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
七 最是文人不自由
文人不自由，学人更不自由。学人为什么就更不自由呢？因为文人可以只发牢骚而学人总要做事做学问。要做事做学问，就要有条件；而如果你非要坚持什么“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这些条件便很可能与你无缘。正如夏中义所说：“事情很明白，当你不思依傍权力，则权力所支配的种种恩惠也就不再赐你，而其制控的诸多不便或不幸倒可能如鬼魂缠你。”(《九谒先哲书》)。比如同是研究《再生缘》，郭沫若可以尽阅当时所能看到的珍贵资料，包括北京图书馆馆藏、郑振铎捐赠的“海内孤本”，陈寅恪就看不到。他只能凭记忆搜索，请助手查找，最兴师动众的也不过是靠“私谊”请外地的学生帮忙，条件差到哪里去了？郭沫若可以在全国学术界众所瞩目的《光明日报》上以“排炮”的方式发表一连串文章，陈寅恪却只能以“偷渡”的方式，由章士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带出境外刊行，事后还要被追查，境遇之悬殊又何可以道里计？结果，尽管郭沫若是在1960年经人介绍读了陈寅恪的著作后，才心血来潮要研究这个课题的，却能迅速地使之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热点，而陈寅恪的《论再生缘》虽然早在1954年便已完稿，却只能如陆游所咏之梅花，“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根本无人问津。
这可真是天壤之别。有权，就是比没权好哇！所谓“权”，并不等于或只是政治权力，也包括学术权力。它可能是一种行政权力，也可能只是一种话语权力。比如能批给你一大笔科研经费，为你调查研究、收集资料大开方便之门，让你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等等，运用的是行政权力；说一不二，一言九鼎，“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则是在运用话语权力了。话语权力也很厉害呢！它能决定一个人在学术界混得怎么样，能不能混出个名堂来，甚至混不混得下去，同样堪称“生杀予夺”。君不见，多少有着真才实学的人默默无闻，多少有着真知灼见的著作埋没不彰，而某些平庸之辈的平庸之作甚至狗屁不通的东西却被捧上了天，就因为后者掌握了话语权力而前者没有么！行政权力与职位有关，话语权力与地位有关，但在中国现行体制下，两者之间往往有一种说不清楚的瓜葛和猫腻。长期以来，中国的学术活动尤其是学术评价(评奖、评职称、批课题等等)，一直在行政化的体制下运作。而且，随着所谓“量化管理”的推行，学术的体制化还有愈演愈烈之势。体制是不由分说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体制也是一视同仁的。无论谁和体制作对，哪怕脱离体制，都将一事无成，甚至连饭都没得吃。
这里面也没有什么世道公不公的问题。世道从来就不是为少数坚持“独立精神，自由思想”的人设立的。它只为那些愿意“入时合流”的人设立，也只为他们服务，给他们好处。你既然不愿意，那就别到我这里讨什么“公道”。在这一点上，它只问“是否”(纳入体制)，不问“亲疏”(血缘交情)，因此不是“不公”，而是很“公”。
所以，你不能和体制对着干。你得自觉地纳入体制，在体制规定的轨道上运行。比方说，你得先去读个学位。而且，光有硕士学位还不行，还得有博士学位。然后，你得去评职称，从助教、讲师、副教授一直升到教授。当了教授也还不行，现在教授也分等级呢！比如“博导”(博士生导师)，据说就比普通教授高一等。要不然那些“博导”们为什么会把这头衔印在名片上，就像把名牌商标留在西服袖口上一样？不过现在“博导”也如过江之鲫了。东西多了就不值钱。所以你还得去争取别的头衔，比如能够决定别人能否升职、得奖、当博导的评审委员。总之，你得去当学术界的“大佬”。到那时，你就牛逼哄哄了。你写的书再破也能出版，你写的论文再臭也能发表，你随便申请一个什么鸟课题都会批准，有着花不完的钱。你将坐着飞机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飞来飞去，讲学作报告或者参加评审会，放的每一个屁都很香，看着谁不顺眼就能把他给灭了，就像阿Q革命成功以后那样：“要什么便有什么，喜欢谁便是谁”。
这确实很有诱惑力。当然，为此你得先做一点点事情。比方说，你得想方设法每年都发表点论文。其中所谓“权威刊物”多少篇，“核心刊物”多少篇，都是有定数的。你得想方设法去获奖。其中“省部级”多少，“国家级”多少，也是有定数的。你还得去申请课题。这些课题是哪一级的，有多少钱，在评定你是否能够当教授、当博导，是否能够获得重要岗位津贴时都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最后，你还要填许多表：评职称要填表，报课题要填表，申请博士点、重点学科，申请博士生导师、重要岗位津贴也都填表。这些表几乎每年都要填，而且要填一辈子。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当你申请这个申请那个时，必须投其所好，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来，比如申请课题，那是有“指南”的。你想做的不一定在“指南”里，在“指南”里的你又不一定想做。但能不能申请到课题，却是你能不能升教授、当博导、成为学术界“大佬”的先决条件。所以你只能放下手中想做的题目，去做你不想做的事情。这没有什么价钱可讲。相反，你还得挖空心思去对号入座。
请注意，以上所说，只不过是按照制度规定必须去做的事情，尚不包括诸如此类的“诗外功夫”和“画外功夫”：经常到领导和前辈那里去“走动走动”，请学术权威和社会名流题写书名或作序，以及邀齐了哥们姐们来吹吹拍拍等等。还请注意，上述过程有可能是很漫长的，没完没了的。因为即使你当上了什么，还会有更高一级的什么等着你去当。何况在你争取当什么的时候还欠下了一大笔人情债要还。于是，当你把这一切都打点停当，踌躇满志准备干点自己想干的事情时，恐怕就会发现你其实已经不是自己了。
那时候，还说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呢？
八 豁出去，就能了
其实，有些事，也不过就是“一念之差”。
就说前面那些东西吧，当真想通了，也没什么了不起，不就是学术地位吗？不就是话语权力吗？不就是科研经费吗？不就是岗位津贴吗？不就是当教授当博导，吃香的喝辣的，坐飞机住宾馆，在主席台前排就坐，放个屁都有人鼓掌吗？我们能不能不要？不要，你可就管不了我啦！平时我们总说豁出去了，豁出去了，也就是说，豁出去，就能“了”。
问题是你豁不豁得出去？陈寅恪不能说是完全豁得出去的人，但至少部分地豁出去了。比方说，他能不在乎他所作的研究是否有用，是否入时：“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他也不太在乎自己的著述是否能名垂千古：“名山金柜非吾事，留得诗篇自纪年”。但他对自己身后这些著作的命运还是在乎的：“拟就罪言盈百万，藏山付托不须辞”。他还不是“满不在乎”。
陈寅恪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够做到并不在乎自己所作所为有没有意义。意义，这是我们绕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弯，迈不过去的最后一道坎。我可以不要名，不要利，不要有用，不要别人承认，但我总不能不要“意义”吧？连“意义”都没有，我做它干什么？然而陈寅恪却似乎把“意义”看得很淡，一再宣称自己不过“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涯之生”。这话理所当然地被许多人看作是自嘲、反话、愤激之辞，或表现了他的痛苦和无奈。我们当然已无法确知陈寅恪说这话的真实想法，但我宁愿把它看作一种彻底，一种为了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而悟到的彻底，尽管彻底得很无奈。
彻底是很重要的。彻底才无碍，才无羁，也才无所畏惧。因为所谓“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看重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也就是说，它并不在乎你想的是什么，有没有意义，只在乎你之所想是不是独立自由的。是则是，否则否。你想的东西再没有意义，只要是独立自由地想出来的，就是“自由思想”。反之，即便再有意义，也不是。
从这个角度来看陈寅恪的许多“自嘲”、“自贬”、“自损”，我们就会有别样的体会。1952年，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出版，陈寅恪为该书所作之序却被删去。陈致信杨树达先生云：“拙序语意迂腐，将来恐有累大者，今删去之，亦未始非不幸也。”陈此处之所谓“迂腐”自别有意味，但陈寅恪的著作中从思想到行文均不乏“迂腐”甚至“陈腐”之处，恐怕也是一个事实。问题是，“迂腐”难道就不是一种声音，就该灭绝？如果“迂腐”该灭绝，那么，和“迂腐”沾边的，比如陈腐、陈旧，还有刻板、呆滞，是不是也该灭绝？如此推论下去，请问又有什么不该灭绝？意义也一样。如果没有意义就不能存在，就该灭绝，恐怕世界上的人早就死光了。你想，这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能说出有意义的话，又有多少人句句话都有意义？何况一个问题或一句话有没有意义，原本就是不大说得清楚的事情。杞人忧天数千年，天并没有塌下来，那么，杞人还该不该忧天，杞人忧天还有没有意义？哥德巴赫猜想猜了那么多年都没能猜出来，究竟有多少意义，还要不要再猜？实际上，科学史上许多课题开始时是没有什么意义，或看不出什么意义的。正因为历史对无意义表现了宽容，才有了今天科学长足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极少数的“有意义”其实是靠众多的“无意义”来支持的。没有“无意义”就没有“有意义”。比如在我们看来，吃蜘蛛是没有意义的(其实皮洛耶人就吃)。但如果没有人吃蜘蛛(也包括吃别的不能吃的东西)，我们今天也不会吃螃蟹。
更何况，如果我们今天以“没有意义”为由不准别人想某个问题说某句话，那么，明天别人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不准我们想某个问题说某句话。你可以这样限制我的思想，我也可以那样限制你的思想，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大家都不能自由地思想，而不能自由地思想，其实也就等于不能思想。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自由思想或发展学术)讲，我们都得肯定“无意义”的意义。而且，为了彻底，为了确保思想的自由，我们还得否定意义的追求。
否定意义的追求，有这个必要吗？既肯定“有意义”，也宽容“无意义”，难道就不好就不行吗？果真如此，当然很好。可惜，如果我们的口号如此，就不会有人去做“无意义”的事了。有意义的事不做，却去做无意义的，谁会这么傻？那么，大家都去做有意义的事，又会怎么样呢？就会放弃“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因为一件事有没有意义，不是你自己个人说了算的。要么是社会大众说了算，要么是权威人士说了算。只有当他们认可了你的意义，你的所作所为才是有意义的。显然，这就必须以他人的是非为是非，以他人的标准为标准，哪有什么“独立精神，自由思想”？事实上，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总是“毛”，总是想附在某张“皮”上，就因为他们总想有意义。在中国，纯粹的知识、学问，从来就是没有意义的。只有当它服务于现实，比方说能够安邦治国或者富民兴国时，才被承认为有意义。中国的读书人为什么那么热衷于济世热衷于做官？就因为只有这样，“无意义”才能转换为“有意义”。所以，与其说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政治情结”，不如说他们有一种“意义情结”。
于是，为了使“无意义”转换为“有意义”，中国知识分子不得不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附在某张“皮”上。因为单独的“毛”没有意义。单独的“毛”，无根无底飘浮不定，风一吹来就满天乱飞，不要说别人看着没劲，连自己心里都不踏实。
然而知识分子之所以是知识分子，不仅因为他有知识，更因为他是“分子”，既是极少数，又有独立性。如果附在某张“皮”上，那还是“分子”吗？王瑶先生说得好：“分子不独立，知识也会变质。”显然，要想无愧于知识分子的称号，就得坚持独立立场；要想坚持独立立场，就不能附在某张“皮”上；要想不附在某张“皮”上，就不能太在乎意义能不能实现。但意义如果不能实现，即等于没有意义。因此，当我们决定选择和坚持“自由思想，独立精神”时，就得先问自己一句：你能不能豁出去连“意义”都不要？意义其实是最难豁出去的，但“若为自由故，意义亦可抛”。因为你如果连意义都可以豁出去不要，那就没有什么豁不出去的了。
要谈陈寅恪，就必须先把这些问题都想清楚。
我们想清楚了吗？
作者：易中天（厦门大学教授） 来源：史学评论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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