屋，没有树，几乎连一丛灌木也没有。我们蜷缩着坐在高出沼泽的小丘上睡觉，只用薄毯子和大草帽这些军队发的装备，或者用油纸伞以及在极少的情况下用缴获的无袖雨衣来遮盖自己的身子。有的人早上就再也起不来了，他们在寒冷和疲惫中牺牲了。”
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李德也对张国焘分裂红军的行为进行了坚决抵制，并在组建的红军大学从事军事教育工作。尽管他实际指挥作战水平不高，但毕竟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他在军事理论、图上作业等方面还是有一套的。有时候，军事上已经靠边站的他，也会被邀请列席中共中央军委和政治局的会议。
抗战爆发后，他还担任过中央军事研究委员会编委会的主任，后去抗日军政大学讲授过一些战术课。1939年，李德返回苏联，所幸的是此时大清洗已经过去，斯大林并没有为难他，在李德为自己在中国的失误做出检讨并保证对中国的事情守口如瓶后，将他调出共产国际，到苏联的外文出版社编译马列著作。二战后，李德返回东德，后为协助苏联反华写了一些文章，攻击毛泽东，并对中国革命史进行了歪曲性的报道。1974年8月15日，李德因病去世。
作为李德的同胞、在南京的德国军事顾问，除为“剿共”出谋划策外，还对南京政府的军事改革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为后来中国的抗战奠定了重要基础。例如塞克特在考察了南京政府的军队后，他给蒋介石呈递《陆军改革建议书》，建议加大对军官的培养与精锐部队的训练。在德国顾问的协助下，南京政府先后建设了一大批专门军事院校，比如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等学校。特别是加强了军队的炮兵、装甲兵等。可以说，在1928年至1937年间，南京政府从武器装备到军事思想，几乎全部仰仗于德国。
塞克特返国后，由法肯豪森将军继任总顾问之职。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中日战争，法肯豪森设计了从上海到南京间的江南国防工事图，这条被称为“中国的兴登堡防线”后来成为中国抗日国防的重要工程之一。在1937年淞沪会战中，蒋介石将德式装备的主力第八十七、第八十六、第三十三师全部投入作战，“打给外国人看”。在这些德式训练军队的顽强作战下，中国军队抵抗日军居然达三月之久，这对于坚定国际上对中国抗战的信心具有积极意义。在此次战役中，德国顾问团在法肯豪森将军的率领下，亲赴前线协助作战，一些德国顾问甚至下派到师、团一级。
但是，好景不长，中德关系很快就随着二战的爆发而趋于冷淡。德国在华军事顾问也很快被终止了在华的使命。二战中德国为了获取日本的支持，将所有在华的德国顾问全部撤回国内，中、德关系就此走向低谷。1941年7月1日，在德国承认了汪精卫政权后，重庆国民政府迅速作出反应，第二天就宣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珍珠港事件后，重庆政府正式向德、意、日三国宣战，双方关系彻底破裂。
作者:何志明，来源: 《党史文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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