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与袁世凯学术研讨会纪要
由安阳师范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南开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单位共同发起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辛亥革命与袁世凯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12月9日-12日在古都安阳召开。
一、会议基本情况
由安阳师范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南开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南师范大学等单位共同发起的“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辛亥革命与袁世凯学术研讨会”于2011年12月9日-12日在古都安阳召开。会议具有相当的广泛性，从地域方面来说，专家来自大陆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湖北、湖南、广东、贵州，四川、陕西、河北、河南、山东，黑龙江、吉林等17个省区，以及台湾的学者。从代表所属单位方面来说，代表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党校、中国艺术研究院、上海社会科学院、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广州社会科学院、济南社会科学院等科研机构；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吉林大学、四川大学、郑州大学、河南大学、河北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科技大学、广东海洋大学、台湾国立中正大學以及北京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徐州师范大学、河南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大学、阜阳师范学院、贵州师范学院、衡水学院、安阳师范学院以及台湾国立中正大學等30所高校。从年龄上看，有白发苍苍的长者，更有年富力强的中青年骨干，还有朝气蓬勃的博士、博士生和博士后，显示出研究队伍后继有人，这是非常喜人的。会议代表100余人，收到论文83篇，100余万字。
经过两天的热烈讨论，大会报告四场、分会报告四场，取得了多方面的学术成就。
二、会议的主要内容和达成的基本共识
1、辛亥革命与袁世凯
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为袁世凯重新出山创造了良好的历史机遇。袁世凯与革命党的合作，导致辛亥革命的迅速胜利和廉价胜利，基本实现了革命党人的既定目标——推翻清政府的统治，打倒君主专制，建立共和民国。袁世凯是辛亥革命的最大受益者，他与革命党人的合作，使他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袁世凯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决定着辛亥革命的结局和走向，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会议有10余篇文章论及这一问题，大家充分肯定袁世凯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贡献，肯定他在帝制政权向共和政权及南北政权平稳转移中的努力，深入分析他由君主立宪到有限共和转变的心路历程以及他对辛亥革命的认同及其变化等。这些研究，不仅深化了袁世凯的研究，对整个辛亥革命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作用，是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的重大学术成果。
2、袁世凯与清末新政诸问题
袁世凯是清末新政的旗手和领袖，他在新政中的作为，奠定了他以后辛亥革命期间良好形象的基础。新政——革命又是一个紧密联系的链条，所以新政中的袁世凯仍然是学者所关注的，有12篇有关新政的文章。涉及袁世凯与督办政务处、袁世凯与清末责任内阁制、袁世凯与宪政改革、袁世凯与山东新政、袁世凯与保定工商业发展、袁世凯与直隶农会、袁世凯与直隶教育、袁世凯与派遣留学等。这些研究大大丰富了袁世凯与清末新政的研究。
3、 袁世凯民初执政研究
对民初袁世凯执政，长期以来的主流观点持否定态度，加强独裁专制，破坏民主法制、镇压革命民主力量等，其实这些仅仅是袁世凯的一面，他还有另外的一面。面对辛亥革命之后经济的残破局面，面对支离破碎的中国社会，他不可能没有作为。近年来随着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和实事求是学风的恢复，人们的价值观和评价体系有所变化，袁世凯的另一面逐渐为人们所认识。本次会议中涉及的几个问题为：
袁世凯与制度建设。涉及民国元年袁世凯的共和困惑、袁世凯民初君宪制度改革、北洋政府的道制、民初政党政治的特点及其袁世凯的不党态度等。
袁世凯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学者们探讨的另一个热点问题，民初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较快发展，是与袁世凯政府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的。具体涉及北洋政府的实业奖励政策、袁世凯政府的地方外债政策、袁世凯政府整顿滥币等。
袁世凯政府的社会政策，也是学者探讨的一个热点，诸如袁世凯政府的慈善立法、袁世凯政府的佛教财产政策、袁世凯的祭天、袁世凯与基督教、袁世凯与日俄战争时期的战地救护等，许多问题的探索，是过去袁世凯研究所忽视的，大大拓宽了袁世凯的研究，丰富了袁世凯的研究成果。
4、社会舆论对政局的巨大影响，是本次会议的一个亮点。学者们注意到，民初中国政局之走向，是各种政治势力合力的结果，不是某一个阶级、党派所能左右的。诸多力量中，媒体的力量不容忽视。学者们探讨的重点诸如共和与君宪：以《申报》所反映的袁世凯帝制前后的中外舆论为中心；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以武昌起义后《大公报》舆论为中心的考察；袁世凯逝世后舆论评价之南北观；从“汉族之华盛顿”到路易.波拿巴—辛亥革命后知识分子眼中袁世凯等。这些研究和探讨，对人们进一步认识民初政局有着极大的帮助。
5、袁世凯与清末民初人物研究，仍然是本次会议的重点，有10数篇文章涉及，诸如袁世凯与杨度、袁世凯与载沣、袁世凯与徐世昌、袁世凯与奕劻、袁世凯与冯国璋、袁世凯与孙宝琦、袁世凯与孙中山等，通过揭示袁世凯与这些清末民初的重要人物之间的交往、离合，反应当时复杂的政治局势。
6、袁世凯的外交研究
袁世凯是一个外交家，无论是早期他在朝鲜的历练，还是他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和外务部尚书期间，他在清末民初中国外交中起着重要作用。会议有4篇文章涉及袁世凯的外交领域，其中2篇为与德国的关系，即1907-1908年中德美联盟问题研究、德国与袁世凯政府研究，丰富了袁世凯外交研究的内容。
7、袁世凯研究的学术史研究
关于袁世凯研究的学术史研究，也为学者所关注。有关袁世凯研究的评价问题及其趋势、袁世凯评价60年——以中国大陆史学界为中心的考察等，对大陆60年袁世凯的研究进行了颇为清晰的梳理，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非常方便的工具。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思考
尽管会议取得多方面的可喜的成就，但还是有一些缺陷和不足。比如对袁世凯这样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如何从清末民初社会转型的大历史、大视野中去认识他。我在翻译美国人欧内斯特.P.扬的《1912-1916年袁世凯》中受到启发。[1]他立论的视角是从民初的大局出发，从袁世凯面临的主要问题和如何解决问题出发，从政府政策以及民初政治精英的不同政治见解的分析入手，看袁世凯政府的行政绩效，解决了哪些问题，哪些问题还在持续进行。比如集权和分权问题，他认为都是国家主义，都是为了反对外国侵略，这是欧内斯特.P.扬不同于其他人的创新见解，他看问题的视角值得我们借鉴。
以历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为主，结合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袁世凯还需进一步努力，比如我们用发展经济学、发展社会学、发展政治学的理论与方法去研究袁世凯，研究清末民初的中国历史，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袁世凯史料之不足是制约袁世凯深入研究的基本条件。袁世凯清末史料得到整理，大陆有袁世凯奏议，台湾有袁世凯奏折专辑。袁世凯民初的资料几乎没有整理。清末民初的中国是一个开放的中国，作为政治人物的袁世凯，与外国人——政治人物、记者、传教士、军人以及驻华公使等接触的比较多，在欧美以及日本国家档案馆中有许多有关袁世凯的档案资料，近年部分得到整理。如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的《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全八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对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有关辛亥革命时期的袁世凯的资料有部分摄入。窦坤将澳大利亚悉尼米歇尔图书馆有关莫理循、袁世凯的资料部分整理（见窦坤等译著：《直击辛亥革命》，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更为值得欣慰的是：骆宝善、刘路生先生以毕生精力编写的三千多万字的《袁世凯全集》，明年将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张华腾编写的180万字的《袁世凯年谱长编》，将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资料问题可以缓解。我相信，随着《袁世凯全集》、《袁世凯年谱长编》等的出版，在不太长的一个时期可能会出现一个研究袁世凯的热潮，袁世凯的研究将会更客观、更深入，一个符合实际的袁世凯形象将会展现在国人面前。
作者简介：张华腾，安阳师范学院教授，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清末新政、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史、袁世凯与北洋社会研究等。
[1] 欧内斯特.P.扬著、张华腾等译：《1912-1916年的袁世凯》，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英文版：密执安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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