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列为不可救药的开国功臣回忆鄂豫皖苏区史（1）

戴季英（1906-1997），湖北红安人，1926年在武汉读中学时加入共青团，1927年转为中共党员，1927年参加领导黄麻起义，是黄麻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亦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1932年4月组建红25军，他被任命为第74师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撤离大别山后，他参与重建红25军，并于1933年4月任红25军军政委员兼74师政治委员；长征途中他担任25军政治部主任、军参谋长。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开封市委书记，后被开除党籍；1984年4月经中共央书记处批准予以平反，恢复党籍和省级干部待遇；1997年11月29日在郑州病逝。


总结戴季英一生，最令人诟病的就是“肃反”问题，这包括在鄂豫皖苏区及陕北苏区的疯狂“肃反”。正因为如此，“肃反”问题也同样影响了其建国后的政治生涯。

据方莉在《文史月刊》2010年第四期上发表的《戴季英：被毛泽东点名“不可救药”的开国功臣》一文记载：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戴季英任中共河南省委常委兼开封市委书记。当时，开封是河南省会；不过，他认为自己在挺进河南敌后时立下了丰功伟绩，应该成为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把手，并且倚老卖老、自我标榜。因此，1952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员会关于开除戴季英党籍的决定》，在肯定戴季英“有过相当贡献”的同时，指出他的四大错误：“表现在政治上严重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和反党的活动”，“表现在组织上严重的宗派活动与家长制统治”，“表现在思想意识上严重的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思想和唯我独尊的权位思想”，“压制民主，抵抗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为严肃党的铁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提高党的战斗力，省委决定并经中央和中南局批准开除戴季英的党籍”。

1955年10月11日，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在做结论时说道：“谁不犯一点错误呢？无论是谁，总要犯一些错误的，有大有小。不可救药的人总是很少的，比如陈独秀、张国焘、高岗、饶漱石，还有陈光、戴季英。除了这样极少数人之外，其他的人都是能够挽救的，都是能够经过同志们的帮助去改正错误的。”1959年11月23日，在戴季英被开除党籍7年半后，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通过《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推翻了1942年12月《关于193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对陕北错误“肃反”的责任重新作出结论，其中说陕北错误“肃反”事件，“应当由当时中央北方代表派驻陕北代表团朱理治等同志负政治上的主要责任，直接负责的是陕北保卫局长戴季英、陕北军委会主席聂洪钧”。中央监委的上述审查意见，后得到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于是，对“肃反”负有主要责任的帽子即坐实戴到戴季英头上。戴季英淡出人们的视野后，在郑州的河南省委家属院过着近乎“隐居”的生活，真的应了“大隐隐于市”的古语。“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84年4月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对戴季英予以平反，恢复党籍、省级干部待遇，不少人纷纷写信给他，有谈过去的战友情的，有找他作证明的（证明革命经历），有为他鸣不平的。文革以后，陈先瑞等红25军的老人还去拜访过戴季英，主要是为了撰写红25军军史的事。据说，戴看了初稿后，哈哈大笑：“就你们的水平，能写成这样，已经算不容易了！”戴季英在晚年接受采访时，对于过去的“肃反”错误，他仍然表示不接受。1992年11月1日，陈再道上将在《人民日报》发表《大别山的红旗永远飘扬——纪念黄麻起义六十五周年》纪念文章，公开称呼戴季英为“同志”。这一声迟来的“同志”，表达了老同志对戴季英遭遇的同情，也是拨乱反正的声音。

1993年，原中共陕甘边特委委员、在中纪委副主任岗位上离休的张策，在《传记文学》第2期发表文章称：戴季英在“肃反”中虽然犯过错误，但他是我党一位出色的政治保卫工作者，他没有反党，更没有叛党。他是一位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因党内的政治斗争，他成了牺牲品。后人有责任将戴季英在历史上的一些功过是非，客观公正地反映出来，这是对历史负责，对子孙后代负责。张策认为，红25军与中央红军是后来到陕北的，不了解当地情况，被陕甘晋省委的一、二把手朱理治、郭洪涛所蒙蔽。1997年7月，《中国军事百科全书》出版，收入了“戴季英”词条，称其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却有意识地未配发图片。

这是方莉文章给我们提供的信息。从这些信息来看，开国功臣戴季英建国后的人生可谓波橘云诡、起伏跌宕，这也引起我极大的兴趣。

2010年暑假，经麻城党史办李敏老师帮助，我有幸到麻城党史办去查阅鄂豫皖苏区史的资料。记得当时李敏老师听说我要去查资料，帮我准备了很多东西。在李老师的帮助下，我有幸翻阅了党史办库房里所有书籍与资料，这包括戴季英的谈话录及回忆文章。兴奋之余，亦未忘记复制了一份带回来拜读、研究。

我收集到的戴季英关于鄂豫皖苏区史的谈话录及回忆文章一共五篇，四篇谈话录及一篇回忆文字，成文时间基本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纵观这五篇谈话录及回忆文字，真正有价值的只有两篇。现就这两篇文字，全文收录，以飨读者。以下是第一篇：

一、 戴季英同志的谈话

（一）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时期麻城农运情况；

（二）革命火种在麻城早期传播经过；

［一九八三年十二月六日，麻城县党史办雷世贵及县博物馆白开基二人在河南郑州走访了革命老人戴季英，戴老作了如下谈话。］

1、董必武一九二五年前常在麻城搞选举，活动当参议员，搞选票，想当省参议员，后当“武汉中学”校长。“武汉中学”原为黄冈八属共办的学校，开始叫“启黄中学”，只收黄冈、黄梅、蕲春、麻城、红安、罗田、广济、英山八县的学生，学生为公费。同盟会时，董就常到八属之地活动，该校政治上属左倾。我是“启黄”学生，二五年由中华大学附中转入该校的。

2、麻城在武汉中学的学生有桂步蟾、刘文蔚、徐其虚（住过一段时间，后回家）、刘象明、还有胡静山的儿子胡英。王幼安在一师读书，时间是在一九二四年秋至二六年，蔡济璜也是一师的，他和吴济民一起去的，后来，吴被派到苏联，他们都在第一师入党。

3、王宏文、王幼安（按：实为一人，戴叙有误），蔡济璜、刘象明、吴济民这几个人参加了工作组，组长大概是王宏文，活动很频繁。红安组长是徐其烈（一师学生，党员）。工作组的任务是发展组织，抢教育局的权。因当时是北洋军阀的教育，反对五四运动，大兴孔孟之道，党决定在全国搞教育局，省委也是如此决定，后王宏文（幼安）得到了局长之职就办学校，发动群众。

4、王幼安一九二六年国民革命军打到武汉后，由组织上派回县。当时，尚未毕业。回县后，成立县党部。其时，上级派很多学生下县抓县党部，成立农协会。王幼安、蔡济璜都下到县里，当时，刘文蔚还留在武昌。二五年冬，红麻两县多成立特支。黄安特支书记是余文治，麻城是王幼安。

5、刘文蔚由武汉中学调至农讲所，桂步蟾也考上了。但组织上没有让他去，而是调到中央军校武汉分校，同徐向前在一个队，徐是大队长，桂是学员。当时 ，武汉有“学社”，学生不住在学校，可住在学社。各县学社只接待本县学生，麻城进步学生组织了“励进社”，黄安是“黄安旅鄂学生读书会”，麻城的是有王宏文、蔡济璜、吴济民等人组织的，是否办有进步刊物，我没见到，黄安办有“黄安青年”。

6、关于麻城县党组织是如何配合学生军的，我知道的是，动员群众欢迎，送东西给学生军，有鞋、毛巾、还杀猪慰劳，学生军吃不完、用不完。县农民方面的负责人是王树声，徐述凤也参加了。农讲所所长是周以力，县敢死队具体负责人不清楚。麻城自卫军的成立时间与黄安同，都是由省政府农工厅厅长董必武统一安排的。麻城开始的队长是熊振翼，后熊不好，王树声、刘文蔚将熊推倒。后来，由吴光浩接替，任大队长。潘忠汝在湖北省教导队当学生，没到黄安，也没到麻城。吴光浩拿着省府介绍信到麻城，县长不理，他就到乘马。县政府掌握了一部分“自卫军”，其实不叫自卫军，叫警备队，到乘马的一部分才是革命的，这一部分武装拉到乘马，徐子清、徐其虚在中间起了作用。丁茂富、林柱中也出了力。

7、刘象明、刘文蔚、胡英，还有两位农民参加了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麻城有四、五个人。我当时在武昌上学，也作为黄安的代表参加了大会，也只有四五个人。

8、谈谈黄麻起义的经过。“七一五”后，各县的党组织不能立足，县政权为汪精卫的人把持，原来的县党部被改组，中央决定发动秋收起义，重点是两湖。黄安的党组织没有人，郑位三是书记，跑了。省委于是派我回县，公开身份是教师，在七里坪小学任教，后刘镇一、符向一来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准备起义。黄安和麻城都没有多少武装，麻城只有几个班在北沙河防守北边的红枪会。会上讨论时，我说没有武装，最后决定揭竿起义。十月五日前几天，会议在黄安七里坪召开。七里坪是大本营，我是召集人，地点在七里坪小学。参加的人有戴季英、吴光浩、曹学楷、刘文蔚、吴焕先、程昭续、戴继伦、叶×庆、明汉华、戴雪舫、石健民、高建斗、吴力行、汪奠川、郑友梅、程绪富、邱绪征、秦练如、徐其虚等人（名字可能有误，只按读音记录），通知了蔡济璜、王树声，但他们没去。十月五日，在七里坪北门外举行誓师大会，宣布成立总指挥部，总指挥和党委书记是戴季英，起义中心是黄安，办事全靠我的工薪三十元。

后起义大爆发，中心区在七里、紫云、乘顺区，一共有二三十万人组成起义大军。真正参加起义的只有一两万人，麻城动员有一万多，没有赶去。吴光浩说，不能等麻城的了，要行动。当时，顺河北风咀、林家山、谭畈河附近的麻城人去了千把人，自卫军只有一个排在北界河与光山接界处防红枪会，排长是晏仲平，其余两排人都参加了攻城，陈再道也去了，不是党员，当兵。领导是徐其虚、廖荣坤、林柱中、丁茂富，他们都去了。王树声准备去，但城打开后，因城内物资供应困难，又通知他不要去，同时，进城的一万多农民军，也陆续回去了。

攻城时，我是总指挥，指挥部设在城北三里岗，刘文蔚、吴光浩协助我，打了几个钟头。进城后，打垮县警备队，活捉了贺守忠（国民党黄安县长），就在县审判庭公审他，由刘文蔚、程昭续主审，不几天，就公开镇压了贺。打县城时，符向一（省巡视员）在麻城没来，他想当特委书记，我们不能决定，由省委决定，他以黄安县委的各义向省委写报告，报告写得不好，有人不同意，我说算了，给他送去。后省委派王志仁来到黄安，成立黄安县委，是由我提出的意见，当时王志仁在省农协组织部当干事。成立了农民政府，曹学楷当主席，程昭续当县农民委员会委员长，这些人事安排，都是我的意见。几天后，成立鄂东军，麻城、黄安各一个大队。起义胜利后好几天，潘忠汝才来到黄安。省委介绍信上写明叫他负责鄂东军军事。后由潘当总指挥，吴光浩为副，一共有二百余人，枪一百七八十支。

9、关于防务委员会。该组织主要是防红枪会，是群众组织，由群众负责防止红枪会，麻城由王树声、徐子清领导。靠福田河一边是江道明等人负责。

10、一九二八年，成立黄麻县委，我是书记，麻城有党，王树声、徐其虚、余伯群。黄安有程昭续、张心炳。一九二九年春，麻城县委在大河铺成立，书记徐其虚。

11、中宋边区大革命时有活动，冯术功（武汉中学学生）在南乡活动，后当书记。成立麻城县委中宋工作委员会，开始的负责人是舒乃贵，舒调到县财政局任局长后，由鄂东特委派吴行中主持工作。工作委员会掌握有一个武装部队（游击队），主要活动于中驿，负责人由吴行中兼。

12、一九三0年春，麻城县委书记是冯术功，县苏在北风咀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县苏主席王宏学，舒乃贵、徐述凤、阎常如、程玉阶为行政委员会委员。三二年，也是在北风咀召开代表大会，会上没有改选，只是调程玉阶到少共国际团当团长（此事尚需作调查核实）。这次会议的任务主要是传达省工农代表大会决议，就麻城一些具体工作进行讨论，如发展游击战争、发展生产、工农联盟、整顿赤卫军等。当时，县政府在北风咀，县委在北风咀河对面的一个村子里，团县委在河头店，负责人是黄家寿（后调到黄冈当县委书记）、董纯其。

13、谈谈邱江甫的情况。邱原是自卫军的一名战士，打红枪会、攻黄安城，他表现得很勇敢。从木兰山转来后，他当麻城游击队大队长，与黄安赵赐吾（黄安游击队大队长）齐名。以后，说是敌人捉住了他，又放回来，别人就怀疑他有叛变行为。邱说是由亲戚偷偷放回来的，大家不相信，改由晏仲平任大队长。保卫局长徐汝志与邱发生冲突，徐将他关起来，后杀掉了。也有人说他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牺牲。红二十五军杀邱，没有这回事。我常跟王树声谈到他。王对邱的死因，没作结论。

14、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中央主要负责人是周恩来，周在上海一外国租界代表中央召开会议，决定统一鄂东、豫南、皖西为鄂豫皖边区，成立党委，由郭述申任书记，并成立红一军（据说比毛主席搞的早几天）。鄂豫皖的情况据说是由中央巡视员朱瑞向周恩来汇报的。

15、麻城少共国际团由省委领导，省有少共国际师，师长袁克服，他也是少共省委书记。

16、在第三、第四次反“围剿”中，麻城有个独立团，团长赵赐吾。后又成立了独立团，团长聂维文，后到二十五军七十三师。聂牺牲后，由陈守信主持工作，后独立团更名为麻城第三路游击师，师长陈守信兼县委书记，县委随军行动。后来，陈因伤寒病逝于杨泗寨下孙家垸。

17、一九三二年红四方面军西征后，只留下二十七师，省委又决定成立二十五军，我为军政治委员，开始就只是我那一师，改为二十五军七十四师，军长吴焕先。后又有七十三师（师长廖荣坤）和七十五师（师长姚家芳），后七十四师师长为徐海东，我兼政委。以后，又调周化贤来当政委，我就到军部工作，全军共一万多人。

18、廖荣坤一九三三年任红二十五副军长兼七十三师师长。廖老呆在七十三师，他不满意吴焕先当军长，我曾劝过他说，吴当军长是省委的决定，不要去争这个职位了。后来，廖部一营长叛变，有人说是廖指使的。吴焕先提出杀廖，省委不置可否，结果廖被吴杀害。廖打仗勇敢，参加打黄安县时当排长，木兰山下来后，我叫他当队长，在大崎山工作二十多天，不错。他当十一军一个团的团长，指挥得很好，但他指挥大部队不怎么样，只能指挥两三个团，他文化程度低，个性强，与人家的关系不好。廖的被杀是在三三年六月间。

19、七十三师一个团和皖西的独立团在大畈成立二十八军，由省委决定，有战略作用，以一个军的名义活动。

20、一九三四年，二十五军为北上抗日先遣队，程子华任司令，徐海东为副司令，政委吴焕先，我任政治部主任。到陕北改为十五军团，军团长徐海东，程子华任政委，我离开二十五军，成立陕甘晋军事委员会，我任军委主席。三八年二月，我由中央派遣来改编二十八军。高敬亭勉强同意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成立军政委员会，高任主席，我任副主席，高敬亭带着部队到了六安后不走，我就带着部队上前线。高腐化，有神经病，不服从中央领导，叶挺建议枪决高，毛主席同意。军部到了长江以北，高被处决，我任四支队司令兼政委，后改为新四军第二师。皖南事变后，我离开军队，到中央参加七大，后又参加延安整风，河南失守，长沙失守，日寇进攻西安。河南省委成立，我当书记，并任河南军区政委。王树声是司令员。毛主席给六千人我们。王震到湖南，也是六千人。我们在河南发展了几万人。日本投降后，一九四五年南下与李先念五师于桐柏会师，成立了中原军区，司令先是徐帅，后是先念，政委郑位三，副司令王震、王树声，我是河南省书记，中原军区副政委。中原突围后，军区只剩下我领导的河南军区一万多人。王树声领导二万五千人到鄂西，损失殆尽。五师突围后，我从山西过渭河到中央，以后到华北局，又派我到河南。刘、邓大军南下，准备成立豫陕边区，叫我当行政公署主任，刘少奇不同意，收电报扣下，毛主席后也不同意。以后我到开封，我批评了中原局的路线错误，所以一直放在基层。

当时，毛主席不赞成过汉水到鄂西，也不赞成到陕南，要求在大别山区回旋作战。我拥护毛主席的决策，但刘少奇不同意，部队过汉水后，王树声消极了，一过汉水，他不管事，大事由刘子久抓。

我现在就是争鄂豫苏区创始人这个地位。王树声临死时说过，鄂豫皖的创始人是戴季英，其他都是假的。

21、几件史实：1、新四军五师和鄂东独立旅到过乘马岗，与伪军打过一仗，但未消灭过一个团。2、鄂豫皖军区司令员王树声，政委段君毅，在团风消灭敌人一个师。3、刘邓可能在麻城住过。4、戴继伦是我亲哥，雷绍潜调回到省，戴继伦临时代理书记，只几天，后是冯术功（一九二九年）。戴雪舫在县委搞了好几年秘书长。

整理者：雷世贵
整理时间：1984年2月
录入者：黄文治
校订者：李敏

黄文治，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教师，主攻中国近现代史。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