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均每月读十本书左右，要是全部罗列出来那就会“不堪重负”，何况是给每本书都写个评论呢。当然我今年比较“特殊”，在“特殊的地方”读了十四册《周礼正义》、五册《管锥编》、二十册《吴宓日记》、六册《翁同龢日记》、一册《谈艺录》，多系比较难读的古书，要是我推荐其中的一种，那么不会引起普通读者的兴趣。有鉴于此，我将推选三本比较易懂好找的书籍——我读的一些港台书籍就只好不推荐了——来以偏概全地评说我今年的阅读情况，以便读者尝鼎一脔。
一
我读过许多种与希特勒有关的书，但沃尔特．C．兰格的《希特勒的心态：战时秘密报告》（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11月版），却是我读到的第一本从心理学角度来研究和观察希特勒的书，因此其间于我多有启迪处。这本书并不是纳粹帝国覆亡、希特勒自杀后，作者对许多史料和各方人士的综合研究，而是在战事犹酣之时，美国战略服务局从情报分析和战局走势的角度，汇集一批精神分析学家来研究希特勒的心理对整个二战形势的影响，可算是对希特勒的一个前瞻性预判。虽然能找到的有关希特勒的史料和能采访到的人，远不如后人丰富，但令人惊讶的是，兰格及其同伴的研究中，其中之一的选项，就是预测到了希特勒可能走向自杀的道路。
兰格在书里分析了希特勒父母对他性格的铸造，如父亲的残暴、母亲的溺爱，给他狂妄—自卑、施虐—受虐的双重人格心理，带来了不小的影响。希特勒本来自卑，但由于他的弟妹先后死去，只有他幸存下来，除了对死亡的恐惧外，还有一种被拣选的感觉，使他产生一种对不朽的渴望。兰格说：“他必须至少在即将到来的1000年间活在德国人心中。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必须把基督作为一个竞争者来排斥，并且篡夺他在德国人民心目中的地位”（P131）。狂妄自大到要与基督来较劲的地步，我认为这个分析十分有道理。
我们如果多看些书籍的话，就可以分析出希特勒、斯大林二人在一些地方的相似之处，比如小时都受到过强势父亲的虐待，而且不得势时均谄媚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再加之所受教育都不够系统，使得他们在统治驭民之术上的残酷有不少相似之处。读这样的书，可以增加我们对这些“特殊人物”多面而深度的认识，从而类比推及与他们相同的人，做一个排拒偶像崇拜的人。
二
因我是学中文出生，要观察当今中国社会现实，仅仅靠道德义愤和形容词的包围，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虽然我对自己的学习热情，以及对知识的更新能力都比较满意，但面对当下社会复杂的现实问题，要做出相应的批评，如没有相应的知识储备，便会不敷应用。何况就是纯粹做学问，也需不断输入以前涉及较少的学科之知识，以便自己能从中吸取养分，如我撰写《百年中国语文教材变迁》一书，便需要研读相应的教育社会学知识。
此前也看过一些关于社会学的书，但像乔尔·查农的《社会学与十个大问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版）这样写得通俗易懂的书籍还是不多。此书一开篇就讲了社会学家是怎样研究社会的，他认为研究之证明应是合理的，否则所谓的研究和证明便不复存在：“合理证明的核心是诚实：不要歪曲你的思考去证明你一心想要证明的；不要夸大其词得出不适当的结论，也不要只因为某个想法与你平素相信的不一致就冲着天空大声喊叫它是错误的。要怀疑那些其所说的不合常理、不合逻辑的人；要小心那些以逻辑之外的基础为依据想要骗你接受某些事情的人。”虽然卑之无甚高论，但这正是国人受教背景中所缺乏的。
社会学研究范围是如此宽广，几乎涉及到我们生活中的许多领域，如平等、社会秩序、文化、价值评判、人世苦难、社会变迁、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等。众多领域囊括其中不打紧，关键是要讲得让更多的人能理解，那就不是一件容易办到的事，但至少我认为查农的《社会学与十个大问题》做到了。
三
十几年来，我一直关注中国教育，注重搜罗过去的教育史料。从清末、民国和四九年后的语文教材，到过去的教育杂志和教育年鉴，凡是看到的，就想方设法弄到手，因此集腋成裘，也算小成规模。但对燕京大学的史料，除了偶尔搜到燕大校友会所编的史料零本外，所得不多，故看到陈远口述史系列《消逝的燕京》（重庆出版社2011年4月版）就毫不犹豫地拿下。因为主持此事的陈远兄曾主编过一本《逝去的大学》，其中收过我写的一篇《教育思想家胡适》，知道他做事比较靠谱，自然买读此书时还多了一份亲切感。
陈远在《消逝的燕京》一书里选了包括司徒雷登、傅泾波、黄宗江、萧乾、齐思和、王钟翰、侯仁之、张芝联、王世襄、周汝昌、吴兴华、翁独健等十九位与燕大有关的师友，通过对他们的回忆与口述史的交织，来展示燕大从开创到消亡的历程。燕大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它的自由风气和教学质量，以及它所取得的成就，不管你的政治见解如何，都是不能视而不见的。历史过去几十年后，虽然有些史料消息于天壤间，不易寻找了，或许反而可以让我们有远观的心情和理性研究之可能。不过当今中国研究教育的人，率多稗贩，不愿意做踏实的学问，因此使这些曾经辉煌的大学对后辈应有之教益，远没能好好地传承下来，这是值得我们每个关心中国教育的人反思的。
《消逝的燕京》有不少人之回忆细节可堪玩味咀嚼，但最能让我记忆的却是1938年考入燕大的黄宗江先生的一段话：“我的书读得不错，还得过奖学金。但是我并不是以读书为主，我是以演剧为主；说演剧为主也不确切，我实在是以恋爱为主，以失恋为主。当时我身边的同学，有地下党员，也有国民党抗日锄奸团分子。左的右的都有，但是像我这样的恋爱分子却不多，这让我感到惭愧”（P26）。我觉得这没有什么好惭愧的，生活的多样性和年轻学生的特性却展露无遗，让人感到前辈们的学校生活鲜活生动，于后生之教益其实亦可由此而来。
2011年12月18至19日于成都
作者:冉云飞，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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