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与怀：沉沦神州的血祭者（1）

一

2009年5月，缘因参加一个欧洲华文作家会议，我来到位于阿尔卑斯山北麓多瑙河畔的奥地利首都维也纳。

这是世界音乐之都！我一踏上这块土地，不由得马上提醒自己，千万记住这句传遍世界的话：“在维也纳走路，请千万当心脚下，别踩着音符。”说出这个既生动又深刻的名句的德国作曲家约翰奈斯·勃拉姆斯，极其虔诚地把维也纳这个当时欧洲音乐中心看作他的第二故乡。

真是名不虚传。置身维也纳，便感受到浓郁的音乐气息处处弥漫，充满着跃动的令人悦耳欢心的音符无处不在。除了欣赏著名的维也纳交响乐团、维也纳少年儿童合唱团这些高水平的音乐团体演出外，其实只要漫步街头，到处都可听到音乐之声——大多数是一些艺术院校的青年学生在街头练功。你看着听着，心里便想，说不定其中有人几年后还会成为大师呢。在一些街边空地上，你可以就像所有游客一样，入乡随俗，与当地人一起，或放开喉咙高歌一曲，或热情奔放地跳个什么舞。在维也纳的星光大道，人们还看到一百多位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工作过的音乐大师的名字被镌刻在这里。世界上没有其它任何一座城市对古典音乐对音乐大师这样推崇，这样敬仰了！

见识世界音乐之都当然要亲临它的“金色大厅”。这间大厅是维也纳音乐协会大楼的主要演出场地，始建于1867年，是著名建筑师奥菲尔·汉森的杰作。如评论家所说，这所大厅不仅是演奏音乐的最佳场地，而且它本身就是一部音乐，是莫扎特《朱庇特交响曲》凝固的形式。金色大厅的屋顶为平顶镶板，两侧有音乐女神雕像，木质地板和墙壁就像是小提琴的共鸣箱一样。厅内的展览馆和档案室存放着各种乐器和历代音乐大师的乐谱手稿，如莫扎特的《G大调钢琴协奏曲》、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曲》等。金色大厅是世界最高级别的音乐圣殿，能够在这里登台演出，是全世界乐队和演奏家们所追求的一个梦想。

见识这个世界音乐之都，还要亲临维也纳东南郊的中央公墓。

是月24日，我来到这个维也纳最大也是全欧洲第二大的公墓。公墓占地二百四十公顷，十九世纪初奥地利帝国皇帝弗朗茨在位时修建，迄今一共安葬了二百五十多万人，现有墓穴三十三万座。由于面积广大，墓地以一座气势宏伟的分离派风格的教堂为中心，分成几个墓区发散开去。尽管是墓地，却很有艺术气息，造型各异的墓碑就像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我时走时停，驻足之际，放眼巡望，在绿树掩映中感到一派宁静、祥和、高雅。我不可能遍游各个墓区。我知道，公墓在维也纳乃至奥地利整个国家社会生活和文化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但最使它声名远播的，是其中的音乐家墓地，而我就是专门为此而来的。这里以莫扎特纪念碑为中心，安葬着海登、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父子等二十多位世界著名的音乐家、作曲家，他们的墓穴呈半环形依次分布周围。

我来到贝多芬墓前。墓碑为白色大理石，锥形造型，简洁方正，其后三面有苍翠松柏围绕，正面底座上用黑色大字写着：“Beethoven”（贝多芬）。我端详着墓碑：它中间雕刻着一架金色的竖琴，顶端是一只展翅欲飞但被一条蛇团团围住的金蝴蝶，象征性地浓缩了这位音乐大师与命运进行顽强斗争的一生。蛇象征病魔——贝多芬自二十六岁开始听力明显下降；蝴蝶则象征渴望自由飞翔的贝多芬——他直到两耳失聪后还写出了大量传世之作。他与海登、莫扎特一起，被后人称为“维也纳三杰”，在我们华文世界，他被尊称为“乐圣”。

我以挚诚恭敬的心境，前来瞻仰贝多芬之墓，更是出自一个原因——我心里思念着一件事情：

八年前的2001年，也是5月，有一位中国人，万里迢迢也来到这块我现在瞻仰过的贝多芬墓地前，徘徊良久。他神情肃穆，眼含热泪，喃喃自语。他在完成一件神圣的托付——代托付者向他所崇拜的音乐大师深深鞠躬，献上鲜花，告诉他有个中国学生是哼着他的《庄严弥撒》上天堂的。

当天晚上，这位中国人还特意在维也纳参加了一场音乐会，就在著名的金色大厅。当维也纳交响乐团上台演奏贝多芬《英雄交响曲》时，他触景生情，一下子眼泪如清泉般涌出，无法抑止。熟悉的音乐把他带进那苦难的“文革”年代，勾起了他对死去难友的深沉的追思……

这位中国人叫刘文忠，当年满怀信任交付他一个看似难以完成的重托的，是即将被枪决的难友，名叫陆洪恩。


二

我能和刘文忠先生联系上，并了解陆洪恩老师的案情，是通过和我同住在悉尼的好朋友江涛女士。

江涛于2000年即和夫婿乔尚明先生一起移民到了澳洲。她原名林志明，1933年出生，父亲是林子青居士。1956年，江涛于南京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毕业，后来在煤炭研究院系统从事科技情报、翻译、外事工作，直到1990年退休。此后，曾任常州佛教文化研究会副会长，参加编辑《毗陵佛教》。父亲于2002年9月30日往生后，在台湾法鼓山圣严法师的支持下，她以五、六年的时间编辑出版长达一百五十万字共分为四册的林子青选集——《一花一叶一如来：林子青佛学论著集》《白云深处一禅僧：林子青传记文学集》《人间此处是桃源：林子青诗文集》和《鸿雁千里寄故人：林子青书信集》）。这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工程，不但对她家族而言，而且对佛教文化研究也提供了珍贵的资料。江涛悉心毕力，把这套书编得非常出色，真是可敬可佩，在悉尼华人文化界传为佳话。

江涛年事已高，为人文静低调，但心明眼亮，洞察时事政治，富有正义感。

前几年我在台湾出版了一部报告文学随笔集，名叫《北望长天》，书中写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中国甘肃一个叫“夹边沟”的农场“劳改”的三千名“右派”大都因饥饿死亡的惨绝人寰的悲剧，也写了2008年“5.12”汶川地震中致使大量学童罹难的人祸；写了中国知识分子如储安平、刘宾雁、公刘、昌耀、巴金、梁宗岱、郁风、王若水、杨小凯等令人唏嘘的坎坷命运，更写了文革中惨遭枪决的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沈元这些烈士和精英。这部书有幸得到三位人士作序——澳大利亚南溟出版基金创办人主持人萧虹博士、上海作家协会前理事冰夫先生，以及北京著名评论家陈行之先生。陈先生序言最后写了一段令我感激不尽也令我担当不起的感想：

我有理由认为这本书是何与怀为那些高尚而深刻的灵魂镌刻的一座心碑。我也有理由据此推想：倘若有更多的人镌刻这样的心碑并把它们置放到一起，我们就将得到一座穿越祖国历史时空的长城，它巍峨壮丽，肃穆庄严，在它面前，任何可笑的事物都将愈发可笑，任何轻飘的事物都将更加轻飘，因为它是一个伟大民族真正的精神创造——它无与伦比。

江涛读了《北望长天》，对我说，她读得泪流满面，多日不能成寐，常常回忆起那些亲身经历的暗无天日、是非颠倒的日子。她还说，想起在那些日子里，自己与这些坚持真理、誓死为真理而战的烈士相比，她真的是个“失去了重量”的“苟活者”！她以“LEST WE FORGET!”为题，为我写了一篇书评。文中说：

生活在澳大利亚这个南太平洋美丽的国家的我们，切勿忘记在太平洋北侧曾经抚育我们的祖国，切勿忘记所有那些曾经为了我们祖国的民主自由和美好未来而战斗和牺牲的中华儿女们。他们应该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三

于是，江涛给我讲述一个人，一个我在《北望长天》中很不应该遗漏的人——他就是陆洪恩。

陆洪恩是江涛的表姐夫。他的父亲在上海一所孤儿院长大，十七岁时为一个天主教徒所收养，所以后来他们全家都是天主教徒，陆洪恩少时就读的法国人办的徐汇中学，也是一所教会学校。陆洪恩后来考入上海国立音专，并于1941年毕业。他和也是从上海音专毕业的胡国美交了朋友并且喜结良缘。而这位胡国美就是江涛的的表姐。1944年，江涛随父母由苏州迁居上海，与胡家表兄弟姐妹的联系频繁起来。他们两家人当年都住在上海常德路恒德里内，江涛请胡国美做她到上海后的第一位钢琴老师，每天放学后便在胡家练琴。陆胡结婚后，江涛的钢琴老师改成了陆洪恩。

那时，江涛是一个初中生，十几岁的小姑娘，聪明伶俐，求知欲非常强，跟陆洪恩学习钢琴的那段日子成了她永远的美好回忆。

当时陆洪恩在上海艺术剧团的小型乐团里当钢琴伴奏，有时也给咖啡馆弹琴。江涛回忆说，表姐夫很会当老师，在其指点下，她激发浓厚的兴趣，居然每天可以一连练上三个小时而不感到疲倦。陆洪恩规定江涛每天必须首先练音阶二十到三十分钟，要求掌握正确的手指触键姿势，然后要有力度，最后才要求由慢到快的速度。音阶之后，就是练《车尔尼》，再逐步加练巴哈的二部创意曲、三部创意曲。只有在练好了以上这些练习曲之后，他才让练奏鸣曲和一些比较抒情的曲子。陆老师觉得江涛很投入，很用功，也有悟性，给她买了一本大大的《Masterpieces》让她练习。江涛记得，陆老师选给她练的第一首是Chas. D. Blake的《Waves of the Ocean》，此曲气势磅礴，令人陶醉于海洋的滚滚波涛中；第二首是Gustav Lange的非常轻快柔美的《Flower Song》……。这个阶段，江涛也开始听古典音乐和钢琴曲，尤其喜欢肖邦的作品。每次上完琴课，她都要请求表姐夫弹一首肖邦的波兰舞曲或夜曲，而表姐夫总能有求必应，信手弹来，就把波兰舞曲的奋勇激昂和夜曲的恬淡柔情充分展现出来，使江涛无限陶醉，并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弹奏这样的曲子。事实上，江涛的确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曲子，即使后来三十年没有机会摸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她第一次买了自己的钢琴后，居然还可以比较熟练地弹出来，实在不能不说是他表姐夫严格要求的结果。

1950年1月，陆洪恩进入了上海交响乐团。这时已是共产党新政权。陆洪恩以无限欢欣鼓舞的心情迎接这个新政权，热情洋溢地施展了自己的艺术才能。1954年，才三十六岁的他被任命为上海交响乐团副团长和副指挥，上海市市长陈毅代表市人民政府亲自向他颁发了任命书。此后的几年中，他曾为苏加诺总统等各国首脑人物演出，还与捷克、波兰等国音乐家代表团联合演出，其中与苏联专家的合作演出尤其频繁。他总是处于非常忙碌的状态，然而，这几年也是他最有成就感和最快乐的时光。例如，他在1956年10月11日给江涛父母的信中就这样说：

……回沪以后，忙于工作，昨天刚搞完招待苏加诺总统的演奏任务。很荣幸，这位反殖民主义杰出战士还和我握了手。从反殖民主义的立场来说，咱们倒是志同道合的。就拿孙中山先生的学说来讲，“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弱小民族共同奋斗”这么句词儿，今天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完全能够实现中山先生的遗言，而且由于解放七年来党的努力，我们国家已经成为亚洲的盟主了。

陆洪恩作为一个单纯的音乐家，只要让他有机会能发挥才干，就感激涕零，称颂不已。他当时显然由衷地信服和尊崇“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共产党，以为从此毛主席共产党将会毫无疑问地把“新中国”带上一条前途无限光明的康庄大道。这时的陆洪恩，也可谓春风得意，步入了他人生的辉煌期。


　　四

　　但是，非常不幸，陆洪恩的性格特别是他性格中所蕴含的优秀质量，决定了他的悲惨命运。江涛黯然地对我说，陆洪恩他这个人，生活随便，爱喝酒爱抽烟爱美食，爱游山玩水，好书，好画，好音乐……。他一个心地善良、纯笃敦厚、胸无城府的人，直爽开朗，从不隐瞒自己的真实观点，有什么就说什么。加之他诙谐幽默，才思敏捷，常常计上心来，便脱口而出，不懂得韬略和避讳。岂知，这样的性格在那样的年代，便注定地给他带来杀身之祸！

　　江涛清晰地记得陆洪恩一首后来酿成大祸的打油诗。那是五十年代初，陆洪恩和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和指挥、也是他的好朋友黄贻钧一同参加电影《武训传》的配音工作。当时以黄为主，结果1951年全国批判《武训传》，黄也遭殃。为此，陆感到十分懊恼和不平，写了一首用上海话念起来“很好玩”的打油诗送给黄贻钧：

　　弟本姓武，小名曰训。已一百年，骨肉无存。
　　忽有导演，动我脑筋，搞七念三，拍成电影。
　　还有寿头，是黄贻钧，叽哩咕噜，替我配音。
　　弄到结果，大出毛病——

　　人民日报，一篇社论，全国轰动，骂我山门，
　　我在阴曹，也受批判，活鬼闯祸，带累死人。
　　下次创作，千万小心——

　　文艺方向，为工农兵，如再弄错，勿讲情面，
　　罚入地狱，九十八层，当牛做马，永不超生。

　　1957年反右整风之后，中国大陆越来越深地陷入毛泽东“极左”路线的泥坑，全国政治形势越来越险恶。陆洪恩对此竟然浑然无知。他竟然不理会共产党最忌讳最仇恨对它的“领导一切”而且“外行领导内行”的铁定方针表示不敬甚或抗拒，竟然在大会小会上公开主张“指挥负责制”，提出：“乐团每天五小时业务活动时间全部由指挥来支配安排，实行指挥负责制！”还说：“给我人权和财权，我一定能搞好交响乐团。”这不是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吗？！共产党要求每一个人都作“螺丝钉”作“驯服工具”，而陆洪恩却号召：“演奏员要忠实于乐谱的每一个音符”，“要为争取在十年后参加布拉格之春音乐会而努力奋斗。”这又是典型的煽动走“白专道路”的罪行。更有甚者，陆洪恩还胆大包天挑战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权威来了。毛在1942年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向工农兵学习，二十年之后，在1962年（当时中国大陆因为大饥荒政治上曾有短暂的宽松），陆洪恩在乐团学习讨论毛的这篇讲话时，直率地说：

　　是贝多芬面向工农兵，还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呢？我看应当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工农兵应该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逐步熟悉交响音乐。

　　陆洪恩以上这些言论都是会议上的发言，都是记录在案的。在私下，他更是“肆无忌惮”地淋漓尽致地发挥这些他坚信不疑的观点。例如，他在给江涛的一些谈音乐的信件中也是这样主张的。陆洪恩的这些观点，后来都被加罪为“刻骨仇恨工农兵”，“疯狂排斥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他始终不懂得用假话来保护自己，始终是有什么就说什么，当然就会大祸临头了。江涛伤心地对我回忆说。


　　五

　　陆洪恩一步步走向“深渊”，结果发生一桩骇人听闻的“陆洪恩反革命事件”。

　　1965年11月至1966年5月，姚文元先后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及《评“三家村”》等文章，气势汹汹。显然，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可是缺乏政治嗅觉的陆洪恩，也像很多善良的中国人一样，却把姚文只看作个人的“一己之见”，一点也没有觉察到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伟大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他在上海交响乐团小组学习讨论会上说，既然党号召大家讨论海瑞，他就要发言。关于海瑞，历史上确有其人，他被罢官时有几十万老百姓去送他，人民欢迎他，因为他对人民有利。无产阶级总不能否定历史吧？！把海瑞这个清官以及岳飞、文天祥这些民族英雄都否定了，还有什么历史文化遗产呢？！

　　在次日的小组会上，他觉得意犹未尽，继续说，《评“三家村”》的文章是姚文元开的火，党中央并没有下结论；难道姚文元说邓拓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大家就得肯定他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当初邓拓的文章也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难道毛主席、党中央就不知道？为什么要到现在才来反对才来批判？到底是毒草还是什么？不能乱扣帽子！

　　致命的那天是1966年5月28日。

　　那天，陆洪恩依然早早走出家门。正在学校里念初中三年级的十六岁独子走到他跟前，低声说：

　　“爸爸，今天就坐在那里听大家发言，你不要讲话了……”

　　儿子听母亲说，爸爸在前几天学习讨论时由于讲了些不该讲的真话而遭到批判，当夜单位的好友就到家里来让母亲劝父亲忍一忍，不要讲真话。

　　陆洪恩轻轻地摸着儿子的头说：

　　“放心吧，爸爸明白。”

　　那是个阴沉的早晨。妻儿目送他一步一回头地去上班，可谁也没想到，陆洪恩从此再也没有回家。

　　这天在学习批判会上，单位的一些卑鄙小人以及外面不知哪里来的一些陌生人，一而再再而三地侮辱陆洪恩的人格，并大肆栽赃诬陷他讲反动言论，逼他表态“与修正主义决裂”。脾气耿直的陆洪恩不知怎么搞的竟然忘记了出门时对妻儿的承诺。他再一次控制不住自己。他又发言了，说不同意“除了样板戏，建国以来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是修正主义毒草”这一谬论，还说自己看不出邓拓的文章有什么错误。在遭到殴打与凌辱情况下，他忍无可忍，大声反驳：“你们到底摆不摆事实，讲不讲道理？如果摆事实讲道理，我认为邓拓讲对了。”

　　接着，陆洪恩毅然决然地当众宣布说：“你们说我修正主义，我就修正主义！”并冲动地喊起来：“修正主义万岁！”这一声口号，在当时视为绝对“反动”透顶，一声喊出，简直有如晴天霹雳，石破天惊，在场的所有人都震呆了。整个会场一片寂静……。突然，有人回神之后大喊一声：“陆洪恩……反革命！”接着又有人喊“对！反革命！”于是那些革命派七手八脚，一拥而上，立刻把陆洪恩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扭送到公安局，接着公安把他关进了上海第一看守所。（未完待续）

作者:何与怀，来源: 爱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