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良飞：部级干部历史文化讲座讲了10年

　　文津街7号，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北海边的临琼楼宁静安谧。

　　不过在每个周六的早晨，这里会热闹起来。一个月的时间里，三个周六，面对社会民众开放的文津讲坛在这里开讲，剩下的一个休息日，留给听课的部长们，举行部级干部历史文化讲座。

　　10年前的2002年1月，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在这里开坛授课，引得众多部级领导前来，行之有年，且呈愈办愈盛之势。

　　中国之大，终于放得下一张书桌了，这一次，民众和部长们轮着用。同样的课堂，同一张书桌，民众的学习热情与部长们的求知之心在这座小楼里和谐相处，一起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对学问的尊重，不再独享。

　　“唯一的差别在于，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多一个杯子、多一份参考资料、多一本参考图书和多两枝铅笔。其余的就没有了。”该讲座承办方——国图立法决策服务部的相关负责人说。


　　10年，2万人次干部听课

　　2002年1月，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第一期开讲，时任国务院外事办公室主任刘华秋成为主讲第一人，题目是《当前国际形势分析与展望》。 这个讲座拥有最强大的主办方阵容：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国家文化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三方主办，国家图书馆承办。

　　三家主办方也有着明确的分工。由于讲座的听课者均为部级领导干部，中央国家机关工委负责通知这些部级领导干部，并给他们发送讲座请柬。中央国家机关工委更将这一讲座视为推动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政党建设的重要阵地。中央国家机关工委认为，部级领导干部在党内和社会上处于重要位置，具有强大的行为导向和风气引领作用。

　　中国社科院则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而文化部则是承办方国家图书馆的主管机关。

　　当然，谈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10年，国家图书馆馆长周和平是个绕不过去的人。在负责讲座的国图工作人员记忆里，除了周馆长出差，10年时间里，几乎每一场讲座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会见主讲人，并认真全程听完讲座”。

　　目前，讲座的选题设定为六大系列：中外历史、哲学文化、民族宗教、文学艺术、时事政治、社会经济。10年当中，在所有讲座中，中外历史和文学艺术系列所占比重最大，是其他系列的两到三倍。

　　伴随讲座的影响力逐渐扩大，前来听课的部级领导范围也在不断扩大，从最初面向中央国家机关，拓展到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大型央企、北京市副部级以上领导，再至解放军领导层。

　　国图讲座组工作人员感叹，中央军委委员、空军司令员许其亮上将工作如此繁忙，却常常能够在讲座的时候看到他的身影。

　　主办方之一、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副书记俞贵麟在分析这一讲座越来越受到欢迎的原因时表示，讲座以适应部级领导干部特点、突出历史文化特色、提高治国理政能力为鲜明特色，选题主要是中外历史、哲学文化、民族宗教等六大方面， 主讲者都是各个领域的大家、名家，讲座的题目有吸引力，讲得又精彩，受到欢迎，理所当然。该系列讲座基本一个月一期，自2002年1月至今已经举办177场，先后邀请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153人次，参与听课的部级领导干部人数已达到2万多人次。

　　讲座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充分肯定。在这一讲座10周年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出席了今年的首场讲座，并希望有关部门进一步总结经验，不断丰富内容、创新形式、提高质量，争取越办越好。


　　提前一年做好全年选题

　　办讲座，是国家图书馆的一个传统。

　　目前，国图已形成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文津讲坛、文津读书沙龙、中华典籍与文化、艺术家论坛、科学家论坛、教育家论坛、企业家论坛等十余个讲座系列。

　　负责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具体承办工作的部门是国图立法决策服务部，他们为此于2011年还专门成立了讲座组，有4名工作人员。10年磨砺之后，国图承办讲座的经验更加熟练。

　　国图立法决策服务部相关负责人说，目前讲座选题的操作已经规范化了。“首先是讲座组根据上一年的情况和部长们的反馈情况，拿出一个今年选题的方案，交立法决策服务部讨论，再拿出一稿来，然后再上报三个主办方。”国图立法决策服务部相关负责人说，“主办方和我们一起再开选题座谈会，定下来一年的选题范围。”

　　据介绍，虽然一年大概举办12次讲座，但主办方会定下更多的选题，有些不合适的选题会先放一放。等选题一旦确定下来，国图讲座组工作人员再一个个地去和主讲人确定题目和讲座时间。

　　“这过程中有很多复杂情况，比如老师的时间问题、重大选题的问题、临时调整的问题，这里面会有很大的变数。”国图立法决策服务部相关负责人说，经常也有和主讲人身体情况不好、时间冲突的情况，只能一个个地去约，一期期地去落实。

　　有很多人认为，这个系列的讲座可能会经常根据时事热点的变化来调整其选题。国图立法决策服务部相关负责人说，临时调整内容的讲座也有一些，但大部分在后来看上去很有针对性和时效性的讲座实际上都是提前一年策划的，“这一点恰恰体现了我们对于选题的把握”。

　　“南海问题是个典型的例子。去年以来，南海问题成为一个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实际上，在南海问题集中爆发前，我们就做了两期谈南海问题的讲座。”国图讲座组工作人员说，事实上，讲座组在2010年就做了南海问题的选题策划。

　　该工作人员说，讲座组的成员在做策划的时候要特别关注社会热点和学术的脉络，所以选题看上去很有预见性。据《人民日报》此前的报道，部级领导干部对讲座的平均满意率达到了90％以上。

　　讲座顺利完成只是另一项新工作的开始。讲座后，讲座组的工作人员要及时编印《活页文选》，并在每年年末将全年讲座的录像和文字资料整理出版。2003年，该系列讲座加入“艺术讲座”，采取艺术知识讲解和艺术欣赏相结合的形式，生动直观。

　　更多新的构想也在提出。在今年2月24日落幕的全国省级公共图书馆馆长座谈会上，国图提议，拟筹备建立“领导干部讲座共享平台”，国图将与各地方图书馆广泛合作，共同策划选题，实现课件资源和主讲人资源的共享。


　　给领导“上课”紧张吗？

　　多位主讲人认为，给学生们上课与给部长们上课之间的差异明显，淡化学术色彩成为他们的一致行动。

　　著名藏学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王尧曾经给部长们讲授过《西藏和藏传佛教》。王尧说，有的部长对西藏问题很了解，有的则希望进一步了解西藏的情况以利于制定政策。

　　“这样的诉求就和一般听众不太一样了，他们希望你的讲述能够更细致一些，更深入一些，能够谈得更清楚一些。”王尧说，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王晓秋曾在这个课堂上给部长们比较过近代中日改革和东亚国家不同的发展道路。他感觉到，给部长们上课需要更加高屋建瓴，而且最好要从历史出发，结合到现实，有针对性地去讲，引发他们对现实问题的思考，“给学生讲课主要是偏重于专业内容”。

　　王晓秋表示，历史知识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认识历史的方法和眼光，“这个讲座的意义不仅在于知识性，更在于能够提高领导干部历史素养”。

　　“以东亚国家的发展道路为例，我们可以吸取很多历史经验，比如东亚国家之间文化的共同性，对于东亚各国的外交是一笔财富，也有很多历史教训，比如东亚国家现代化机遇的丧失。”王晓秋说，“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对于领导干部们来说更有意义。”

　　著名作家唐浩明曾经在这个课堂上和部长们分享过他个人对曾国藩和张之洞两位晚清重臣的理解。唐浩明说，曾国藩是一个很复杂的人，但是我们的教科书和历史著作都把他简单化了或者歪曲了，我想还原一个真实的曾国藩。

　　“我觉得，曾国藩身上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优秀部分，我希望今天肩负着国家和民族重任的政坛精英借这个人物能够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唐浩明说，“他们要忠实履行他们身上肩负的任务，我想自己讲的能够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

　　哪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呢？唐浩明举例说，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为官廉洁，这个好品质要在今天的高层官员身上体现，中国文化的脉络才不会断掉。周和平认为，部级干部的身份决定，他们的眼界、能力、水平影响着国家某一方面工作的开展，影响着众多百姓的切身利益。

　　给部长们上课时，学者们会不会有一些压力或不适应呢？

　　王晓秋说，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给领导干部们上课，更多的是互相沟通、互相交流，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们。我也没把听课的人都当领导，讲课的人也不应该摆出一副教训人的架势。”

　　200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曾给部长们上过一场关于“五四”运动的专题课。陈平原后来回忆说：“我跟部长们所讲的那些，和我在北大与凤凰卫视作专题讲座时所讲的那些，区别不是很大。在讲‘五四’的时候，我不仅仅跟他们讲大陆是怎么看‘五四’的，而且我还讲了台湾是怎么对待‘五四’的，部长们听得都很认真，那么自然心里会有一个价值判断。”

　　讲台之下听众的特殊身份，或许对于个别学者会成为一种压力来源。媒体曾经报道，有一位在学术上集大成之大家学者，由于其领导坐在台下听课便将一场讲座变成了一场工作汇报。

　　国图立法决策服务部相关负责人说，这样的情况以前有，但极为罕见，“有些主讲人生性比较拘谨，在学生面前讲惯了，在领导面前不适应，到后面也会慢慢放开”。10年的时间，不可能要求场场讲座都精彩，百分百满意。


　　讲座能起多大作用？

　　陈平原提醒，学者不要把自己想得太伟大，“不要指望你的一次讲座会给部长们带来什么，讲座本身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专业或职业，而是一种业余爱好，部长们如果有兴趣，他们自然会选择这个领域的书来读。”

　　对于主讲人的讲课内容能够从多大程度上影响部长们的决策，王晓秋认为，讲座的作用应该在于提高领导干部们的洞察力，培养他们历史的、辩证的眼光，能够更加宏观地来考虑问题。另外，部长们需要全面的文化修养，“读史使人智慧，总结历史教训，以史为鉴”。

　　不过，王晓秋也承认，这种影响不是直接的、一一对应的，而是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

　　第十一届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汪光焘认为，部级领导干部需要的不仅是某一个专业的技术知识，讲座在潜移默化中，也对领导干部综合素质进行了全方位的补充和提升。

　　唐浩明则认为，任何一件事情的作用都不能高估，努力去做就好了，只要你去做了，自然就会有它的效应。

　　唐浩明鼓励更多优秀的学者去给部长们上课，“这样的事情不去做，难道真要躲进书斋里研究自己的学问，完全和社会脱节？”“自古以来，中国的学问一直偏重经世致用，中国今天的学人也应该坚持这个传统。”唐浩明说，只要部长们愿意请他去讲课，他非常愿意去讲。

　　在今年部长们的选题策划调研表上，还有一位部级领导干部希望唐浩明能够在这个讲座上再讲一次曾国藩，他上一次讲《曾国藩其人其事》是7年前的事情了。

　　在著名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刘梦溪看来，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无法不关注这个国家和社会所面临的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并致力于从文化角度去解释中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探讨中国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以及如何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智慧以应对挑战。在讲座过程中，刘梦溪与台下部级领导的互动，表达了他竭力推广国学课程的愿景。“研究国学的人可以很少，但是，学习国学的人应该很多。”刘梦溪说。

　　和唐浩明、刘梦溪拥有同样想法的主讲人也不乏其人。有的主讲人希望自己所在的学科能够为国家政策制定者了解，了解越多，关注也就越多。

　　在请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张厚粲担任主讲人时，国图讲座组工作人员提到心理学还没在这个课堂上讲过，张先生马上说：“心理学从来没在历史文化讲座上讲过么？我一定要讲讲，让部长们了解了解心理学。”2009年，张厚粲以《走进心理学》为题，第一次在这个课堂上给部长们讲述了心理学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部长点评中见真性情

　　一位长期负责讲座的国图工作人员说，如果你注意看一下，你会发现，在这个课堂上，这些部长“突然”间就变成了一个学生，“仿佛一下子回到了他们的学生时代”。

　　很多学者回忆，他们的课讲完后，也不一定有人提问，但他们的共同感受是这些部长听课是很认真的。提问少并不代表交流少、讨论少。国图立法决策服务部相关负责人回忆，和学生们一样，每次讲座完了之后，听课部长们也会走上讲台，围着主讲人讨论，一讨论就是很长一段时间。有的部长还会和主讲人互留联系方式，以便于以后进一步交流。

　　更多的部长将他们对于本场讲座的感受写进了摆在面前的征求意见表当中，他们会在很满意、满意和有待改进三个选项之间作出自己的选择并给予具体点评。这些点评，既有他们对学术问题理解，也饱含他们对于现实问题的思考，部长们的真性情跃然纸上。

　　2011年9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名民国史专家杨天石给部长们讲述了孙中山先生的民生思想及其当代价值。课后，有部长写道，杨先生的讲座把比较全面的孙中山先生思想展现在了我们面前，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是建立在100多年来革命志士的思索、奋斗、牺牲的基础上，当今太缺乏这种思考深刻的人了，“揽工诿过，浮浅唯上，向革命党人学习、致敬”。

　　也有部长认为杨天石的讲座史料翔实、脉络清晰，“民生主义源自于中山先生实事求是的态度、天下为公的胸怀”。还有部长点评说，杨先生的讲座介绍了一个前所未闻的孙中山，尾论尤令人信服。

　　更有部长在点评时抱怨，时间太紧张了，只听了孙中山先生的民生思想，还想再听一听该思想对于实践的影响。

　　2009年末，听课者之一、原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牛越生写成《八年有感》一文来表达他对这一系列讲座的感情，这一感情也可视作众多部级领导的共同感受。

　　他说，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听了百余场讲座，不知不觉讲座已经成为我们工作、学习、生活的一部分，不知不觉我们的知识丰富了，不知不觉我们的事业开阔了，不知不觉我们决策时多了一个参照——历史，不知不觉我们工作中多了一个思考的角度——文化。

　　牛越生说，在讲座中，“我们结识了百余位良师，他们学贯中西，声名赫赫，筚路蓝缕，把一生研究的成果，浓缩成两个多小时的讲座，字字珠玑，有的竟成为历史绝唱，留给我们的是幸运、感激和怀念。”

　　“每月一次，讲堂相聚，香茶一杯，古今中外，海阔天空，思绪万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所获，会心一笑，相约下月。”牛越生说，这就是讲座的力量，这就是知识的力量。

　　与之相对应的，牛越生捧到了这一系列讲座7年的全部“勤学奖”，一年也没落下。


每年都有十多个全勤者

　　讲座进入第四个年头的时候，主办方想到了设立“勤学奖”的主意。

　　在二楼教室的入口处有一个刷卡机，每次讲座之前，来上课的部长们在刷卡签到。如果没有带听课卡，部长们还可以在主办方准备的签到簿上面签到，工作人员课后会补录。

　　目前实行的勤学奖标准是：在一年所有讲座当中听课超过5次的人就可以获颁该奖。周和平曾对媒体表示，“勤学奖从某种程度上带有趣味性，和干部的晋升没有关系，但没想到部长们对这个奖很感兴趣，得到的都很高兴。”

　　这一点也可以从勤学奖获奖人名单长度的逐年拉长上得到印证。勤学奖刚刚设立的2005年当年，共有40位部长斩获了这一奖项，2006年、2007年维持在70人上下，2008年飙升至93人，2009年刚好达到100人。在刚刚过去的2011年，勤学奖获奖人数已经达到114人。

　　场场不落的也大有人在。据国图方面的统计，全勤的听课者每年都保持在10余人。很多部级领导在退休后仍然坚持前来听课。

　　《人民日报》在文章中如此描述这些“学生”的勤勉：“有的身体不适甚至腿摔伤了、胳膊骨折了，拄着拐杖打着石膏仍坚持前来听讲；有的出差回来直接从机场赶来听讲，或听完直接去机场到外地出差；有的因工作未能听讲，委托工作人员留一份《参考资料》或要去讲座录音；还有的因工作忙，听完讲座就回到办公室加班。”

　　《光明日报》曾经讲述过在空军系统任职的老高“求学”的故事。2005年，老高无意中看到了一本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文稿，如获至宝。以此为线索，他先找到国家图书馆，再辗转到文化部、中央国家机关工委，为自己争取到一个听讲名额。他说：“我们这些上个世纪50年代出生的干部，又是学理工科的，一直感到文史知识方面有所欠缺，非常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

　　与牛越生一样，多年蝉联勤学奖的部长也大有人在。新华社总编辑何平的勤学奖记录从2005年开始，一直持续至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季允石、国家粮食局局长聂振邦、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副主席唐闻生等人也都是勤学奖名单中的常客。

　　令国图讲座组工作人员印象深刻的勤学奖得主还有中央军委委员、空军司令员许其亮，解放军原副总参谋长熊光楷等。

　　自2005年勤学奖设立以来，截至去年年底，共有588人次荣获“勤学奖”。


　　部长们“意见”日多

　　讲座10年，声誉日隆。不过，随着声誉一起降临的，还有一些“成长的烦恼”。

　　国图具体承办人员说，讲座越办越好，部长们的需求也越来越多，“他们已经不仅仅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听到历史文化讲座了，他们希望听到更大范围的讲座内容，这对我们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而我们每年的讲座次数就只有12场左右。”

　　承办人员打了个比方，这就好像你家边上开了一个超市，刚开始就是卖主食，但慢慢的，你会希望这个超市也能够卖其他食品，能把你的所有要求都解决了。

　　在2012年历史文化讲座选题策划调研表上，部长们就提出各种各样的意见。

　　有的部长认为，2012年的讲座应该增加一些美国、欧洲、日本的历史文化课题；也有领导提出，2012年应该请佛学问题专家讲佛学知识和一些佛学经典，如《金刚经》、《心经》等；他还建议讲座安排一些有关金融知识和国家应对自然灾害的有关准备和办法。

　　有人建议，应该多增加讲述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发展的选题，如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形势，我国如何应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态势、问题和对策等。也有领导干部提出讲些历史文化中的道德、德治、诚信等方面内容，会有利于增加当前的文化建设和社会管理创新。

　　还有一些部长提出，能否结合全球金融危机的现实，讲述一下东西方经济发展史以及从中给予的历史启示。

　　国图具体承办人员说，部长们所提的诸多意见和他们主管领域、关注点和兴趣点有关，主办方和承办方都会进行仔细梳理，“当然也不是说，部长们今年提的意见，我们明年就一定能安排上。”

　　“我们会兼顾部长们的需求，但不可能做到一一对应，比如某个部长有这个需求，我们马上就能满足。”承办人员说，我们会首先兼顾这一讲座历史文化的主体定位，然后再不断拓展领域。

　　作者:陈良飞，来源: 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