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列为不可救药的开国功臣回忆鄂豫皖苏区史（4）

　　戴季英（1906-1997），湖北红安人，1926年在武汉读中学时加入共青团，1927年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参加领导黄麻起义，是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亦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1932年4月组建红25军，他被任命为第74师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撤离大别山后，他参与重建红25军，并于1933年4月任红25军军政委员兼74师政治委员；长征途中他担任25军政治部主任、军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后被开除党籍；1984年4月经中共央书记处批准予以平反，恢复党籍和省级干部待遇；1997年11月29日在郑州病逝。

　　我收集到的戴季英关于鄂豫皖苏区史的谈话录及回忆文章一共五篇，四篇谈话录及一篇回忆文字，成文时间基本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纵观这五篇谈话录及回忆文字，真正有价值的只有两篇。现就这两篇文字，全文收录，以飨读者。以下是第二篇：


　　（续前）23、关于胡子石党代会和鄂豫边特委

　　一九二九年在柴山堡和胡子石召开了鄂豫边党代会。开完会后，成立了鄂豫边特委，就住在胡子石。胡子石之后就住在王家湾，王家湾最南边的那个垸子，不远，算是王家湾。在王家湾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就挪到箭厂河的杨家畈，住的时间比较久。还在细吴家也住过。在杨家畈的时候特委和特区苏维埃住在一起。

　　成立革命政府的时候是住在细吴家，在细吴家开的会议。

　　为什么在胡子石开呢？比较安全，七里坪离黄安太近，四、五十里路，两三个小时就可以赶到。住在黄安的敌人一共有两个团。怕他们来进攻。不是胡宗铎的人，他们已经走了。是魏益三的三十军。


　　24、关于土改问题

　　1928年在方家湾党委开了一个会。那时已经急着要土改，因为已经要搞秋收啰。这时，党委就作了一个决定，实行“耕者有其田”，“谁种归谁收”，发了一个指示，“耕者有其田”。如果要在中国正式搞“耕者有其田”，还是在这一次。到了1929年开始分土地。在柴山堡把那几家大老财、大地主，陈德祖、大屋朱家、郭家河、杜家湾，这几家大地主土地没收，分配了，这是第一步，也就是一九二九年春天。这个时候，按照中央指示，二十石田以下的不动，不分配，只是没收二十石以上的大地主，对二十石以下的小地主，私有者不动，争取他。第一步是“耕者有其田”，第二步是没收柴山堡那几家大地主。二十石以下的也划分成分，划成小地主，不没收他。到1929年冬，三0年春夏是平分土地，平分土地分区都是一样，把所有的土地都平均一人三亩，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计算了一下，鄂豫皖的土地和人口平均，一个人三亩，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计算了一下，鄂豫皖的土地和人口平均一个人三亩。南区跟那里也差不多，平均一个人都三亩田。这个时候就是按照列宁的政策土地国有，都归公有，从30年开始也划成分，不管贫富都分三亩田。

　　分配土地的领导是在农民委员会之下，成立了土地委员会，县、区、乡都有，村里就一个人叫土地委员，以自然村为单位，具体步伐就是先统计土地多少，好坏远近，交给群众大会讨论。讨论以后，群众同意了，就公布，分到个人所有，发土地证，地主家财产太大的，象陈德祖、大屋朱家的都没收了，分给农民了，什么钱呀，衣服都没收了，在土改分配以前，训练过土改干部，没有专门办过训练班，召开会议，就是召开八、九、十几天的会议，长期的讲。村土地委员都参加，各区开各区的，县里没有开，大体还是以乡为单位，一个乡有几十个自然村。把这几十个自然村的土地委员集中在一起，学习讨论有六、七天，上十天，然后再去调查分配。当时是作为一个中心工作任务来抓的，叫土地革命。县、区的干部训练是由土地委员会开会，主要还是县委这一级，各县为单位。这就是第二次土地改革，1929年秋天到30年春这几个时期，鄂豫边区土地委员会委员是我，吴焕先是黄安县土地委员会委员。


　　25、关于文化、经济建设

　　在柴山堡这一段时间，全区的小学很多，叫列宁小学。凡有人教书的地方都办。郭家河靠南头那所房子，那就是列宁小学（以后是列宁高等小学）。其他各乡也都有。有人教书的地方都有统一课本，不是“四书”“五经”。课本是边区文化教育委员会编的。1929年有的文化上，各地都有识字班、以及夜校，还演戏。

　　商业上：有合作社。1929年-1930年还有做小生意的，当时政府不干涉。按照六次大会的决定，公家有个贸易局，那是领导机构同时又作生意，还派人在武汉等地采购，主要商店设在各镇子上，柴山堡这一片在郭家河有商店。

　　卫生上：有医药店，有部队医院设有地方医院。在柴山堡、芦家山有个地方医院（可能指大吴家）。


　　26、关于新集的一些情况

　　在新集召开了几次大会：党代表大会、工农兵代表大会，还有一些公审大会，就是蒋介石派来的两个人，到红军里面，被抓住了，在新集公审枪毙了。再一次就是一九三二年的“五一”纪念大会，会开的很大。

　　那时，领导机关就在新集，开了“五·一”纪念大会，党代表大会，全省的工农兵代表大会，公审大会这几个大会。

　　鄂豫皖共青团中央分局书记是陈昌浩，后来，是钱文华，他是中央来的。袁克服是少共的一个委员，是少共国际师的师长，担任过一个时期的团省委书记，不是分局书记。


　　27、关于徐向前、倪志亮来边区

　　徐向前一九二九年从中央到汉口，从汉口到黄麻，一九二九年七、八月间来的，“徐夏会剿”的时候来的，战斗他参加过。就他一个人来的，没有别人。

　　倪志亮是1928年11月间来的。他是河南省委派来的，他同河南省委有关系，河南省委就叫他到我们那里作军事工作，他也愿意去，后来就到了柴山堡。


　　28、关于郭述申、曾中生等来边区

　　郭述申是1930年春天来的。他来了以后，把鄂豫边区改为鄂豫皖，安徽、湖北、河南都统一起来。这个时候又召开了各县代表会，还是苏维埃，又召开了一次会议作以传达，把这个大计划都传达开。后来又派曾中生从中央来，又搞工农兵代表大会。鄂豫皖很注意政权。县农委会、县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这是个政权机关。要建立根据地，没有政权，根据地就建不起来，所以这个代表大会时常有开的，各县时常有开的。


　　29、关于红二十五军长征出发地和花山寨会议

　　红二十五军走的时候，在周河白石庵附近没有开过欢迎大会。程子华也没有到过那里，他到过浒湾、泼陂河。泼陂河、浒湾过去，到了白雀园的东边汪桥，他有个部队，地方武装送程子华到了那个地方。二十五军在安徽，从安徽转来到汪桥和他来会合。从这个地方往西去长征。

　　红军长征是集中在一块，那里在罗山西边，礼山县的地方。去之前省委在光山，在山寨的西边很远的一个小村子，开了一个会议，离净居寺不远，在它的南边，离花山寨有好几十里，这是一个很好的村子，门口有个水塘，有十几、二十户人家。那次会议就是二十五军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改变战略，二十五军离开，北上抗日去，原来叫二十五军，只是改了个名称，会议是程子华传达的，参加会议的就是省委的人，省委的那几个人。


　　30、关于王志仁及他村里的情况

　　王志仁家在王家垸，他那个村子好，在革命的时候，那里面的人，都倾向革命。他的家是很有钱的家，他对革命的认识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他是1925年到武汉，考上了董必武当校长的那个武汉中学的，1925年秋入党，后来就住在武汉中学。1927年组织上把他调到湖北省农民协会当干事，省农民协会组织部的干事。在武汉的时候，我同他很熟悉。黄麻起义以后，那个时候没有人啦，缺少人，我就打电话给那个中央驻武汉代表团，叫他到黄安来工作，后来他就回到黄麻了，那里是起义之区，七、八、九、十天，起义以后十天他才回来，那是我的意见，回来以后，原来黄安县委都不存在，我就叫他暂时担任黄安县委书记，因为我不只是搞黄安、还有麻城、黄陂各地方的几个县。那么黄安这个地方呢？经常要有个人在那里管事情，就叫他担任黄安县委书记，他那时候就在黄安县城。后来，当国民党十二军进攻黄安的时候，他同潘忠汝在城里，潘忠汝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大队的总指挥，第二大队是吴光浩，他就与潘忠汝一起，在黄安城南边作战打仗，十二军从南边进攻，他们就在城墙上同敌人打，在那个地方牺牲的。潘忠汝负重伤，抬出城也死了。

　　他和桂步蟾不是同学，桂步蟾是1926年春，还晚些。我们后来进柴山堡时，他们那村子还有些基础，他在那儿作了一些工作，他那个村子还有个姑娘叫王淑媛，还有个王才贵，王才贵就是解放后河南省军区的副司令，已经死了。


　　31、关于吴焕先的情况

　　木城寨会议，吴焕先没有参加。黄安失守后，我们从黄安退到七里坪，在七里坪集合，准备向太平寨移动，这个时候，我找他到七里坪跟他谈，他没有参加他要走。他从这个时候就退出了。之后，他就同那个吴维如，从那个地方就已经到了新洲，他在那里教书。

　　吴焕先读初小的时候，跟我同学。后来，他到麻城住农业学校。农业学校毕业后，1927年春，他又到武昌黄土坡崇实中学里面的一个训练班（学习），这个训练班叫做青年训练班。学习了三个月的时间。后来他从训练班回到黄安。回到黄安就搞红学。那时对付光山红枪会，北伐战争的时候，北洋军阀就在豫南组织红枪会，这个红枪会要打武汉。这个时候，他就在箭厂河组织红枪会，革命的红枪会对付那个新县以北的红枪会、潢川这片的红枪会。后来箭厂河这所红枪会就参加了黄麻起义。吴焕先跟我在一起。起义以后，后来退到七里坪的时候，他就走了。1928年我从木兰山回来以后，我就派人去找他。第一次他没有回来，他在新洲郊外教书的那一家很有财产，只有一个独生姑娘，那一家就想把他收为坐堂女婿，那一家没有儿子，把他的姑娘给他，还没有结婚。后来我就派人去找他，算回来了。他回来以后天气冷了，就到了冬天。1928年冬后的事。他回来见到我哭、流泪，他感到很惭愧，他没有参加跟我一路去木兰山打游击，我们胜利回来了，他感到不好意思。他人还好，他承认他不对。因为他表现很好。后来，我叫他到紫云区去当区委委员。紫云区委书记是程昭续（程小畈的人）。当了一段区委委员后，又当区委书记，就参加县委。


　　32、关于张侠生和孙铁铺起义

　　张侠生在潢川中学上过学。大革命时期就入了党。是光山县委第一任书记，是光山孙铁铺张胡店人。大革命时期他在孙铁铺领导了一次农民起义，大概是27年，当时殷家棚暴动是一个时期，两回事。北洋军阀打到许昌，大概是1927年春后，组织了三千人，就是起义暴动。1928年秋，来到柴山堡，1929年3月成立光山县委任县委书记。1931年春，打大山寨时牺牲。


　　33、关于高敬亭的情况

　　我和高敬亭是1928年冬认识的。这个时候，他跟石生才在他家乡工作。原先他家里宰猪、卖肉。28年秋石生才去了，他就不干了。不干了就革命，就跟石生才一起。这个时候就成立了光山东区工作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是党和群众在一起的，好像农民协会这样的。书记是石生才。高敬亭是委员。当时石生才是党员。他经常和石生才在一块工作。1929年石生才从六安转来以后，大概是三月间，给他介绍，我批准，高敬亭入的党。高敬亭入党以后，就参加了弦东区区委。从1929年到32年，他一直在弦东区工作。30年底才到鄂豫皖边特区来工作。他就在鄂豫皖边特苏，那个时候还没有成立鄂豫皖省，是鄂豫皖边特区。鄂豫皖边特区叫他搞粮食，做粮食工作，没有具体职务。32年在鄂豫皖边粮食委员会。31年才到省里头来，在省里没有担任啥职务。省里有个训练班，他在训练班住了几天。后来有个经济公社，在经济公社住了几天。后来派他来到光山县苏维埃主席。我去之前他兼任过光山县委书记，因为省里认为他干不了，就不叫他兼任，就叫我兼任县委书记，兼任军区指挥部总指挥长，打游击战争，他充当主席。

　　四次围剿来了，我们都走了。高敬亭先走，他是到省委的。后来到商城，到豫南特委，他担任过豫南特委书记，这是1932年四次围剿快要到来前几个月，当时的豫南特委在商城城里头。原来是豫南特委，特委书记是王平章，后来改为豫南特委，包括固始、霍邱、这时候还是王平章，以后就是高敬亭。


　　34、关于邱江甫

　　邱江甫，麻城邱家畈人，麻城赤卫队大队长，和徐汝志合不来。后来参加了红军。又和排长搞不来，跑了、开了小差，被徐汝志抓住坐牢。1931年秋枪毙了。当时徐汝志是麻城保卫局长。


　　35、关于省妇女部长朱淑芳、张宗杏

　　省委妇女部长，姓朱叫朱淑芳，是光山东区人，就是你们新集东边的。她是个童养媳，家里很穷，给她做了亲，后来就送到她婆家去了，当时她年纪还小。她娘家姓朱，她是光山东区新集不远的一个村子的人，记不清是那个村子。我同她很熟悉，她人很好，很能干，也会讲，讲得很好，思想也好，是由区乡选上来的。在县里做过工作，不是部长，在光山在县苏维埃也做过工作，省委找妇女部长，就选中了她。三次围剿到四次围剿之间病死了，当时只有20多岁。

　　张宗杏也当过省委妇女部长，那是在朱淑芳以后，她当过妇女部长，当过一时。

　　录入者：黄文治

　　校订者：李敏

　　应该说，戴季英上个世纪80年代关于鄂豫皖苏区史的谈话及回忆录，极为零碎，结合我的研究经验来看，有四点最为有价值：

　　第一：晚年争鄂豫皖苏区创始人地位。戴季英在鄂豫皖苏区革命史上的地位极为重要，论功绩，他是当之无愧的开国元勋，但建国后却被毛泽东批示为“永不启用”，轰轰烈烈的人生却以落寞收场，他认为这是对自己的不公待遇，因此在谈话录特别强调：“我现在就是争鄂豫苏区创始人这个地位。王树声临死时说过，鄂豫皖的创始人是戴季英，其他都是假的”。

　　第二：“学寓”问题至关重要。戴季英说：“当时，武汉有‘学社’，学生不住在学校，可住在‘学社’，各县‘学社’只接待本县学生”。应该说，戴季英的回忆有点出入，这个“学社”就是指“学寓”。当时的“学寓”多收留本县旅鄂之士绅，这其中就包括大量旅鄂之学生。比如，“武昌麻城学寓”， 据民国二十四年《麻城县志》记载，“武昌学寓之设始于清末”，“然迁徙无常”，“至民国九年冬始僦屋省会之东北隅，为同乡会及学生食宿所，谋于春而成于冬”，“在抚院街建，自民国十三年十七年复集资大加修葺”，“名为麻城同乡会学寓，合邑士子称便焉”（余晋芳：《麻城县志续编》，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1975年，第70页）。其实，各县“学寓”即为革命知识分子交往、沟通与交流提供了便利，同时也便利了他们之间的串党、串团工作之推展。

　　第三：对吴焕先的中肯评价。《血沃中原---吴焕先传记》（作者：卢振国，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一书集中勾勒了鄂豫皖苏区创始人之一---吴焕先---一生的轨迹，多为正面事迹。而戴季英言谈中的吴焕先，却给我们提供了另一种面向的真人实景，甚为多彩。戴季英说：“吴焕先读初小的时候，跟我同学。后来，他到麻城住农业学校。农业学校毕业后，1927年春，他又到武昌黄土坡崇实中学里面的一个训练班（学习），这个训练班叫做青年训练班。学习了三个月的时间。后来他从训练班回到黄安。回到黄安就搞红学。那时对付光山红枪会，北伐战争的时候，北洋军阀就在豫南组织红枪会，这个红枪会要打武汉。这个时候，他就在箭厂河组织红枪会，革命的红枪会对付那个新县以北的红枪会、潢川这片的红枪会。后来箭厂河这所红枪会就参加了黄麻起义。吴焕先跟我在一起。起义以后，后来退到七里坪的时候，他就走了。1928年我从木兰山回来以后，我就派人去找他。第一次他没有回来，他在新洲郊外教书的那一家很有财产，只有一个独生姑娘，那一家就想把他收为坐堂女婿，那一家没有儿子，把他的姑娘给他，还没有结婚。后来我就派人去找他，算回来了。他回来以后天气冷了，就到了冬天。1928年冬后的事。他回来见到我哭、流泪，他感到很惭愧，他没有参加跟我一路去木兰山打游击，我们胜利回来了，他感到不好意思。他人还好，他承认他不对。因为他表现很好。后来，我叫他到紫云区去当区委委员。紫云区委书记是程昭续（程小畈的人）。当了一段区委委员后，又当区委书记，就参加县委”。

　　第四：平分土地并非暴动的充分必要条件。中国传统强国家弱社会体制，致使官民矛盾及贫富矛盾一直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些矛盾所引起的仇恨与怨愤，不管是结构性的，还是私怨性的，是暴动初始阶段的真正动力源泉，平分土地并非暴动的充分必要条件。戴季英说：黄麻暴动后，“1928年在方家湾党委开了一个会。那时已经急着要土改，因为已经要搞秋收啰。这时，党委就作了一个决定，实行‘耕者有其田’，‘谁种归谁收’，发了一个指示，‘耕者有其田’。如果要在中国正式搞‘耕者有其田’，还是在这一次。到了1929年开始分土地。在柴山堡把那几家大老财、大地主，陈德祖、大屋朱家、郭家河、杜家湾，这几家大地主土地没收，分配了，这是第一步，也就是一九二九年春天。这个时候，按照中央指示，二十石田以下的不动，不分配，只是没收二十石以上的大地主，对二十石以下的小地主，私有者不动，争取他。第一步是‘耕者有其田’，第二步是没收柴山堡那几家大地主。二十石以下的也划分成分，划成小地主，不没收他。到1929年冬，三0年春夏是平分土地，平分土地分区都是一样，把所有的土地都平均一人三亩，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计算了一下，鄂豫皖的土地和人口平均，一个人三亩，就是那个时候，那个时候计算了一下，鄂豫皖的土地和人口平均一个人三亩。南区跟那里也差不多，平均一个人都三亩田。这个时候就是按照列宁的政策土地国有，都归公有，从30年开始也划成分，不管贫富都分三亩田”。即是明证。

　　黄文治，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师，主攻中国近现代史。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