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文化界逝者的风骨（下）

　　二

　　中国知识分子自古以来是讲气节，讲正义的。“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士可杀，不可辱”这些古训，千百年来深深烙印在那些坚持真理、正直刚烈的知识分子身上。当他们遭遇不公平待遇的逆境时，那些不愿奴颜婢膝、见机色变的人，就把人格尊严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赫哲族作家白辛，在1966年9月的一天，看到别人被批斗，受蹂躏的惨景，虽然当时还没有冲击到他身上，但想到自己曾因创作电影《冰山上的来客》已被江青点名之后，便对身旁的朋友说：“我可不能让他们这么折磨我，我决不受这份罪。”第二天，他带上一瓶酒，一听罐头，一瓶敌敌畏，来到松花江上一个无名小岛，壮烈而潇洒地走了。死时坐依在一棵树干上，那不屈的身躯没有倒下，象征了他的人格。

　　如今，我面前又浮现出白辛那张英俊刚强的脸和那双闪烁着智慧的眼睛。大概是1962年早春吧，这位《冰山上的来客》、《赫哲人的婚礼》的作者，来到青海高原的古城西宁，我有幸与他数次相聚。一天晚上，他在青海文联一间大办公室里，为青海作家朗诵了他的新作，《冰山上的来客》的姊妹篇《印度来的情人》，我也忝陪末座。高原春夜的风在窗外肆虐，屋子里却很安静，只听到他以浑厚纯熟的普通话，抑扬顿挫而充满感情地朗读着自己的作品，那奇巧的构思，鲜明的人物，生动的语言，深深地打动了每个人的心……白辛，十几岁时在日本占领的东北开始写诗，在铁蹄践踏的夹缝间做些文化救亡工作，后来在戏剧、电影、报告文学等方面显露才华……50年代中期和后期，为了写作祖国边疆少数民族的生活，他多次深入到昆仑山和喜马拉雅山等地体验生活，为此吃了许多苦，写出报告文学集《从昆仑到喜马拉雅》；他创作的电影记录片《风雪昆仑驼铃声》，曾得到世界著名电影艺术大师伊文思的高度赞扬。白辛，我有幸结识了这位赫哲族的刚强汉子，不幸40岁刚出头，便英年早逝了。他以自己宝贵的生命来对抗文化专制，视死如归，宁死不屈。

　　我们敬爱的老舍先生自沉太平湖，那是“文革”初期最早传出的噩耗。这个噩耗使整个文艺界，整个北京城如雷击顶，同声一哭！据舒乙著文介绍，日本作家井上靖为纪念先生，1970年曾写过一篇题为《壶》的作品，说老舍曾对他讲过一个故事：一个穷人宁肯把一把宝壶摔得粉碎，也不肯把它交给富人……

　　那穷人的骨气就是老舍先生的骨气。先生如果不是过早地离开我们，还会写出更多的文学精品，《正红旗下》如果能完篇该多好，而天戕斯文，广陵散绝矣！

　　老舍先生不能理解命运为什么这么捉弄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新中国还有人要煽动无知愚昧的一群和少数社会渣滓，来激化人与人之间，才与不才之间的矛盾，疯狂洗劫知识分子……面对无人性的摧残和暴虐，他曾经有过的偶像和希望破灭了，他不愿低下自己尊严的头，就让太平湖的清水永远维护他的冰清玉洁吧！

　　同样，苏州城里有个周瘦鹃老先生，也是宁死不屈、宁折不弯的典型。当那个阴阳怪气的“四人帮”张春桥，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宣布他搞盆景艺术是复辟资本主义时，这位70多岁的老人一天到晚接受批斗，整日处于惊恐慌乱之中。在一次毁灭性抄家后，当他看到自己几十年倾心制作的数百种盆栽和盆景珍品被摔得粉碎，看到那些曾吸引过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前来参观，并博得外国艺术家惊叹和赞赏，称之为“美的极致”的艺术杰作毁于一旦时，便毅然跳进自己庭院中那口井中。“不作沾泥絮，不作溷坠花，只凭得玉碎香消。”这位在文坛驰骋50多年的老作家，老艺术家，玉碎而香不消，多少年之后，人们仍然用泪雨心花来纪念他。

　　“文革”中自杀的作家、演艺家和学者（不包括自然科学家），还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比如著名诗人、考古学家陈梦家，历史学家李平心，政论家储安平，还有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幸存者、小说《红岩》作者之一罗广斌，小说家孔厥等等。

　　老舍先生，邓拓先生，以及一切在“文革”中被逼至绝境而就死辞生的作家们，他们宁肯站着死，而不肯跪着生，在万劫的苦难中方显出他们灵魂的高贵。他们的死是舍生而取义，是独立人格的操守。大家知道，还在建国初期，梁漱溟老先生在高压面前喊出“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黄钟大吕之声，那声音振聋发聩，代表了一种不屈的浩然正气，也喊出了所有正直的有骨气的知识分子的心声。

　　三

　　有关作家之死，继续写下去，还有许多话可说。“乱世人如蚁”，“动乱死多门”，古代诗人这些诗句，透露出无尽的感慨和悲怆。而“文革”中作家、学者和演艺界人士的死法更是五花八门，自杀，仅其一种而已，还有折磨致死的，瘐死牢狱的，活活打死的……这在古代诗人恐怕连想象也是无法想象的。

　　比如赵树理、邵荃麟、吕荧、陈翔鹤、肖也牧、韩北屏、侯金镜、海默、司马文森诸位先生，以及著名学者陈寅恪、吴宓、冯沅君、陆侃如、潘光旦、冯文炳、巴人（王任叔）等先生，甚至连“温然其容，意态静雅”的丰子恺先生，他们告别人世的情形虽有所不同，但都是折磨致死的。阿英（钱杏屯）、萧军、骆宾基、柳青等作家，虽死在“文革”之后，但根子还在“文革”，他们都是在那十年中受尽了磨难，心身受到创伤而死的。

　　著名作家赵树理，被造反派从叠摞三张桌子的高处推下来，跌断髋骨又打断肋骨，肺叶也穿透了，含冤去世。著名文艺理论家、美学家、翻译家吕荧，在干校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精神上、肉体上受到巨大折磨，悲悲切切地死去了。每当我想起这位刚正不阿的知识分子，想起他的清高、狷介、无畏；想起他为胡风冤案公开站出来为胡风辩诬的壮举；想起他在课堂讲课时那凝重的风度，清晰的哲理，怎不顿生惨恻之思？！还有诗人、小说家、教授冯文炳（废名）先生，建国初期让他离开北京，离开他当了多年教授的北京大学，带有发配性质的去了东北长春，嗣后双眼失明，“文革”中无人照料，竟至饿死……

　　更有甚者，是作家海默的悲惨结局。因为他无意中接触到江青的一些秘史，造反派们竟把他装进麻袋，封住口，乱棍打死！海默是一位火一般的刚烈汉子。1954年春天，在银川文联一位姚先生的炕头上，诗人李季曾对我赞美海默豪爽耿直的性格，夸奖他如何善于构思故事，塑造人物，对他敬佩不已。

　　又岂止是作家，京剧艺术大师周信芳、盖叫天，原来身体都很硬朗，后相继折磨致死。被陈毅元帅誉为“燕北真好汉，江南活武松”的盖叫天老先生已届高龄，游街时从疾驰的汽车上摔下来，腿脚伤残还要接受批斗，痛饮人生苦酒，告别苦难世间，不久就去世了。京剧须生泰斗马连良，在一次洗劫一空的抄家中被惊吓，几天后魂归西天。著名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应云卫、舒绣文，也是活活折磨死的。应云卫先生患严重的心脏病，几至奄奄一息。上影造反派要拉他去游街，医生劝阻无用，这位导演优秀影片《桃李劫》，并通过这部影片把田汉、聂耳的《毕业歌》传遍祖国城市乡村的艺术家，竟惨死在街头！

　　关死在监牢里的文化名人也不少。著名的革命前辈、历史学家、哲学家华岗，著名的历史学家吴晗，杰出的戏剧大师田汉，著名的话剧导演孙维世，都是被按上各种政治罪名，在狱中受尽折磨致死的。华岗先生1955年在山东大学校长任上，受胡风案株连入狱，一直关到1972年瘐死狱中。有些出版物上说吴晗先生是自杀的，据我向有关人士调查，他是在狱中遭到毒打，大口吐血死去的。孙维世女士则是双手反铐在背后，死后遍体鳞伤……

　　作家们还有种死法，有人称之谓“慢火烧烤”，意思是，先行划入另册，再加以精神折磨和肉体摧残，直至把生命之火消耗殆尽。胡风、冯雪峰、聂绀弩、沈从文、路翎等作家，还有杰出的新闻界女战士浦熙修、彭子冈等也当属此类。被打入胡风集团已经离开人世的一些作家，外加牢狱之灾，短寿自不必说了。就以沈从文先生来说，建国后被剥夺了文学创作之笔，社会地位大落，从前是赫赫有名的作家、教授，后来却当了故宫(微博)博物馆的文物讲解员，连参加工会也没有资格，工资、住房、人际关系都遭到种种刁难与精神折磨，心中憋气乃至早逝是不言而喻的。

　　这些作家本来都是应该好端端的活着，堂堂正正的写作，以他们的生花之笔，写出更多更好人民喜欢的作品的。然而命运使然，环境使然，一个个都悒郁成疾，过早地离开人世。这一类作家多数死于“文革”之后，沈从文先生曾自杀过，未能如愿；有的作家是想等着讨个说法，比如被党组织派到敌伪内部做情报工作的女作家关露，“文革”后刚刚为她洗刷掉“汉奸”的罪名，而她痛感一生遭遇太惨，生趣索然，便自杀了。我想，我在上面讲到的这些作家都不会相信我开篇提到的那位作家说的“再好的死，也不如再不好的生”这样的人生哲学吧！

　　近百年来，我国社会处于急剧转折之中，人才辈出史无前例，而“文革”当中戕害人才也是史无前例的。大地冰结，万花纷谢，祖国命运陷入深渊，华夏文化损失惨重，这是古往今来无与伦比的。上述许多作家和文化名人，因英年零落，未竟其业，未展其志，这是他们个人的悲剧，也是我们时代无法挽回的巨大损失。

　　是的，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面对邪恶势力誓死抗争，他们的死是悲壮的，是大义凛然的。回想当年，他们一夜之间沦为十恶不赦的敌人，当其时也，知识分子安身立命——兼善天下抑或隐退山林的路都被堵塞了，人生至此，光明和希望安在？展望前程，但求一死了。

　　有位从不胜寒的之“高处”走下来的老革命说“有人兴头来了，也许会拍拍你的肩膀；若脸一变，你连个蚂蚁也不如，拈死毫不可惜……”这使我想起四川才子田家英，由于他的正直耿介，博学多才，而不幸又有一副“万家忧乐在心头”的菩萨心肠，致使英年早逝，令人感慨万端！可是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其人之道，必报其身，君不见恶贯满盈罪恶滔天的江青一类政治骗子，不是剥尽伪装，原形毕露了吗？

　　邓拓先生诗云：“莫谓书生多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过东林书院》），岂止是血斑斑？是“落花无数水流红”啊！这血染的涛声，必将永远激励着祖国正直而有良知的人们，让我们永远记住那些死难的英灵们，他们是永恒而不朽的。

作者：赵淮青，来源: 《炎黄春秋》2000年0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