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斯大林与中国内战的起源（下）

（1945-1946）
　　
　　三、苏联从东北撤军与中国内战的开启
　　
　　斯大林对华政策的根本目标是确保苏联在东北（还有蒙古）的独占地位，这就是说，是否援助中共，如何援助中共，完全取决于形势是否对苏联实现其在远东的战略目标有利。因此，苏军在1945年底准备撤离东北，把政权交给国民党的时候，仍然与中共保持着联系并秘密给以帮助。12月2日，随苏军行动的周保中等人报告：苏联远东军指挥部“愿意知道我全满实力及对东北方针，苏军表示在撤退前，在可能限度内一定给我物资帮助，但是讲究方法，并尽量制造困难给顽”。看来，即使在压制中共时，苏联人还是留了一手。

　　果然，当东北局势的发展使莫斯科感到威胁时，苏联的态度又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关于苏联对华政策的目标，副外长洛索夫斯基在蒋经国访苏前给斯大林的报告中作了全面论述：第一，中国政府必须承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第二，中国必须保证长春铁路沿线的安全，在目前的混乱局面下，应提议苏联“铁路护卫队保留二至三年”；第三，“不准外国人及外国资本进入满洲”，“我们不能允许满洲成为另一个大国施加经济和政治影响力的场所”；第四，必须在苏联“积极参与满洲经济活动的情况下”实现与中国在东北的经济合作，为此就要控制一批合资公司，特别是船舶公司、航空公司和中长铁路。但恰恰在这些问题上，1946年初呈现出一种对苏联的危险局面。

　　在中苏经济合作谈判中，为了及早撤军，减缓国际舆论压力，苏联代表一再表示愿意让步，只要中国同意对所有重工业公司实现双方合资经营，苏方就会进一步采取行动，帮助国民政府尽快解决东北的接管问题。而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态度却愈益强硬。1月26日他告诉中方谈判代表张嘉璈，对经济合作谈判采取“紧缩”态度。于是，尽管苏方代表斯特拉科夫斯基一再声称，莫斯科急于签署合作协议，并非要在东北“霸占利益”，而只是“不愿见有第三国再卷入”，但张嘉璈始终坚持强硬立场：战利品问题中方不予考虑，航空公司和轮船公司的问题也不讨论，一切非金属矿业不在合作之列，即使在合作企业，中方亦要求占51％的股份。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苏方坚持尽快签订经济合作协定，方能最后撤军，中方则强调没有顺利交接行政权，故无法谈经济合作，以至经济谈判陷入僵局。此时，美国也不断向苏联施加压力。 2月11日美国同时照会苏联和中国，对中苏经济谈判感到“不安”，认为这“与门户开放原则会有矛盾”，对美国的商业利益和威信“是一种明显的损害”，并表示美国有意参与谈判，在经济合作方面采取“共同行动”。这无疑更加刺激了斯大林敏感的神经。

　　不仅与政府的谈判步履维艰，中国民间的反苏情绪也突然高涨起来。在雅尔塔会议召开一周年之际，2月11日，美英苏三国同时公布了有关远东问题的秘密协议。苏联同意公布协议，大概是着眼于对南萨哈林和千岛群岛占领的合法性，而美英这样做显然是针对东北问题的。为了进一步逼迫苏联撤军，美英在报纸上公开指责莫斯科违背雅尔塔协议。这在中国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舆论哗然，广大市民、学生纷纷涌上街头，张贴标语，示威游行，发表演说，抗议苏联在中国东北、新疆和内蒙的行为，要求苏军立即退东北。3月5日，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对苏联提出抗议，严重交涉限期撤退其东北驻军》的提案。

　　3月6日，中国照会苏联，撤军期限已过，苏军尚未完全撤退，要求苏联政府饬令“即行撤退”。4月1日，蒋介石在第四届第二次国民参政会上发表演说，公开推翻东北停战协定，宣称 “东北九省在主权的接收没有完成以前，没有什么内政可言。”东北的局面更加复杂，据苏联驻东北当局报告，国民党与土匪勾结，煽动反苏情绪，捣毁中苏友好协会甚至苏方的机构，苏联军人和侨民不断遭到骚扰、袭击和杀害等等。马利诺夫斯基还认定，张莘夫被害一案，就是土匪“精心策划的，目的在于破坏苏中关系”。面对如此局势，莫斯科只得再次打出中共这张牌。

　　2月1日彭真报告：“辽阳、鞍山、本溪三处苏军已正式将政权交与我当地民主政府，并由双方签字。该区以南（包括安东）苏军不再交给国民党，对外暂不公布。”除旅顺、金州完全归苏军长期驻兵外，大连的副市长、区长及公安局长也都由中共干部担任。原因在于，该地区的煤铁业及若干大工业，已由苏方接收并开始经营，大连的工业也完全在苏方掌握之中。不仅如此，在2月22日与外蒙领导人乔巴山谈话中，斯大林甚至同意外蒙“可以悄悄地进行”宣传鼓动工作，以准备在兴安岭和内蒙古建立独立的国家。显然，斯大林现在还是希望把政权（无论在东北还是内蒙）交给共产党控制，以此来保证苏联的远东利益。

　　有史料证明，此时中共中央已经了解到情况的变化，并考虑了新的方针。3月3日周恩来作为军调处的中共代表，与马歇尔、张治中（国民党代表）来到太原视察。当晚，周召集当地高级将领开会，传达了“党中央对当前情况的估计和战略意图”。周“压低了声音，把手攥成拳头向下挥着：中央决定现在谈不了了，要锤！”不过，这离采取实际行动还有一段时间。莫斯科显然有点迫不及待，看到中共没有进一步的举动，便提出了更加直接的建议。3月12日，东北局电告中央，苏军通知将于13日撤离沈阳，希望中共军队“迅速攻入沈阳”，而且“凡红军撤退处都可打”。
　　然而，考虑到停战协定已经签字的背景以及军事力量的对比，中共中央决定，不仅不去进攻沈阳，沈阳至哈尔滨铁路沿线苏军撤退时亦不去占领，甚至准备让出已经到手的抚顺、本溪、鞍山、辽阳等地，以交换蒋军从热河撤军，并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看起来，此时毛泽东还没有改变“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倚靠苏联、外蒙建立根据地，通过和谈解决东北问题的基本方针。这种稳重的态度与此前莫斯科的立场变来变去大概不无关系。

　　苏联对于中共的犹豫不决、行动迟缓颇有不满，因而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态度。3月中旬东北局报告：苏军批评中共对美国人太客气了，更不应该同意让国民党的5个军开到东北来。又表示，凡苏军撤离之地，包括沈阳和四平，“我可以放手大打，并希望我放手大打”。为此，东北局要求在征得苏联同意后夺取四平街、哈尔滨，并进占其他大城市及长春路支线小城市，逼迫蒋介石谈判，甚至可以考虑夺取长春。与此同时，马歇尔给东北停战小组的指令规定，“小组只能随政府军前进，政府军有权进驻东北之主要地区，长春路两侧各30公里以内，政府军单独管理，苏军撤出地区中共军队不得开入占领等”，而对中共在东北的地位既没有提及，也不愿讨论。毛泽东对此极为不满，当即建议周恩来在谈判中提出：“承认政府军进驻沈阳至长春”，长春以北应为中共军队的驻扎地区。对此必须坚持，即使谈判“全面破裂”，“亦绝对不屈服”。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的方针开始发生重大转变。3月17日中共中央致电彭真和林彪：“国民党还不停战，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的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的条件，时间愈快愈好。”同日，毛泽东在批转周恩来关于商谈东北问题的报告上加了以下两段批示：“请东北局速与友方接洽，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东北协定即将签字，请彭、林速即布置一切，造成优势，以利谈判。”又在批转周恩来商谈东北问题三点意见的说明时指示：“ 请彭、林按照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与有理、有利、有节之方针，准备与执行小组进行谈判。”当天，东北民主联军一部即收复四平。

　　3月18日东北局再报：苏方“曾一再谈北满甚为重要，决不能允许国民党接收整个长春路与矿区”，故提议进占哈尔滨和齐齐哈尔。中共中央当天回复表示同意。第二天，彭真又请周保中去长春直接与苏军交涉，“要求他们于最近期间缩小驻区，尽量将次要地点让我军驻防，特别如延吉、敦化、吉林、牡丹江、佳木斯等地”。3月20日，苏蒋关于东北问题的谈判已陷于僵局，中共中央则又进了一步，通知东北局，“如果友人谅解，即可进占长春”。 23日更要求林彪“立即动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愈迅速愈广泛愈好”，“同时立刻动员全军在运动中及其立足未稳之时，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两万人），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

　　一切准备就绪，苏军开始了撤退行动。此前，苏方曾以发生瘟疫、冬季交通不便等种种借口延缓撤军，且迟迟不告知撤离时间，从而造成国民党军队沿长春路北进和接收的困难。3月22 日，苏联使馆突然通知国民政府，苏军将于4月底撤军完毕。莫斯科的目的，当然是尽可能将东北政权交给中共，为此，双方的配合日益紧密。3月24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说明现在的方针是“用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因此要求速与苏军交涉，在撤退时允许中共军队进占哈尔滨、齐齐哈尔及长春。苏方则通过周保中转告，一旦条件具备，立即通知中共接管长春，同时告诉东北行营接收人员，因要“防疫，不允许办理长春交接手续”。25日中共中央连续致电东北局，因停战小组将于近日到达东北，需即刻与苏方联系，请他们“速从哈、长、齐等市撤退”，中共军队必须在苏军撤退后一二日内控制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并以长春为首都。

　　3月底，苏联因重开经济谈判且似有进展而再次出现反复，以至中共在接管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三市的问题出现了一些周折。但事情很快就过去了，莫斯科在撤军的最后时刻采取了两面手法。4月3日，这边是苏联政府答复国民政府，可先行通知各地撤兵日期，并协助中国接防部队；那边是苏军代表接连通知东北局，苏军将于15日和25日分别撤离长春和哈尔滨、齐齐哈尔，请中共军队立即前进至三市近郊待机，并入市侦察，以便届时就近占领。苏方代表还解释说，美国利用国民党接管东北来反苏，蒋介石利用美国来反苏反共，苏联目前因谈判不成受外交限制不能直接插足东北，但希望中共全力坚持东北，使东北问题悬而不决，造成美蒋被动。

　　为了让中共顺利接收长春，苏联对国民党继续采取麻痹战术。4月13日苏联使馆还信誓旦旦地向中国外交部重申，将通知具体撤离时间，并尽量协助中国政府完成接收任务。第二天，苏军就突然撤出长春，同时用事先约定的密码通知了周保中。早已做好准备的中共军队随即发动总攻，当天便占领了机场两处、市区一部，并于18日控制了全市。4 月19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应迁长春，并考虑于短期内召集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东北自治政府问题。同时，一方面向四平增兵，再打几个胜仗，一方面“用全力夺取哈、齐二市”。

　　苏军原计划4月25日撤出哈尔滨，但毛泽东考虑到马歇尔可能在此之前到达沈阳，故于16日电告东北局，速与苏方交涉，让其尽早撤离。18日再次要求陈云和高岗，“速催友方从哈市立即撤去，以利我军马上占领。此事万急勿延。”20日与苏军代表会面，高岗被告知，哈市苏军已定于25日撤离，无法再提前，但中共所需武器已经留下，进城后即可得到。此后，按照计划，东北民主联军25日攻占齐齐哈尔，28日进驻哈尔滨。一则占有了相当的地盘，二则得到苏军提供的武器援助，中共此时的决心是：“一切决定于战场胜负，不要将希望放在谈判上”。4月26日与苏联大使会谈时，周恩来告知，“以前共产党曾同意在满洲问题上对国民党作出一系列让步，但是国民党不愿意停止反对中共军队的军事行动。现在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共产党不会再作出让步。”

　　然而，此时国共在东北的实力对比正在悄悄发生变化。由于得到美国的大力支持，2月上旬和3月，全部美式装备的国民党精锐主力新一军和新六军，以及第七十一军、第六十六军和第九十四军一部，都相继投入东北战场。东北国民党军正规军的兵力，已由1月份的13.4万人增加到28.5万人。3月13日，国民党军队进占沈阳，随后兵分两路，向南进攻本溪，向北增援四平。此时，林彪的主力部队“已苦战三月，急需休整补充训练，并适当调剂武器”。四平中共守军虽作战英勇，但能够指望的增援部队只有一至两个团。所以，尽管毛泽东这时提出了“化四平街为马德里”的雄壮口号，但私下里却与林彪商议，争取尽快停战和谈。

　　正在春风得意的蒋介石当然不愿再给中共提供喘息的机会。就在5月3日苏军宣布全部撤离中国的这一天，蒋介石偕夫人宋美龄飞抵南京。两天后，国民政府宣布还都南京。显然是对中共的前途没有把握，看到形势逆转的斯大林此时又回过头来向南京展开微笑。5月8日，斯大林命驻华使馆武官转告蒋经国，说去年蒋介石曾表示愿赴苏访问，现在斯大林欢迎蒋介石前往莫斯科或边境某地进行会晤。蒋介石现在想的是立即消灭共军，对此当然予以拒绝。5月14日，新六军攻占本溪后，大举北上增援四平。18日林彪下令四平守军撤出战斗，国民党军队进占四平后继续北进，23日不战而进入长春。虽然此后国民党军队因战线过长，力所不及，而止步于松花江，从而形成国共两军隔江对峙的局面，但是在关内，蒋介石却命令河北、山东、山西和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向中共军队大举进攻，中国的内战于1946年6月全面开启。
　　

简短的结论
　　
　　中国内战的全面爆发无疑标志着莫斯科的“联合政府”政策在亚洲的破产，这大概是斯大林始料不及的。斯大林的本意是支持国民党，利用共产党，通过促成统一的联合政府，保障苏联在远东的安全和利益。但是，他既不了解也不能控制共产党，更没有想到国共之间水火不容，在蒋介石和毛泽东那里，所谓联合政府和停战谈判，都不过是为积蓄力量以利再战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国民党对美国援助的依赖，也加深了斯大林的疑虑，他不得不把重心向共产党一方倾斜。笔者同意这样一种分析：“正是反对美国和国民党政府控制东北的共同利益，使中共与苏联形成了一种战略关系。”不过，苏联关注的中心毕竟在欧洲，而就全局而言，1946年仍然是斯大林推行或极力维护与美国合作的一年。所以，莫斯科对于中国的内战采取了作壁上观的态度，只要与苏联接壤的地区能够保留在共产党的控制下，其他问题斯大林恐怕一时是顾不上，也不关心的。

　　从上述历史过程还可以看出，战后苏联对华政策确实是多变的，不确定的。有学者用“举棋不定”来形容斯大林的对华政策，认为：“1945年秋天，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同他的欧洲政策一样，既没有明确的目标，又缺乏内在的一致性。”笔者不能同意这个判断。表面看起来，苏联对东北的政策似乎有些反复无常，但实际上这恰恰反映了斯大林的一贯作风：目标始终确定而手段经常变换。对于苏联在东北的政策，当时在北满工作的陈云有很深刻的认识：“苏联对满洲的政策基本上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把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交给国民党；另一方面，援助我党在满洲力量的发展。保持远东和平和世界和平，是苏联这一政策的基本目标。某一时期由于国际国内条件的变动及斗争策略上的需要，苏联对于执行中苏协定的程度，及对我援助的程度会有所变化。但苏联这些政策的本质，是一贯的，不变的。”

　　至于中国内战与美苏冷战之间的关系，通过国共美苏四方在东北问题上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可以看出，美苏之间本质上的不信任状态，影响了他们对国共两方的立场，而国共之间的生死对立又反过来制约着美苏关系的发展。一方面应该说，如果战后美苏之间存在真诚的合作，那么他们是有能力制止中国内战爆发的。另一方面，中共内战的爆发及其延续，无疑成为美苏之间进行全面冷战的奠基石，也是冷战在亚洲的预演。不过，如同文安立所说，“就冷战观念的形成而言，中国的国共两党始终落在大国的后面。毛泽东和蒋介石直到1946年还相信，同两个大国中的一个结盟并不意味一定要同另一个对抗。”从这个意义上讲，蒋介石和毛泽东都没有意识到，他们之间的争斗在亚洲打开了通向全球冷战的大门。

　　作者：沈志华，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