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延中：探索毛泽东晚年的生命焦虑（4）

没有结束的结语

最后我想说一点，在一个心态史学的特殊层面上，政治“幸存者”情结，可能是致使毛泽东在政治上敢于冒天下之大险，而誓死不回头的这样的一种不容忽略的心理要素之一，以至于在1976年6月，他因心肌梗死而休克，当被抢救过来以后，他说了一段很有名的话，我个人认为，这段话是毛泽东的政治遗嘱。毛泽东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八十多岁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了几个海岛上去，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疑义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岛屿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会‘腥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44]

毛泽东晚年，他想到死亡的时候，说了很多的话。比如刚才说，1975年的10月1号，毛泽东心里很不安，是吧。毛泽东在他晚年，曾反复吟咏唐代刘禹锡的词，叫做“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也就是说，这个船要沉了，那个破船在那儿放着，但是别的船照样走；老树死了，新树还会出来。所以他对死亡是不惧怕的。他是信奉新陈代谢之自然法则的，但他放心不下，无法超越那个渴望神圣的不朽。所以我说，伟大的毛泽东打遍天下无敌手，但是他确确实实地也输给了一个无比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就是他认为那个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自我”。

今天我们的讨论就到这里。

提问与回答

曾子墨：感谢萧延中先生从一种全新的角度，给我们来讲述毛泽东他对于死亡的看法，特别是还涉及到了他对死亡的这种焦虑心情和他晚年的一些政治运动之间的关系。我们还有一些网友的问题，有一个网友的名字叫做北国风光，他就想请问您说，在一个什么样的体制当中，才可以把他这种个人的一种心理上的因素，从整个体制的政治决策过程当中排除掉？其实这也是我想问的，在当时有没有其他的力量来制衡他，那么如何才能避免只因某个领导人的心理因素就会可能给国家带来这么大的影响？

萧延中：这问题提得非常关键。孟德斯鸠有一句名言，他说“社会诞生的时候，是共和国首领创设制度，那么，在此以后就变成由共和国的制度来塑造它的首领了”。 [45]那么今天我们说，当一个社会处于转型期的时候，处于一种巨大的变迁的过程中的时候，政治首领在里边起的作用往往都是很大的，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个事变、或者在这种革命运动取得成功以后，紧跟着就设计一套比较完好的政治制度，其实就会使人为的因素逐渐下降，但是这在一般的历史的结果上，我们看，至少要耗掉一代人。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英雄式的人物，他的消失，对于他的制约，存在着一种惯性的过程。这种转变在历史上有很多不同的方式。最著名的就是华盛顿自己的让权，这是非常著名的。因为他那个国家是一个移民国家，没有历史传统，他的历史传统是英国的新教传统，跟我们不一样。我们这个国家几千年来都是一个君主专制的体制。当革命了以后，政治领袖在里边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所以在革命成功以后政治权力就会集中到像毛泽东这样的领袖那里去。当然，在这么几十年的过程中间，也提出过对于权力的制约问题，提出过，但是都没有成功。

我想，这个问题其实正是今天我们所要关注的理论焦点之一。生活在现在的这个世界上，我们不应该、也不可以把我们的政治期望，把我们的政治赌注，压在几个英明领袖的身上。因为人性所固有的局限性告诉我们，我们无法假设，也无法保证可以完全排除好心办坏事这样一种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制度建设，一种刚性的、程序化的、理性化的制度建设，是现代政治发展中不能舍弃的，应当特别予以重视。当然，政治家本身的那种政治智慧和政治魅力也是很重要的。

观众：萧教授，你好，我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学生。毛泽东无疑是一个时代的精神符号。在听您的讲座呢，我总觉得您总在围绕精神符号这样的意识问题来对毛泽东的人生进行论证。我想问您的是，这个精神符号是不是知识分子对于当下消费社会的一种挽歌呢？谢谢。

萧延中：这个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性”问题，消费社会实际上是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现象，也就是说在这个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科学技术的成分给人类带来的好处是大大地表现出来了，但是在这样的一种发展的过程中，人类同时也付出了一种代价，这个代价就是道德的代价。在某种长久的意义上，这种代价不可谓不昂贵。现在人们普遍认为，这个道德的代价和这个发展获取之间的相关性是十分值得深入研究的，需要平衡。但我认为，这个过程实际上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不可能想象，今天的中国再回到毛泽东时代去，我们再一家四五口住十二平米的房子，冬天怕自来水管子冻了而用棉被把它包上的那样的一种生活。你提的问题是，这种寻求道德价值的渴望是不是知识界对当下消费社会的一个挽歌？我觉得似乎还谈不上。如果换一种说法，我们能不能说，人们目前对消费社会的反思和忧虑所内涵着的意思是：中华民族在将来的历史发展中间，需要再重新寻找，或在不断地建构出一种新的、适合自己民族的一种整体的民族精神。这个问题当然是我们当下社会意识中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观众：萧教授你好。您一直在研究毛泽东，对他一直非常有兴趣。我想了解就是，您认为毛泽东和历史中的哪一位人物是比较相近的？还有，如果您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五百年以后，那时的人们再看毛泽东，他会是怎么一个看法？谢谢。

萧延中：如果做比较的话，其实毛泽东比较喜欢的几个历史人物，可以当作和他比较像的人。第一，刘邦。他几次谈到刘邦，汉高祖刘邦，虽然其文化程度并不高，但是他的《大风歌》则写得非常有气魄，毛泽东提过这事儿。此外就是朱元璋，明太祖朱元璋。对于朱元璋，毛泽东曾提过很多次，他是明显地喜欢朱元璋的。还有，他对秦始皇也比较欣赏，主张给秦始皇“平反”，甚至说：“我也是秦始皇”。比如，1973年8月5日，毛泽东给江青念了他写的《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一首诗，诗曰：“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同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更为明确地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是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46]

至于有人说，毛泽东是一位中国的现代皇帝，这种说法不仅是外国人这么说，我们中国人也有这么说的。如果说政治制度对一个人的行为完全失灵了，产生不了任何约束作用了，在这样的意义上说，我觉得这种评论是可以成立的。我们看多了以后就会知道，帝王的生活其实是非常地“累”的，用毛主席的话说叫做“高处不胜寒”！你以为那个位置好当的呀，不是那么回事！所以要全面理解“现代皇帝”这么一种说法。我的意思是说，在学术的意义上，“皇帝”是一个制度化术语，而不是一个伦理性指标。当我们提到英国女王，日本天皇时，只是在谈一个制度角色的事实而已。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是有这么一派的意见，这派的意见也是有根有据的，也是有理有道的。有一本外国的书，现在我们翻过来，叫做《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实际原来的题目叫《人民的皇帝毛泽东》，把“皇帝”翻译成“领袖”，这可能是我们中国人的一种习惯。在我们今天的日常生活用语中，是不是一说某个人像皇帝，好像就是有一种对他不恭敬的意思？其实按照严格的学术理路来说，我觉得使用“皇帝”这样的词汇还谈不上不恭敬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作为一种讨论问题的方式，我个人觉得还是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讨论的。我认为，检验对于一个人是否被尊重，似乎不在于是能否用某种名词来称呼一位具有巨大影响力的政治领袖，而在于我们是否正在认真地去分析他的包括正、负两方面的行为和思想。已故美国著名历史学家魏菲德（Frederic Wakeman, Jr.）教授在评价毛泽东时曾经说过一句很深刻的话：“如果制度被准则所取代，那么社会便是由意志所确定的了。这就是新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全部著作会在毛泽东的革命中引起如此强烈的意识形态共鸣的原因。”[47]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毛泽东的“意志”同时也就是他的“准则”，在一定时期中，他的个人意志甚至已演变成了整个社会的准则，二者形成了本质上的同一性，而把二者连接在一起的则是“态度”和“觉悟”这样一些即可明确感知，但又无法清晰定义的模糊区域。我觉得这才真是值得深入关注的研究难点。

曾子墨：好，谢谢。非常感谢萧延中先生今天再一次来到我们《世纪大讲堂》给我们进行演讲。他从死亡意识，从对死亡的焦虑来看毛泽东晚年所发动的这些政治运动，是一种全新的角度。从毛泽东所做的一些言论，从他晚年的这些政治决策当中，正像萧延中先生告诉我们的这样，他对精神永生的追求，他对肉体死亡的这种不畏惧，的确有着很大的影响。我们从这些决策当中，都可以看到它们的影子。我想任何一个政治人物，任何一个政治家，在参与公共政策的决策的过程当中，他们的个性可能都不可避免地会多多少少地产生一些影响，但是我们也衷心地希望，在未来中国所走的道路上，这样一些个人性的因素，或者说一些偶然性的因素会变得越来越少，也但愿中国以后所有的决策都能够经过一个更加科学、更加民主，能够让大家全部都参与进来的理性的决策。

好，再一次感谢萧延中先生，也感谢我们今天在座的北京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下周同一时间《世纪大讲堂》我们再见。

作者：萧延中，《史林》

注释：

[44]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1－1782页。中央文献版《毛泽东传》没有给出此段重要史料的具体时间，涉及毛泽东的谈话对象时也只是说：“毛泽东在他的住地召见华国锋等”。而且这段引文虽然使用了另体字，但却未加引号。《毛泽东传》的作者拥有直接查阅原始档案的便利，其它重要引文也都直接采取档案注释方式。但毛泽东此段如此重要的自我评价，《毛泽东传》标示的出处却是“参见叶剑英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记录，1977年3月22日。”这样的注释方式与该书中其它引文形成鲜明反差，实在与常规不符。我们不知作者这样处理文稿的具体用意？是否可以推断其中暗示着某种难言之隐？我们对此只能存疑。

[45]转引自：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54页。

[46]参阅：陈晋主编《毛泽东读书笔记解析》下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155页。

[47]魏菲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李君如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