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晚年生活（下）：练一百年也练不到毛主席水平

晚年最大爱好

华国锋同志家的会客厅中央，悬挂着一张条幅，“清静”二字大气、从容，这是他85岁时的作品。在与华国锋同志众多书画界好友接触过程中，记者了解到，书法是他晚年最大的爱好之一：他用毛笔给侄女写信、看《中国书法报》、在书房挥毫泼墨、以书法结交朋友……原本清静的退休生活，因为书法，生色不少。

华国锋同志常说，自己年少的那个年代，兵荒马乱，没有整块的时间学习、练字，他就以手指、小木棍当笔，以腿、以地当纸，忙里偷闲、零打碎敲，久而久之，随手练字就形成了一种习惯。而这种习惯，在他退休后，被发挥到了极致。

华国锋同志有一间50多平方米的书房，钥匙他总是随身带着，外人很少能入内。退休后，他将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读史和书法研习上，每天早上散完步，他就回到这里，在书房正中那张长约2米，宽约1米的书桌上练习书法。

练得多了，自成一派，但身边“清一色”的赞扬声，却让华国锋同志感觉难免有些“单调”。

1982年，华国锋同志的交城老乡、在当地书法界很有声望的韩学武登门拜访，对他一见如故的华国锋同志，临别时还一个劲地追问他练习什么体，练了多少年。

第二年，再次见面，华国锋同志首先将他带到书房，从书柜中抽出自己比较满意的几幅作品，让韩学武“指点”。

有着40多年习字经验的韩学武快人快语：“你的字，既有颜体的宽博宏伟、沉雄朴茂，又有柳体的瘦硬坚挺，骨力洞达！只是，个别的字，还欠点儿力度。”简单、实在的几句话，听得华国锋同志喜从心来：“直来直去说真话的，只有你一个。”

就冲这一点，自此以后，韩学武每次到北京探访，华国锋同志都会拿出自己最近的书作，请他点评。华国锋同志的谦虚让韩学武很不好意思：“我怎么点评得了嘛！”“你是书法家，怎么点评不了？”这事传到交城，交城人都说，在书法上，韩学武是华国锋同志的老师，可韩学武却总觉得自己不敢当：“华老的字，从表面上看质朴、平淡，但实际上很有骨力，功力很深。”

华国锋同志写字，写得最多的，就是毛主席的诗词。在他书房的一面墙上，挂着的全是他书写的毛主席诗词。他曾经不止一次地说，那是自己“最喜欢的作品，但即便再练一百年，也练不到毛主席那个水平”。

不过，喜欢归喜欢，熟悉华国锋同志的人都知道，他最擅长的，还是颜体。“小时候，老师强调临帖，在他圈定的碑帖样本中，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柳公权和颜真卿的楷书字帖。而颜体笔法稳健厚重，结构端庄宏放，重心平稳，气势开张，字形舒展，丰茂浑厚，说得通俗点，就是带劲，耐看。”著名书法家王子忠还记得，华国锋同志曾经这样解释自己选择颜体的原因。

内行人看门道。对华国锋同志的字，懂行的人曾以“浑然大气、骨力尽现”来评价它，国际文人书画联谊会副会长张世简说：“华国锋同志书体，由颜体演化，刚而不火，拙而不滞，修为已达高峰。”

1996年前后，华国锋同志经历了一场大病的折磨，体力大不如前，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坚持每天练字。但是，在他的家中，仍然时不时有一些书画名家慕名而来，与他切磋。

1999年12月13日下午，当辽宁书画家姚俊卿如约推开华家大门时，主人早已在客厅里等待。“首次见面，华老热情而没有一点架子。”姚俊卿说，华国锋同志很快就以书法为话头，和他聊了起来。

“我已经断了三年没好好练习了。”79岁的华国锋同志语气低惋，让姚俊卿内心一沉：“不应该断！书法是能强身健体的！”他激动地从沙发上起身，比划起自己关于“书法之力在于脚”的感悟。华国锋同志坐在一旁，乐呵呵地看着他，不住地点头。相聊甚欢的二人甚至忘记了时间，姚俊卿挥手告别时，才发觉外面已夜幕降临。

华国锋同志在书画界的另一个朋友，是河南书法家李铁梁。因为都是练习颜体，所以见面之后，感觉格外投缘，不但相互切磋书法技艺，还互赠书作。华国锋同志对李铁梁所赠的“善为寿相，德是福根”大为欣喜，欣然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八个大字回赠。

天南海北的友人，就这样在华国锋同志那个古朴的小四合院中来来去去。也有人千里迢迢找到华国锋同志，希望能求得一方墨宝。对这些要求，华国锋同志也是尽可能地满足，可他有一个原则：有关商业的字不提，只写公益性的。2002年，当华国锋同志听说自己的字成了市场热炒的对象，甚至有人仿照他的字体，私刻假章伪造，他很不高兴，当即决定，对外封笔，不再给人题字。也就是从那时候起，华国锋同志的字迹在社会上渐少，只能偶尔在收藏家手上谋得真容。不过，即便如此，正如了解华国锋同志的书法家们所说：“书法，仍旧是华国锋同志晚年最独特的一抹色彩”。

一辈子不改山西口音

亲不亲，家乡人。华国锋同志对山西的亲人，怀有深厚的感情。1991年，华国锋同志见侄女苏凤仙的牙不好，便催促她：“你的牙去换个烤瓷的吧。你看我的牙，去年换的，挺好的。”之后，苏凤仙去了山西齿科医院，换掉了十几颗牙。他又发现自己的大嫂、苏凤仙的母亲石玉环患了白内障，便赶紧接她来北京治疗：“我帮你们找医院，你们自己出医药费。”1997年和2000年，苏凤仙陪着石玉环两次到北京治疗眼睛，都住在华国锋同志家里，每次一住就20几天。回山西后，她们逢年过节都会收到华国锋同志捎来的小礼物，水果、月饼、饼干……大多是吃的。苏凤仙也会给叔叔“回礼”，都是山西特产。华国锋同志一般不进甜食，但苏凤仙寄的家乡特产他一定要尝尝。

2001年华国锋同志80大寿，苏凤仙在电话里说，要到北京给叔叔祝寿。华国锋同志“不批准”，但苏凤仙还是提前一星期到了北京，住在一间便宜的旅馆里。“到了2月16日，叔叔生日那天，我突然出现在他家里，他很惊讶，也很高兴。”

寿宴很简单，一顿家常饭，一个生日蛋糕。席间，华国锋同志对孩子们说：“改革开放这么好，经济发展这么快，国家的前途就在你们年轻人身上。你们要节约，不要铺张浪费。”生日宴结束的时候，华国锋同志站了起来，背诵了一首毛泽东的《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

2006年春天，华国锋同志最后一次和侄女团聚。4月，苏凤仙去澳大利亚看女儿，临行前探望华国锋同志。年迈的华国锋同志拉着苏凤仙的手说：“照相，我们照张相！你什么时候从澳大利亚回来？回来时也看看我。”一个月后，苏凤仙带着礼物回来了：用澳大利亚绵羊毛织的一件毛衫、一条毛裤和一床毛毯。华国锋同志拿着礼物，呵呵直笑。“婶婶在旁边说，‘不能要，不能要，不能养成收礼物的习惯。’”苏凤仙说，“我一听，急了，连忙说这是保护腿的，叔叔的腿不好。”“好，好，保护腿……”华国锋同志笑道：“我就留下毛毯吧，这是你的心意。其他的你拿回去。”

对交城的乡亲，华国锋同志也同样亲切。华国锋同志会客，一般都只有十几分钟或几十分钟；但家乡人来了，常常一上午都谈不完。秘书催他，他说：“再谈一会吧，家乡的人来一趟不容易。”每天上午9点半到11点半之间，华国锋同志要打一次针，只要家乡人在，他会让护士来客厅打针，为的是不中断谈话。交城县志办主任田瑞，是《华国锋在战争年代》一书的主编。由于写作上的需要，从2003年起，他多次探望华国锋同志，是和华国锋同志见面次数最多的交城人。田瑞说：“有意思的是，华老到老都讲‘土话’，就是上世纪40年代的交城话。有些词，现在的交城年轻人都听不懂了。比如有一次，华老见我进屋，便用浓浓的交城话说‘你又来瞭(看)我了？’然后哈哈大笑。”

华国锋同志向来不收礼，唯独家乡人送来的小米、红枣、玉米面，他会高兴地收下，但反复叮嘱乡亲：“下次不要带了，这些够吃很久。”田瑞告诉记者，2006年，他带着一些家乡的骏枣去看华国锋同志。为了让华国锋同志高兴，他说这是从华国锋同志外婆家的枣树上摘的。华国锋同志一听，马上拿起一颗枣，还没洗就放进嘴里。刚咬开，他就说：“田瑞，你骗我，我记得姥姥家的枣是白瓤，你这枣是绿瓤。”但他还是津津有味地吃了下去。糖尿病人不宜吃枣，老伴急得连声阻止：“一次只能吃一个！”但华国锋同志不听，接连吃了好几颗：“交城的骏枣最好吃了。”

生前嘱咐要回卦山

怀着对家乡的深深眷念，华国锋同志生前交代亲人，他过世之后，要把骨灰葬到交城的卦山。“我回卦山吧，那里树多，清净。小时候在那儿，打游击也在那儿……”

2008年9月1日，记者驱车来到卦山，这里满山松柏，苍翠欲滴。从卦山到华国锋同志的出生地——交城县天宁镇南街，大约3公里路程。南街位于县城中心，是一条南北走向、狭长的深巷。在巷子南端，有一座典型的山西农家小院，华国锋同志的父辈当年就租住在此，房东姓张，至今张家仍有后人在这儿居住。

得知记者的来意后，张家一个抱着孩子的中年女子，讲述了张家代代相传的华国锋同志往事。当年，华国锋同志的父亲苏庆惠，15岁时从杜家庄来到交城，在“义成合”皮坊当学徒谋生。结婚时，他租了张家院子北面的几间正房，作安家之地。1921年2月16日，华国锋同志出生了，苏庆惠给他取名苏铸。

如今，院子里的桃树已十分粗壮，它们见证了华国锋同志儿时在树下玩耍的情形。树荫下的房屋，年久失修，正房一间屋的门上挂着的一把锁锈迹斑斑。透过窗户，能看见里面被烟熏得漆黑的屋顶。1991年，华国锋同志回交城时，特意到自己出生的房间看了看，并留了影。他连声感慨：“到家了，到家了！”

从张家院子出来，往南街的北端走几百米，就到了华国锋同志租住过的另一处院子，院墙上有精美的砖雕。一位老大爷把记者领到北屋：“1930年前后，华国锋同志就住在这里，房间里的灶和炕，都是华国锋同志曾经用过的。几十年啰，住的人换了不少，只有东西还是原来的。”

苏家在这个院子里也没长住。不久，他们搬出了南街，到县城别的地方落脚。名字还叫苏铸的华国锋同志更是在1938年离开了县城，上卦山参加抗日游击队。家人不知他的去向，直到他的同学前来报信：“苏妈妈，苏铸上山找游击队去了，他要你们自个儿保重。”

从此，华国锋同志便很少回家。1947年，他在山西阳曲县担任县委书记兼县武装大队政委时，曾抽空回来一趟。9岁的侄女苏凤仙跑到他身边问：“叔叔，您为什么要把名字改成华国锋？”华国锋同志告诉她，改名是因为革命的需要，华国锋三个字取自“中华民族抗日救国先锋”。全国刚解放，华国锋同志又回了一次家。那次回来则给家里带来了“小地震”——他带回了新婚妻子韩芝俊。华国锋同志的母亲不乐意了：“怎么找个部队上的，部队的人回家难。她还是五台县人，你为什么不娶个我们交城本地的姑娘？”华国锋同志笑道：“我们志同道合，同甘共苦，肯定能白头偕老的。”

1995年，华国锋同志偕夫人最后一次回了趟交城，看了看他们年轻时参加革命战斗的地方。家乡人的热情接待，让华国锋同志心里很不安。为了不给地方上添麻烦，此后他再没有回来过。

今年3月20日，交城县志办主任田瑞，带着关于华国锋同志传记性的书稿来到北京，请华国锋同志审阅。翻了几页，华国锋同志便无力地放下：“田瑞，我是看不完喽。”这是田瑞最后一次见到华国锋同志。那天离开华家时，田瑞走了很远很远，回头一看，华国锋同志还站在门口目送他。那是一个老人留恋的、深情的目光。

作者：刘畅、李荣刚，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