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延中：探索毛泽东晚年的生命焦虑（2）

“幸存者”情结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毛泽东的这种经历对他本人晚年政治行为的影响呢？或者说，这种经历对毛泽东频频发动政治运动，尤其发动党内的政治运动，有什么直接的相关性吗？我们这样提出问题，这样去探讨问题，会不会是一个荒唐的伪问题呢？ 所以在研究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仅仅凭借于直觉去讨论，要有一定的研究理路和框架的支持。

在这里，我介绍美国著名的病理心理学家和政治心理学家，叫罗伯特·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他最成名的一本著作，书名叫《虽死犹生》。[8]在这本著作中,利夫顿教授创立了一个重要的分析概念，这个概念叫做“幸存者”（Survivor）。它的基本意思是说:参与和经历诸如革命、战争、突发事变等等非常规事态的人，往往会表现出与非常规事态相一致的非常规的心态。这种非常规的心态，有两方面的基本内容：

第一方面，“幸存者”会产生某种对死者强烈的歉疚感，这种劫后余生的复杂感情，同时就会释放出很多的能量。这种能量，一是使幸存者敢于直面死亡的焦虑，彻底摆脱死亡的恐惧这样一种控制。既然我的战友已经牺牲了，那么明天我也可能面临着死，所以当自己作为一个“幸存者”的时候，他对于自己的战友的去世有一种强烈的歉疚感，“为什么死的是他而不是我？”因此在第二次再面临战争的时候，他会一往无前地直面死亡。他在研究中间看到了这一方面。

第二方面，“幸存者”也会通过一种“转移”，我们或者叫做“升华”，把个体不可避免的死亡，转变成为某种精神不朽的象征。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总是不免一死，谁也超越不了这个限制，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种象征的形式，使我们的这种有限的生命得到延续。这种象征的形式，包括语言、思想、精神、气质等等。所以毛泽东晚年跟他的工作人员说过，“人们常说，‘虎死留皮，人死留名’。我这个人啊，只要为人民留点文就行了。”[9]也就是说，他的生命是有限的，但是他的思想的影响力是无限的。这样的话，他就会通过一种自己的宏伟大业持续不断这样的一种意象，这样的一种预期，使自己有限的生命，在另外的一个角度上，在另外的一个层次上得到延续。

弗洛伊德晚年曾深刻地指出，在本质上，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作为一个旁观死亡的人而活着的人”，但大多数人则对此忌讳甚深。因此只有少数真正懂得“死亡”的人，才能最深切地体味出“生命”意义的升华价值。用弗洛伊德的原话说，叫做“你想和平，就得备战（Si vis pacem, para bellum）；你想长生，就需知死（Si vis vitam, para moortem）。”[10]作为一位典型“幸存者”，毛泽东的人格特质中将必然潜含着某种“彻底性”或者叫做“绝对化”的精神基因。仅就“牺牲”一词的庄严性、崇高性和纯粹性而言，不进入某种宗教情结的肃穆祭坛，则不足以表达其甚为深刻的精神震撼力。代价是需要偿还的，丧失生命的灾难必须得到超越生命的事业予以补偿。由此，所谓“死得其所”就绝不可能是一走了之，“所”其何也？用毛泽东的话语体系表达就是：“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11]他不仅要“干净、彻底、全面地歼灭敌人”，而且还要“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进行到底！”无疑，在此一表达中包含着“拼命”、“持续”、“忍耐”甚至“复仇”等复杂含义。在利夫顿的“心理眼睛”看来，“在压迫比死亡更坏的预设背后，是一种典型的毛主义的超然音调（tone of transcendence），它似乎是启示革命者，对他来说并不真正存在什么死亡，他绝对没有什么可害怕。” 这时，具体的“死”（Death）就已经转化成为抽象的“道”（Word）自身了。[12]

当然我们不必要完全赞同利夫顿教授的观点，但是我们也不否认他的这种视角是一个可供参照的、有意义的分析工具。

“领袖意志”背后的潜意识焦虑

这里我想举几件大事，几件很有名的政治事件。在这个几件政治事件中，我总观察，在它的背后，其实毛泽东都有他的忧虑，他的死亡的焦虑在后面做支撑。

第一件事，我们叫做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了。三年以后，1956年苏共召开了二十大。在这个二十大上，赫鲁晓夫--苏共的继承人发表了著名的“秘密报告”。这个“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在世的时候，对于党内不同意见的同僚们的一种残酷的肉体消灭。当时虽然是“秘密报告”，但是西方世界马上就知道了，引起了大哗。那么这个“秘密报告”到了中国以后，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的警觉。1956年3月17日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议题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反斯大林报告。毛泽东发言的主调是：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值得认真研究。现在看来，至少可以指出两点，一是他揭了盖子，一是他捅了娄子。所谓“揭了盖子”，是讲苏共、斯大林并不再是一切正确的化身了；所谓“捅了娄子”，就说讲，这个秘密报告可能会给共产党的形象造成负面影响。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描述自己当时的心情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13]高兴，忧虑。毛泽东对于“秘密报告”的反应处于一种矛盾的状态中。1956年9月13号，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紧跟着就提出了一个中央设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一个总书记的建议，这个建议最早实际上涉及到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当天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除非一个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恰恰在一堆，那就要另外选举了。如果只是个别受损害，或者因病，或者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末总还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会受影响，不像苏联那样斯大林一死就不得下地了。我们就是要预备那一手”。 [14]所以在1956年提出中央政治结构的改革，就其动机而言，这样的一种政治举措实际上是毛泽东对于赫鲁晓夫在斯大林逝世以后的所作所为的一种反应。[15]1961年9月毛泽东在武汉东湖会见了英国元帅蒙哥马利以后，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共产党没有王位继承法，但也并非不如中国皇帝那样聪明。斯大林是立了继承人的，就是马林科夫。不过呢，他立的太晚了。蒙哥马利讲的也有点道理，斯大林生前没有公开宣布他的继承人是马林科夫，也没有写遗嘱。马林科夫是个秀才，水平不高。1953年斯大林呜乎哀哉，秀才顶不住，于是乎只好来个‘三驾马车’。其实，不是‘三驾马车’，是‘三马驾车’。三匹马驾一辆车，又没有拉缰绳，不乱才怪。赫鲁晓夫利用机会，阴谋篡权。此人的问题不在于用皮鞋敲桌子，他是两面派：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他歌功颂德；死了，不能讲话了，他做秘密报告，把斯大林说的一塌糊涂，帮助帝国主义掀起十二级台风，全世界共产党摇摇欲坠。”[16]在毛泽东的心理中，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可谓“念念不忘”。（未完待续）

作者：萧延中，《史林》

注释：

[8]See, Robert Jay Lifton , Death in Life：Survivors of Hiroshima, New York：Random House, 1968.

[9]张仙朋：《为了人民……》，《当代》杂志，1979年，第2期。

[10]弗洛伊德：《对战争和死亡的看法》，载《论创造力与无意识》，孙恺祥译，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第221、231页。

[11]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5页。

[12]Robert Jay Lifton, 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 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8. p.69

[13]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0页。

[14]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党的文献》，2006年1期，第6页。

[15]毛泽东的赫鲁晓夫“秘密报告”情结甚至一直影响到“文革”运动的发动。据王力回忆，在“四清”运动中，面对刘少奇支持并陪同王光美到各省作“桃源经验”报告的事情，“江青到毛泽东那里哭，说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才作了秘密报告，现在你还没死，人家就作公开报告了。”参见：《王力遗稿·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2年版，第573页。另见：刘武生《周恩来的晚年岁月》，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16]转引自：张家康《毛泽东眼中的斯大林》，《党史文苑》200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