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人们不信历史常识，只怪过去讲真话不多（下）

您说的这个两面性对于诠释中国革命中的很多问题很有用，比如在大革命期间和在抗战期间，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比对共产党的援助要多，到了解放战争初期，一开始苏联也还是和国民政府签订条约，表态支持国民政府。以后苏军占了东北后，一面悄悄允许八路军进入东北，一面碰到国民政府外交施压时又不得不把中共的武装从城里往外赶。这些是否能说明您说的两面性的问题？

杨奎松：没错。你讲的革命年代里的这些情况，有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不能忘记，就是苏联当时一直是在和一个国家的政府打交道，或搞外交。你想想，你和一个正常的国家建有外交关系，不论你喜不喜欢那个中央政府，它到底是这个国家的代表。然而你却出于意识形态及其阶级利益的需要，想要悄悄地去支持、去援助一个以推翻那个政府为目标的革命党，作为一个国家政府的苏联这样做是可行的吗？

苏联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很功利地处理国家利益的问题的。列宁时期不用说了，就是斯大林执政的早期，也照样犯过至少从苏联外交史的角度是盲动主义的错误。比如1924-1927年一直承认北京政府，又向反北京政府的广州国民政府派驻政治军事顾问，而且还以驻北京的大使馆作为指挥中心，并允许共产党、国民党利用来做庇护所。这最终给张作霖政府提供了查抄大使馆的借口，中共重要领导人之一李大钊等因此被害，大批策划和组织援助反对北京政府的秘密文件被曝光。

几个月后，即1927年12月11日，中共组织反抗南京国民政府的广州起义。斯大林再度出马，不仅亲自选派军事人员前去广州指导暴动，组织巷战，苏联报刊也公开对中共广州起义大书特书，宣传鼓吹，就连苏联驻广州的领事人员也全体出动，直接参与了这次起义。最后的结果给了斯大林同样沉痛的教训，五名外交人员被当场杀害并曝尸广州街头，南京国民政府公开宣告与苏联断交，五年后双方才得以重新恢复外交关系。

显然，苏联党和共产国际是在此之后才逐渐改变不顾外交、公开输出革命的做法的。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这一共和国的几乎所有酝酿、组织的过程，都有共产国际参与其间，包括宪法和其他各种法律文件也多是苏联专家在莫斯科帮助起草的。但这一次苏联政府就变得圆滑和聪明了，尽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极力想要取得苏联的外交承认，苏联最终也没有这样做。这之后，苏联政府基本上都是在正式承认南京政府并确保与它的外交关系不发生严重问题的情况下，通过共产国际或其他各种渠道和办法来帮助中共。这种关系一旦被南京政府发现并可能严重影响两者关系时，苏联方面往往会选择做出让步。你提到的1945年战后苏联在中国东北对八路军态度几度变化的原因，就在这里。

毛泽东在斯大林去世后曾经抱怨过苏联战后不相信中共有能力打败国民党，从当事人的角度感到有些怨气，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战后最初的国际形势及其大国关系的角度，说斯大林应该支持中共打仗，不该帮着美国人要求去重庆谈判，组织联合政府，在当时条件下于情于理恐怕也行不通。

举一个例子，1954年，打了三年多的朝鲜战争停战不久，援越抗法战争也打了三四年了，考虑到不能老这样打下去，中国的经济建设也需要和平环境，中共中央调整政策，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方针。为了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新中国政府采取了和斯大林战后支持去重庆谈判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做法。即在日内瓦会议上与法国和英国合作，并由周恩来出面，代表中共中央，把越南党领导人请到广西柳州，连开几天会，力劝越南党停止正在顺利发展的大规模武装斗争，与法国人在十七度线划界停战了。像毛泽东晚年抱怨斯大林一样，越南党领导人后来对此也极为不满。

不难看出，共产党当政后，又要国际主义，又不能不讲国家利益，都难免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弄得两边不讨好，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我有一个疑问，难道全力援助中国革命就不能和苏联的国家利益统一起来吗，比如说中国革命成功了不是最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吗？苏联在援助中国革命的时候，难道没有想到中共有朝一日可以取代国民党政权？

杨奎松：当然有。从中国共产党创建开始苏联就有这个考虑。它帮助创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是这样考虑的。包括大革命时期，它要国共两党合作，它的主要援助对象是国民党。为什么主要是援助国民党？这是因为，第一，国民党当时也是革命党，反帝反封建，或者叫打倒列强除军阀，它的斗争目标和中共民主革命的斗争目标没什么两样，为什么不援助？第二，国民党号称十万党员，广东地区至少就有三万左右，它还可以在全国公开组织、公开活动，中国共产党1923年才不过三百多党员，而且还只能秘密存在，我苏联怎么大力援助你？把大量的枪炮运给你？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我怎么给你？

今天很多人老在抱怨，说苏联当年不援助中共，把枪炮武器都给了国民党了。我要说，这首先有个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你是政府时，我可以公开给你；你是反政府的力量，我怎么公开给你？当年中共几百号人，分散在全国各地，苏联怎么给你武器？一旦和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合作了，共产党就在国民党内活动，就更难单独给共产党了，给，就得承担合作关系全面破裂的风险。

其次还有个体积的问题。中国当年援助过至少几十号各国小党、小组织，但最后毛泽东很丧气，说这些党“都不争气”。在毛晚年，除了缅甸等个别有根据地且和中国靠得很近的共产党外，基本上都不再给予援助了。原因就是这些组织都太小，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斯大林在抗战期间对他派驻中国的军事总顾问讲过一段话，讲的也是类似的意思。他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新生力量，照理中国共产党人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他们。但是，要是我们给中共这种援助，第一，这等于是向一个我们与之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帝国主义不会容忍，蒋介石也很可能会转而联合日本来反对共产党。第二，中共目前要成为抗战的领导力量还显得太早。中共要壮大起来还需要时间，而我们现在必须集中精力应付德国的希特勒，需要有人帮助我们拖住东面的日本，使它不能从背后进攻我们。这个短时期内光靠中共还承担不起来，而蒋介石至少是中央政府，可统帅全国的力量，再加上有英美的援助，有我们的援助，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进攻，也能长期拖住它。

从斯大林的这段话里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一点，就是苏联人援助力度大小有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合法与否，一个是体积大小。而且不是给的援助多，双方关系就好。骨子里，凡是共产党，都是讲同一意识形态的，因而也都是出自同一个祖宗，立于同一个阶级，至少两个共产党之间，从心理上就像斯大林说的那样，总比与其他非共产党人的关系要亲近得多。斯大林给蒋介石援助再多，他内心里想的也是如何能帮助中国共产党发展起来。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大革命时期斯大林指导下的苏联对国共两党的政策。

前面讲过，许多人都抱怨苏联当年没有给中共更多的援助，但大家很少看到的是，莫斯科给中共的援助是按中共自身数量的增长和工作范围的扩大不断地增加的。像1921年到1922年十个月，中共只有五十几个人，莫斯科只给了一万五千六百元的党费。1922年到1923年，中共人数增加了，工作范围也扩大了，经费的提供也增加了。党费还是一万五千元，但同时还开始另外专门给了工会费、团费。等到1925-1926年以后，中共党员增加到一万人以上，党费大幅增加不说，其他工会费、农运费、团费、反帝费、济难费等，给的范围更大了。共产国际有时还会为一个较大的运动公开在全世界进行募捐。另外像召开一次临时性的全国会议，发动一个紧急的大规模的罢工等等，都还有专门的特别费可以申请和拨付。像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许多紧急事件要应对，在在都需要花钱，全都用特别费在支出。像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全都是列入中央计划然后由共产国际专项拨款，才得以组织发动起来的。事后人员被捕，或死了人，安葬及家属还要用济难费来进行善后。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帮助。

至于说莫斯科为什么不干脆一步到位，从一开始就直接援助中共到底就算了？首先，这完全不现实，而且谁知道当时一个几十人的小组织能不能成气候？其次，中共如果不借助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秘密状态下什么时候能够发展起来，变成全国性的政党？莫斯科就算是最赤祼祼的了。它在最初设计国共合作的时候，其实就计划好了要借助国民党的力量，一步到位夺取政权的。1922年列宁提出这个动议，当年中共二大通过先民主革命，再社会革命的“两步走”方案后，陈独秀等人还不清楚民主革命成功后谁来执政。大家当时都以为既然是加入国民党，主要由国民党领导民主革命成功，执政的当然就是国民党了。但这个看法很快就被共产国际否定了，共产国际的意思是要“不间断革命”。即是要求中共做好准备，国民党革命一成功，马上就发动社会革命，不能等到国民党政权巩固了，然后再来革命。你可以想见，莫斯科又何尝不想一步到位？后来两党关系发展过程中，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一次一次给予指示，包括到1927年提出把国民党改造成工农政党，和中国革命应一步走到非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类，都显示出莫斯科急于求成，想要一步到位的心理。只不过，靠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的办法来取得政权，最后证明还是太过异想天开了。

您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可不可以这么说，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中共一开始采取城市武装暴动起义的方式，希望迅速成功，也是来自于斯大林当时有一个幻想，认为中共可以在短时间内复制苏联的革命，然后迅速夺权？

杨奎松：是这样。俄国十月革命就是这样发生和成功的。先是有一个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社会革命党掌了权。几个月之后，布尔什维克就发动了十月革命，推翻了社会革命党主政的临时政府，取得了政权。因此，斯大林也很想在中国再来一次俄国革命。中共在1927年之所以会接二连三地在全国发动武装暴动，原因也就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大力援助。

为什么莫斯科的指导总是习惯按照自己的经验来指导中共，它不知道中国和俄国的国情完全不同吗？

杨奎松：人的知识总是有局限的。坐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指挥中共革命，依靠书本和经验更是必然的。但问题是，就像毛泽东说的，当时中国的共产党人对革命是怎么回事，怎么去革命，革命的步骤、方法如何，还都是不明确的时候，只能“走俄国人的路”。俄国人的路，当然也只有由俄国人来指导才是可能的。因此，对也好，不对也好，总是要听的。好在俄国人僵化归僵化，他们的目的还是想要按照理想的程序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因此，中国人在学习，俄国人也在学习。有人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我说只要把马克思主义用到中国来，不管是中国人，还是俄国人，都一定要把它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才行得通。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早就开始了，而且最初还是由俄国人开始的。比如，我们看中共一大的党纲，后来再也不提了，没有用处。为什么？因为当时参加制定党纲的代表们完全没有经验，基本上是照搬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纲领，完全没有顾及中国自身的实际。中共二大就改过来了，提出了“两步走”的方针。这个“两步走”，以及具体结合中国实际的新的政策决议，就是列宁、共产国际提出和帮助制定的。因此，即使莫斯科是按照自己的经验来指导，也不见得都是坏事。

如果我们辩证地看问题，包括今天看起来有些可能属于僵化教条的做法，也未必对中共就毫无帮助。比如，因为俄国人习惯于一切从本本出发，一切严格按照命令行事，因此从苏联开始，不论哪个国家的共产党都习惯于开会、报告、学习，包括对党员干部进行从理论到技术的各种专门培训。这种训练方式，当年对那些完全是从零开始的中共干部来说，却有着显著的成效。中共老一代共产党人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多半都是这么来的。

当年中共各级领导干部大都经由苏联培训过，光是由苏联人花钱接去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这些专门为亚洲，特别是为中国培养学生和培训干部的学校里学习培训过的中国人，就超过两三千人。这种学习培训也不限于政治理论，只要对中共革命有用的各种专业和技术能力也在内。比如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共都有不少人去苏联学习过军事，其中一些后来做到高级将领；也有一些专门就是学的现代化装备的使用与维修，这些干部在后来的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中共迅速转入地下，莫斯科帮助中共组织设计各种地下交通线、培训地下工作技术，包括组织培训情报工作、电讯工作，以及刺杀爆破等等，使得从未经历过白色恐怖的中共组织，在短期内迅速恢复了各地的组织，并连续几年在城市坚持了下来。

当然，按照苏联人的经验和书本知识办事，也一样会犯错误。比如1927年国共关系刚刚破裂之际，莫斯科接连发表文章批评说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没能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导致革命失败的关键。至于陈为什么会犯如此大的错误，则被上纲上线到阶级本性的问题上去了。因为共产党理论上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而陈独秀等都是知识分子或青年学生，充其量也只属于小资产阶级。

由于莫斯科发出这样的声音，中共中央领导人人人都主动检讨自己的出身，都希望能够找到工人领袖来领导中国党。结果，一方面中共各级领导人开始自律，明明自己是知识分子成分，却把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编到部队里去做战士；另一方面苏联党和共产国际出面帮助中共进行改组，为此从中国各地挑选了一大批工人党员，并把他们弄到苏联去，参加苏联人召集并帮助举办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不仅会议的文件几乎都是苏联专家帮助起草的，就连中共中央的构成，从中央委员到总书记，也基本上都是苏联人帮助挑选的。只是，几年后，这些工人出身的各级领导人，比如像向忠发这样的，很多都叛变了。

作者：张明扬、丁雄飞，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