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的基层民众“右派”言论（下）

三、关于人民生活困苦的言论

山东的言论反映：“总的说农民生活是苦的，他们劳动强度大，收入比工人相差太远。如果农民负担不减轻，工农联盟就成问题。现在农民千方百计进城，国务院限制农民进城。这是消极办法，积极办法是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不然百分之九十的农民生活改善成问题。”“中央不关心农民生活，于心有愧，是忘了本”。（山东省委整风办公室编辑：《右派分子言论汇集》，1957年7月8日，第13页。）
河南的言论反映：“从理论上说农民生活提高了，个别的有所降低，实际上大部分农民生活没提高，不但上中农没有提高，有的贫农也没有提高。”

浙江在反映农民困苦的言论中，许多言论还用数据说明了工农生活不平等，城乡差距大的问题。如金华市化工公司的一位职工说：“为什么棉布上海16尺，杭州14尺，金华12尺，农民只10尺。粮食杭州30斤，金华27斤。食油城市5两，农民2两。总的工人好，农民苦。”（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第149页。）
浙江平湖县的人说：“解放前除了一般残废、懒汉、受天灾人祸的以外，大部分农民都是每天吃着三餐干饭还要加点心，而现在吃粥多了”。（同上）

还有人把农民收入从历史上进行比较，说：“（农民）一年平均收入40元，高级知识分子一年收入3600元，相差90倍；21级干部一年收入708元，相差17.7倍。农民连饭都吃不饱，更谈不到提高生活，过去还可以借，现在借也无处借。”（同上，第148页）
浙江有人从长时间的比较中说农民生活的下降：“农民的生活一代不如一代；清朝时农民生活最好，辛亥革命前比辛亥革命后好，辛亥革命后比蒋介石叛变革命时好，抗战前比抗战后好，现在的农民更不如过去，生活很苦。原因：由于农业合作化速度快了些，公粮征得多了些，口粮留得少了些，公家积得多了些。”（同上，第149页）

来自农村的干部群众的言论，对拉大的工农差距、城乡差距都很有些抱怨。如宁波人说：“工人是共产党的亲儿子，农民是共产党的干儿子。政府关心工人、城市，不关心农民、农村。”等等。实际上，普通工人大都是从农村出来的，对合作化后农民生活状况的恶化都抱有深深的同情态度，基本观点与农民和基层干部并无多少差异。
大连造船厂始建于1898年，是现代大机器工业的老厂，工人也是地道的产业工人，他们的言论应是工人中最有代表性的。在鸣放中，大连造船厂的许多工人都反映了农村生活的艰难困苦。

1. 工人和农民生活相差太大，农民辛辛苦苦，一年到头穿不上吃不上。
运搬车间相立春说：“工人和农民生活相差太远，工人穿料子衣服，但农民连粗布衣穿不上，再看吃的方面，工人吃的白面、大米，有的地区农民连粗粮也吃不到。”
动力车间郭镜太说：“城乡之间生活水平相差太大，农民每人一年供给360斤麦子，而城市比农村多的太多，农民辛勤劳动一年，应多供给农民粮食，城市、农村生活水平应平等。”
动力车间刘福贵说：“国家应把大批资金投入农民，照顾农民的生活，我们国家农民有五亿人口，而工人占极少数，农民生活很苦，一双鞋补了很多补丁。”
机械车间石兆英说：“农村生活有点太苦了，我回家看到大人、小孩有的没有吃的、有的没有烧的，哭哭啼啼的有的人吃不饱，但也有的人吃得很饱，我看不民主。农民都入社，有的农民说，不如不入社。所以农村男女都愿意到城市来，是否应该改善一下农民的生活才对。”

锅炉车间周平华说：“今年五一回山东，看农村生活苦极了，原因是粮食秋收后又枯了，来年三、四月就没有粮食，农民到处去要粮也要不来，结果还得饿着，生活就没有办法搞。”
电工车间刘殿明说：“现在农村生活比城市生活差得远，我头几天回家看了下，他们都早起晚归，中间还不歇息。吃的是地瓜叶、地瓜干等，而且分的粮食还不够。”
铜工车间李献贵说：“往年给四百八十斤而今年给四百斤粮，农民不给工钱，这样对农民，穿、零用钱从哪里来呢？今年八月十五日我回家去一看和工人生活完全不一样，农民吃得地瓜叶和豆饼。”
造体车间王世禄说：“我认为农民和工人的生活大有差距，农民一年只开两回支不应该，应该和工人一样，每月开支。物品分配也不对，如油类等，农民和工人一样的劳动，但农民很苦，工农联盟应该一样才对。”
锅炉车间于贵长说：“工农相比农民生活太差，这对工农联盟来说是不好的，现在大多数的农村姑娘到城市来找工人。现在乡下农民连一文钱都很困难，这样工农生活不平等，建议应把农民生活再提高一步。”（中共大连造船厂委员会整风办公室编：《大字报汇编（摘要）》，第二辑，1957年11月，第165、166页。）

2. 虽然工人和农民生活相差太大，但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是下降的。
木工车间于作仁说：“我们国家往社会主义走，退回两年来说吧，我是二级工人，每月除生活吃饭以外，还能买27元的料子裤，现在生活赶不上过去了，买不起料子裤。过去大白菜2分，去年八九分钱，党号召增产节约艰苦朴素，不能从人身上节约。国家到社会主义，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还不够社会主义的生活呢？”
造钳车间张本须说：“我们现在生活没有1949年的生活好，现在我们工人的工资高，但商品价格比1949年的高，物价涨得太多了，不如1949年的生活好。”
造体车间崔凤瑞说：“工资改革是好事，但改革后物价也涨，不合理，和没有改以前一样，如果物价这样涨下去，人民币就很快和以前一样了，过去人民币一万元一张，这得十万元一张，工资改革是：有其名无其实。”
蒋广海说：“工资改革是好事，但有的提高了，有的降低了，这次工资改革不但生活没有提高，而且倒苦了，工人工资多了的时候就给割掉工资，改革叫工人增加工资，我们没有增加倒减少，我看这样做是不对头的，上级给改革时，都不通过工人，到开工资时工人才知道，我希望今后工资改革，不给工人减就行，物价稳定就不行了。”（同上，第167、168页）

四、几点认识和体会

上述这几份材料，有贫有富，有城有乡，有南有北，有工有农，有干有群，有点有面，应是具有时代的典型性。给人印象很深的有以下几点：

1. 对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不满，在全国各地都是普遍的，在社会各阶层也是普遍的。
无论贫瘠地方、富庶地方，城里人、乡下人，农民、工人、干部、职员、学生都有自己的不满，但感受有所不同。农民向政府卖粮贱，向政府买粮贵，价格明显不合理，引起农民不满。统购统销不仅明显让农民吃了亏，市民也同样是吃亏者。特别是大城市和小城镇的供应，一开始就显现出了不同等级差异。从大城市到中小城市，再到农村，形成了一个供应链条上的不同级差。小城镇的居民粮食供应也是很紧张的。
在农村，敢于公开反对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农民，不是地主、富农，甚至也不是中农，喊得最响的是贫农。原因正如浙江吴惟平调查所得结论：“贫农因为成分好，不怕大帽子压，所以敢喊。”（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第146页。）这是符合实情的。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收集了农村反动歌谣四十则，没有一个是地主富农编的。
另外，在社会各界人士的言论中，县区机关干部的言论是最值得注意的。他们自己都是体制内的人，清楚统购统销和合作化是政治高压线，很少会有人直接提出否定。但他们对政策落实的具体过程是很了解的，在当时鸣放的氛围下也还能在具体问题上讲一些真话。特别是县区的干部，他们是落实政策最直接的执行者，对政策的利弊问题都非常清楚。他们反映的民众生活情况，一般都比较生动具体，又有归纳提炼，很少有废话空话，应该说也是比较具有客观性的。他们的言论可以与民主党派、知识分子的言论互为参照。

2. 1950 年代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是普遍的。
从这几份材料反映，从实行统购统销后，农村就开始饿肚子了。当时报刊说合作化增产粮食，这从人们的生活经验上是不支持的。从各地“右派言论”中反映，大家都认为这是造假撒谎，纷纷从自己亲身感受予以反驳。毕竟农民生活水平的下降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这和官方媒体的宣传是不一样的。以至于大家连同中央制定的农村12年规划，也认为是欺骗人的，并不相信会真的实现。所以，对统购统销和合作化的官方报道，其真实性都是大可存疑的。
另外，我们一般对上世纪50年代人民生活的认识是：在统购统销和社会主义改造后，农民的生活水平是急速恶化的，而工人则是长工资比较快。在1956年工人还普调了工资。但从上述材料的工人生活感受来看，这个认识并不完全。工人虽然长了工资，但物价也都涨了，实际生活水平还是下降的。由此可以得出新的认识：1950年代由于国家工业化的启动，拉大了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但这个差距的拉大，不是由于工人生活水平的提高，而是工农生活水平都在降低，只是农民的生活降低的更快更大，工人的生活是明长暗亏，由此产生的落差。所以过去一般说的，1950年代工人生活有多么好，这是和农村生活比较的说法，实际上未必如是。这个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材料说明。

3. 合作化使党在农村基层社会出现了空前的统治危机。
在1957年的鸣放言论反映，当时人--们生活对比参照系主要有二：一是合作化前，一是1949年前。老百姓因为生活困苦而口出怨言，动辄与解放前比，有的直接骂到毛泽东、党和政府头上。如：浙江象山县的老百姓说：“毛泽东法宝大勿过。当初哄大家分田地，现在又叫阿拉进合作社。……过去给地主做长工吃饭还要愁吗？共产党领导办合作社，到社会主义弄得人没有饭吃，牛没草吃，猪没糠吃。这样下去，宁可蒋介石回来，宁可给美国人一个原子弹炸死。”（同上，144页）江西萍乡县是中共革命老区，流传歌谣说：“毛主席领导好是好，再过两年有米讨；毛主席万万岁，买什么东西都站队”。新建县流传歌谣说：“总路线在过渡，老百姓在饿肚”。（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编印：《毒草汇编》第一集，第58页。）也都表示了对共产党领导的牢骚和不满。
许多基层干部也都感到了党在农村社会出现了统治危机。用浙江安吉县的一位基层干部的话说：农村党员中，“积极可靠只占40％，有50％的动摇，有10％的也反对共产党”。群众中“实足有70～80％的人反对共产党”，“现在走路也讲共产党不好，吃饭也讲合作化不好，甚至在大街上公开骂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中共浙江省委整风办公室：《右派言论汇编》，1958年5月，第145页。）其他地方的基层干部也都有类似性的语言，认为中国要出“匈牙利事件”，一定出在农民身上。

从这些“右派言论”中可以看到，新中国在搞的社会主义道路，已经让老百姓走到了普遍贫穷的地步。工农群众和普通百姓的利益都受到了伤害，又以农民的利益伤害最大，广大民众对此是不接受的。当这些来自民众社会的不满情绪在整风运动中被释放出来，立刻产生了连锁反应，形成了反映民间疾苦的“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潮流。相比那些民主党派头面人物和知识精英的煌煌大言，这些来自民众切身感受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对共产党的统治可能是更具挑战意义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都是搞群众运动起家的，对这类人心汹汹的民众言论自然有特殊的敏感性，因为这才是真正最有可能引发社会动乱的言论。毛泽东之所以对整风运动紧急刹车，迅速转到了“反右”运动，担心民众会借机闹事造反，可能是比听不得“右派”逆鳞之言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整治民主党派的“引蛇出洞”的钓鱼说，与“蛇无头不行”的法、术、势，实在是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所以也可以说，这些“右派言论”中反映的民瘼疾苦，不仅比较真实地表达了当时的社会舆情，也可以对“反右派”运动发生的多因背景有更大纵深的了解认识。

作者王海光，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博士生导师。五七动态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