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00年以来，清廷对外赔款的压力十分沉重，《辛丑条约》赔款四万万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还清，年息四厘，共九万万八千多万两，加上各省教案赔款，《马关条约》的对日赔款等，总计在十万万两以上，每年实际支付不下于二千五百万两，巨额的赔款以关税、盐税等主要财源为担保。新军二十六镇加上旧军巡防营，军费开支也很庞大，财政收入入不敷出。
清廷财政入不敷出，赤字严重
宣统二年各省试编下一年度的预算，不敷在一百万两以上的有贵州105万、江苏108万、安徽、福建各115万、广西137万、湖南157万、云南193万、江西254万、湖北539万、四川774万。各省所列岁入中不少省列有协款收入，并无保证。各省实际的财政赤字只会更大。
宣统三年也就是辛亥年的全国预算，岁入二万九千六百九十六万二千七百两，岁出三万三千八百六十五万两，缺口在四千万两以上。那些年每年的财政赤字大致都在这个数字上下。
各省财政也是如此，当时各省印出的《财政说明书》几乎都提到财政极其困难，江苏省称“近年财政异常竭蹶”，陕西省称“入不敷出”，奉天省称收入“几已竭泽而渔”，湖南省称“财政困难已达极点”，甘肃省称“财政至今日紊乱极矣”，向为东南财赋之区的浙江在财政说明书中说：“近年以来，新政繁兴，在在需款，欲加赋则民不堪命，欲节用则事不易行，徒令司空仰屋而嗟，计臣束手无策揆厥。”（转引张朋园《预备立宪的现代性》，第113页。）
1911年9月16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的档案中有一份第二季度的新闻摘要，其中涉及湖南、浙江、湖北三省的财政困难状况：
估计湖南省财政亏空达五百万两银以上，……在实际支出方面，仅新军建设一项每年就得支出一二百万两，手头资金完全不能满足教育、法政、警政、办公以及军务等多方面的支出需要。
年初估计湖北今年将亏空二百万两银，即使算上批发扣除和硬性节支，省当局仍远远不能够使收支达到平衡……
浙江省也存在类似情况，去年全省财政总亏空已突破一百万两银。藩司拖欠未付的款项有：应交付给海关的厘金收入；对盐税局、漕粮处和各家银行的五十多万两银的欠款；必须上缴中央政府的八十二万两银的税收。（《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八卷，第78、79页。）
雪上加霜的清廷财政状况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清廷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各地要款的电报雪片一般飞到北京。
10月12日，湖广总督瑞瀓急电北京内阁、军咨府、海陆军部、度支部、邮传部，要度支部筹拨银二三百万，以备饷械犒赏等项之用。
同一天，两广总督张鸣歧电奏，财力异常艰窘，要求将应解京部各款，酌量截留，以济目前之急。14日，谕旨下达：“至所请截留京饷一节，着度支部议奏。”
10月17日，湖南要求将应解京的四十四万多两缓解，批准缓解十万两。
10月19日，瑞瀓还给载泽发电：“兵费紧急，请速拨银百万两，交德华银行电汇。”
10月21日，朝廷收到江西巡抚电奏，“江西财政奇窘，近日商家竞提存款，民间争兑现银，市面支空，非现银不能挽救，请饬部电沪分银行，先借二十万两来赣。至赣省额解各款，请俟防务稍松，再行照解。”内阁奉旨，“着度支部速议具奏”。
10月23日，朝廷要求两江总督张人骏添募军队，又说“部库支绌，无款可拨”，经费自行解决。他与铁良、张勋联名电奏：“惟江南财政困难，至今已极，实无可移之款，息借之外债经分别抵还，已所余无几。……惟有仰恳天恩，仍饬度支部保全东南大局，无论如何为难，迅即先筹的款银一百三十万两，分拨应用”。结果只批准先拨二十万两，连零头都不到。
同日，新授四川总督岑春煊电奏要添募八营，请度支部电上海大清银行筹拨一百万两现银。10月25日，下旨着度支部迅速筹拨。其实一直没有拨款。
安徽巡抚朱家宝请拨银五十万两以便募兵，朱批由两淮运库借拨十万两。朱家宝后来的奏折说，三次电请拨款，一分钱也没见到，所以没有添募一兵。
浙江巡抚增韫要求向大清银行借银二百万两，遭到拒绝。
10月27日，广西要求拨五十万两以增兵饷，上谕只是“着两广总督量为匀拨”。
同日，会办长江防守事宜调补江南提督张勋奏：“臣非不知部库支绌，鲜可拨济。然江南财政困难，久在圣明洞鉴之中。此次骤增多兵，无款移就。而戎机甚迫，焦灼莫名。”11月4日奉朱批：“所需饷项枪械，着度支部、陆军部迅速筹拨。”
无款可拨的窘局
也是这一天，荆州将军连魁等以六百里加急奏，旗营的饷银米折一向是湖北藩、盐两库供支，武昌、宜昌相继失陷，饷源断绝，九月的饷银会商荆宜道吴筠孙设法筹集，吴面告“道关两库存款无多，交通阻滞，市面紧急，筹款不易。且军务方兴，支用浩繁，恐难持久”，目前旗营俸饷米折两项，每月约需银四万二千余两，尚无着落。（《辛亥革命》五，第297-298页。）
10月31日，河南请求接济四五十万两，上谕批等到借到洋款后拨。11月1日，天津请借内币银一百万两，上谕批度支部酌量支借。11月6日，张家口请拨银元二十万元，批“无法筹拨”。
同日，新疆请求接济五十万两，上谕着度支部速议。直到12月24日，新疆布政使陈际唐给内阁袁世凯电说，“迭次奏请部拨款五十万两，藉资接济。至今未蒙汇拨。”
广东南韶连道左绍佐在11月5日和7日的日记中感叹：“而兵单财绌，惟有相顾咨嗟”，“无兵无饷，民穷财尽，公私赤立，何以图存。”（《近代史资料》1961年第1号，第514、515页。）
11月15日，河南道员祖谦等给袁世凯电，从前军饷就地筹集，“而今筋疲力尽，屡次电省无款”。（《辛亥革命》六，第106页。）
11月17日，山西大同镇总兵王得胜奏，每月需银一万二千两。几天后奉朱批，“着军咨府、度支部酌量筹拨”。（《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第200页。）
11月25日，张锡銮受任山西巡抚，上奏要款：“……凡此急需之项，非有现银百十万两不足以资分布。无米之炊，实深焦灼。”要求度支部先行拨发银四十万两，携带前进。当日奉旨“著度支部酌量迅速筹拨”。（《辛亥革命》六，第197页。）
11月26日，河南巡抚宝棻奏：“现值军事未平，大局未定，经费则困难万状，用款则日益发生……”筹备饷械，需款较多，奉旨只有“该部知道”几个字。（《辛亥革命》七，第370、372页。）（未完待续）
作者：傅国涌，来源: 《南方都市报》2012年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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