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庆全：“边缘人”高华

 　　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高华说自己一直是“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中，并试图引导读者与其一起游走。

　　接到高华老师西归的消息，我正在主持一个座谈会，猝不及防，竟然一时有些恍惚！无论怎样凝神，说话都有些颠三倒四。会议结束后，有朋友问我，怎么如此不着调。我说，我有个好朋友去世了。谁？他问。“高华，说了你也不知道，不是你们财经圈的人。”我有些不耐烦地说。“写《红太阳》的那个高华？真的吗？”朋友的惋惜之情溢于言表。接着，手机里就接到好几个短信，都是表示对高华去世的哀思之情。回到家看到邮件，远在美国的李大兴兄也来信说：“惊闻高华先生逝世，不禁叹息。虽素昧平生，然拜读其著作，实为文革后史学界翘楚。知兄是高华先生好友，谨草一挽联，略表哀思。公独射日，九州几人传董狐笔；天不永年，四海万众悲太史才。”

　　这些朋友都是和高华素昧平生的，且大多并不是历史学界的学者，但他们都因为读过高华的书而成为他的“粉丝”。当今学界，能得此殊荣者几何？唯高华老师！

　　我与高华的初次“相识”，也是因为读到他的《红太阳》一书感到震撼才与他联系的。

　　2011年初写《一本书的高华》一文，是因为2010年12月中旬，《看历史》杂志在四川大邑举行一个大型活动。邀我参加，我就问主办方，高华是这次活动的评委，他能来吗？主办人员说，他想来，如果没有什么问题会来的。可是，到了大邑后才知道，高华还是来不了。他病情反复，正在住院。回到北京后，我得知高华的病情不能说是稳定，至少是时好时坏，心情就更加不好。为他做点什么吧，我对自己说。《一本书的高华》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从高华的邮件中看，他颇理解我写作的初衷。高华去世后，我与他的夫人刘大姐通电话，刘大姐还特意跟我说到这篇文章，说给病中的高华很大的安慰。她还说：“即将出版的高华历史笔记的附录中也收了这篇文章。”我听到这一点，竟然忍不住哽咽！

　　高华的“边缘人生”

　　我和高华交往，始于2006年4月。那一年我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访学，高华在此客座。在一本书笼罩下的高华，让学界的人敬佩，更让我这样在学界晃荡的人敬畏及好奇。敬畏不用说，好奇是，这样一位温而文雅的人，怎么能那样洞穿历史？

　　对于这个问题，高华并没有正面作答。他说：其实，我们都生活在历史当中。托尔斯泰说三代造就一个贵族，是讲只有到第三代才能摆脱一代的贫穷、二代的奢华，真正有不贫困、不奢华而有学养的生活。历史印记的延续也大致如此。我们父辈是活在革命的语境下，至我们这一辈算是第二代，带着革命的印记走入学术语境，对历史的研究不免有这种印记带来的价值取向。换句话说，父辈的革命语境从哪里来，我们向何处去，是我们二代的困惑。到我们下一代，或许既可摆脱一代人的革命印记，又可扬弃我们二代对历史的困惑，可以在真正的学术语境下进行研究。你可以设想一下，若那时有《红太阳》这样一本书，还会有你所说的敬畏吗？我还会因为一本书而这样生活吗？

　　一本书让高华陷入到什么样的生活？高华没有说，但我的总结是，高华陷入到了一种“边缘人”的生活。

　　其实，“生活在历史当中”的高华，第一代的印记，已经开启了他“边缘人生”的序幕。

　　1957年，高华咿呀学语时，父亲被打成“右派”，他懵懂无知时已经带上了“右派”的烙印。在革命的政治语境下，“右派子女”的身份使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主流社会的“边缘人”。殆至“文革”，“右派”被归之于“黑五类”，政治印记更加浓厚。而高华承受得更多。父亲被通缉，为了逃避杀身之祸，只好逃亡。高华的记忆中，仍然内存着当时父亲逃亡后的境遇；门口贴满了通缉父亲的大字报——“野蛮而恐惧”，这是高华给我讲述的语言。

　　在这种阴影下，高华的生活与当时轰轰烈烈的革命不敢搭界，只好躲在小屋“成一统”——读书。那时，一切是革命的，连能看到的书都是如此，没有书可读，大字报和揭发材料也读得津津有味。这种读书的方式，也加深了高华“活在历史当中”的氛围。我在香港访学期间，修订《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案》一书时，曾向高华请教。高华给我讲述自己对丁玲的认识就是从“文革”前后批判材料开始的，因为读了太多的批判材料，倒引起他后来追溯丁玲历史命运的欲望。

　　1978年，高华考入南京大学历史系。高华选择的研究方向是现代史。这一研究方向的确定，注定他要成为学界的“边缘人”。

　　虽然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为了平凡冤假错案的需要，对党史进行拨乱反正，党史和现代史热了一阵子。但是，这种热，大多仅限于政治需要。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阐述过这一现象，并称之为是“国家话语体系”下的研究，而“民间话语体系”下的研究，则充满了“雷区”。

　　高华一头扎进书堆里去，真正遵循“板凳要坐十年冷”训言，从1978年至1991年，皓首穷经13年，使他成为党史研究的“百事通”，也形成了他从学理而不是从政治需要梳理党史的思维逻辑。从1991年开始写作《红太阳》一书，到2000年书出版，这期间又是10年。

　　1999年，高华完成《红太阳》一书后，虽然《红太阳》一书在海外影响很大，高华的学术地位也不断上升，但他倒越来越成为所在学校的“边缘人”，要不是得到著名学者董健老师的帮助，他的“边缘人”地位一时很难改变。

　　董健曾担任过南京大学的副校长，主管南京大学的学术教学工作时，非常开明，力主学术自由，尤其反对以学术观点不同打压异己。高华的书在海外声名鹊起时，恰逢杨振宁受邀到南京大学演讲。香港中文大学陈方正教授特意对杨谈到高华的学术研究成果，谈到《红太阳》这本书，意在希望杨能在校领导面前赞扬这本书的价值，希望学校善待这位青年才俊。杨振宁受托专门向校领导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董健在尽可能的范围内，给高华一些善待，一些鼓励，使他的处境还算好，至少没感受到什么压力。高华评教授职称时，拿这本书作为学术成果，也没遭到刁难。但大环境如此，高华“边缘人”的地位很难彻底改变，他从来没有主动申报过任何一项国家课题，因为他知道，课题经费不是给他这样做研究的人来用，不必自讨没趣。

　　像董健一样，也有一些人想改变高华学界“边缘人”的处境。我的老朋友杨奎松兄在为华东师大引进人才时，第一个引进沈志华，第二个引进的就是高华，但引进高华却遇到了种种麻烦。我的《一本书的高华》发表后，华东师大思勉学院的李蓓蓓老师在电话中对我说：“其实你可以补充一段高华调华东师大搁浅的一段，那一段也是起起伏伏的。”

　　一直到高华去世，他这种“边缘人”的生活都没有什么根本改变。其实，高华只不过是本着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原则进行学理性的研究，这个社会让这样的纯粹、高尚的人走过“边缘人生”，肯定是社会出了问题。杨奎松在追思高华的文章中说：“高华《红太阳》一书无论有多少可以或值得商榷之处，它都是一本严肃的学术研究著作。我们可以同意，甚或称赞他的叙述与观点；也可以不同意，甚或批评他的叙述与观点；同样也可以部分欣赏、部分否定他书中的研究，但是，这都不应该妨碍我们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把他的观点和他的书放在学术研究的范围里评价和看待，不应该把这样一种学术研究上的分歧简单地和所谓左右问题扯在一起。”这番话就是针对这种社会现实的感叹之言。

　　站在“历史的风陵渡口”，高华说自己一直是“行走在历史的河流”中，并试图引导读者与其一起游走。在高华的视野中，河流水面如镜时，那是蒙太奇般纠结着的历史与现实的幕布；水面波涛汹涌时，那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鉴往知今。能对历史洞穿如此的高华，其实倒真的并不在意自己的“边缘人生”。当我和他谈起所谓的“边缘人”话题时，他曾开玩笑地说：“主体和边缘，只是当下历史与政治困境下的划分而已，若干年后，当这种困境消失后，还有这样的划分吗？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应该看得更高一些嘛。”

　　是啊。青史充栋，掩卷后，齿留苍苔者几何？何为主体，何为边缘，不是当下就下得了结论的。高华老师，你西行路上倒真不必挂怀了。

作者:徐庆全，来源: 《看历史》201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