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城監獄的生活價值：評李進進《從廣場到秦城》

《明鏡月刊》馬冬／李進進的這本“從廣場到秦城──一個法學博士的獄中探法”就更顯重要和尖銳，醒世與迫切，它其實是六四的一部分，有心靈的價值，更有中國司法進步不易，司法公正不易，自由不是恩賜的社會思考價值。

　　2011年4月由香港明鏡出版社出版的《從廣場到秦城：一個法律博士生的獄中探法》正式與讀者見面。作者是美國紐約州資深律師李進進。1988年，李進進經過競選當任北大研究生會主席。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後，李進進於4月18日組織了北京第一次有組織、有規模的靜坐活動，1989年5月19日幫助組建了北京“工自聯”並當任法律顧問。作為曾經的八九民運領袖之一，李進進撰寫的這本新書，有很深的中國當代民運歷史和中國獄中法律研究價值。

 
　　天安門廣場是位於北京市中心的城市廣場，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廣場。天安門廣場因位於明清故宮皇城的南門而得名。廣場北端設有國旗杆，每天都會隨日出日落進行昇、降旗儀式。1949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在此舉行，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曾經在天安門城樓多次接見過從中國各地來的紅衛兵，每一年天安門廣場都要進行國慶週年大典。在五十週年大典之時，天安門廣場舉行了中共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閱兵儀式。天安門廣場的政治和文化重要性舉國皆知。1989年，天安門廣場發生了震驚中外的八九民運，隨著六四武力清場，各地學運戛然而止。而當時的北大法律系博士生李進進，因為組織了八九民運中第一次有組織的抗議活動，並組建中國第一個工人自治會而在此事件後被捕，被關押於秦城秦城近兩年。

　　秦城監獄是中國第一監獄，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著名的監獄。該監獄對外正式名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看守所”。秦城監獄位於北京市昌平區興壽鎮秦城村，於1960年3月15日落成。監獄主要關押中央及省部級職務犯罪的重要罪犯和外籍犯人，以及具有研究價值的普通罪犯，包括李進進這樣的法學博士、民運領袖。

　　按理說，秦城監獄的生活單調乏味，千篇一律，幾十年如一日。住在這裡的活人如同行屍走肉，文人墨客更沒有什麼可多著墨之處。但由於李進進知性及個性的豐富，由於中國政壇的風雲詭詰，司法實踐的性格多變，由於中國在對待“犯人”上的司法正義之不公，更由於犯人情況的千差萬別，由此，在秦城監獄的圍牆中，隱藏著無數精彩紛呈的故事。它們或是令人深長回味，或是督人拍案而起，或是催人涕淚交流，或是叫人捧腹大笑，一部部記錄下來的，發生在秦城監獄的故事，堪稱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五十餘年歷史的縮影，可謂“秦城春秋”。而李進進的獨特之處，嚴肅之處，橫空出世之處，還在於他將筆尖放到了他同那些“犯人”們生活在一起的觀察和體驗，從理論上回答了中國的“坦白從寬，抗拒從嚴”政策的非正義性，並從實踐和證據學上，說明了“坦白從寬，牢底坐穿”和“抗拒從嚴，回家過年”這一說法的必然性。李進進還從當年獄中身邊的個案探討了“罰與罪”，“政策和法律”等法律公正問題。六四離人們的記憶並不遠，離“平反”遙遙無期，所以，李進進的這本“從廣場到秦城──一個法學博士的獄中探法”就更顯重要和尖銳，醒世與迫切，它其實是六四的一部分，有心靈的價值，更有中國司法進步不易，司法公正不易，自由不是恩賜的社會思考價值。

“無非是去做一個個體戶”

　　多數回憶六四的書，語言和內容，都跟六四本身一樣，總是熱血沸騰，情緒激昂，因為六四是一個“社會大地震”（57頁），敘述者在事前事後都無法做到就事論事，客觀總結。而李進進寫的書，就像他這個人本身一樣，非常平靜，貫穿著冷幽默，感覺少而分析多，實話實說，不動聲色。李進進在生活中就是一個辦實事的人，他不尚誇張，很少激動，言之有理，做得極多而說得很少，他絕大多數時候是一個DOER。所以這本書，其實也差不多，非常冷靜，言之有理地講述了作為一個法學博士，他在廣場上是怎麽想的，怎麽行動的，在自己國家的監獄裡，是怎麽體會到、觀察到，認識到中國司法不公，甚至是有罪的。

　　舉例說吧：幽默：在46頁，李進進敘述自己的思想鬥爭，他怎樣從一個博士學位快要到手的北大法律系研究生到邁出一大步去組織非官方的學生運動。他寫道：“我清楚地知道，（邁出這一步）不僅我的博士學位可能拿不到，我也沒有鐵飯碗可吃。可是我內心裡有一股不可壓制的欲望，走出去！可是那一步是如此的艱難。我內心猶豫，舉棋不定，但又不忍離去。思前想後，突然一個觀念出現在我的腦海：我無非是去做一個個體戶好了。決定的過程就這麽簡單。當時根本沒有料到後來發展的結果：坐監獄並面臨殺頭的危險。”

　　在94頁，冷酷的心理現實是這樣被李進進冷靜道出的：“然而看到街上男女，街旁的房屋和裝飾，人還是那麽平庸甚至感覺他們比以前更加俗氣，房子依舊是那麽沒有生氣，一種茫然的感覺使我惡心，但我說不出清楚為什麽我心裡難受，仔細挖掘也許是我原本是押車的，而如今卻成了被押的；看熱鬧的好像盡是我的朋友和熟人，他們怎樣看我，得意地笑了嗎？我錯了嗎？也許誰也不知道，不注意，甚至根本不可能想到那囚車裡還有我為伍。”

　　美中牢獄比較：“看守所不讓我們發信出去，收信也有很多的限制。其中原因大慨是為了防止串供吧。我根本沒有想到多年後到美國，做了律師，知道美國看守所的人犯還可以打電話出去，另外家屬每天都可以探視被羈押的人。探視的時候他們都在一個大廳裡，囚犯和家屬自己找個地方聊天。那種情況錄音監視都是很難的。真是沒法子比。人家美國警察就不怕串供？看來還是傳統的專制主義思想作崇。”（103頁）。

　　“在接觸中，我驚訝發現這些昔日的警察對於法律的無知的程度與其他囚犯無異。前後同我關押在一起的公安司法界的囚友不下十個，除了一位代理檢查員知道自己是行政拘留及其法律性質和後果外，其他的人沒有一個知道被羈押屬於什麽性質，有的連手續也沒辦，就同意住進了監號。多數人說不清楚收容審查的法律性質，分不清行政拘留與刑事拘留的區別，不知道自己以後該走什麽樣的法律程序。”（117頁）

　　從廣場到秦城，其實就是中國八十年代從民主苗頭走向被專制暴政鎮壓的一個過程，一個象徵。國家司法那樣執行，令人怵目驚心。進進在書中的種種說法，會徹底改變讀者對獄中行政和獄中生活的想法。李進進將他對中國公檢法執行獨特的理解和認知，通過獨到的角度寫出來獻給祖國民主進步運動，在不厚的一本書中盡情道出了作為一個有理想的中國人在歷史進程中的獻身精神。李進進在紐約不改本行，執法多年，已經對中西法律有非常成熟，非常深入的掌握，相信不久的將來，他還會更廣大的思考，寫出更富有挑戰的題目，因為，“每個人都在社會中有其應有的角色。我現在的角色就是一個持不同政見者，一個當局的反對派。如果承認自己的這一角色，那麽其思想和行為總不免帶有這種逆向的傾向。對於個人來講，它可能是片面的，但從社會上來講，此種逆流與主流的交合，恰恰達到了社會的平衡。從一種社會角色來看，我不願去做那種貌似全面，總是正確的批評者，凡事都來個一分為二，但思考問題和做出政治決策時，每一個角色都應當力圖做到全面和客觀。”（136頁）──你看，這就是律師，講得多麽客觀，多麽有理有據。這樣的人，身處牢獄中時，都不會憂鬱感傷，而是時刻清醒地在探法！（《明鏡月刊》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