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脑海中的“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2，华侨所赠“化险石”戒指

　　1932年，领导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的抗日爱国将领蒋光鼐(右一)、蔡廷锴(右三)、戴戟(右四)在一起接见外国记者

　　1939年，蒋光鼐与周恩来合影于曾家岩渔村

　　抗战胜利了，我们家从广东东北部平远县的一个小山村搬到了广州。经过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劫后余生，确实是十分值得庆幸的事。

　　1947年初，我随父亲蒋光鼐参加了一次纪念“一·二八”15周年的活动，在广州沙河顶先烈路有一座建于20世纪30年代初的、气势宏伟的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烈士陵园，落成的时候，我尚未出生。抗战胜利后，原来伫立在纪念碑基座上的十九路军战士全身铜像及周围的铜狮、铜鼎等物都已荡然无存，但是纪念建筑物尚保存完好，参加纪念活动的人很多，除了前后两任十九路军总指挥外，大概都是原十九路军的同僚和下一代。祭奠仪式十分隆重，大家沉痛悼念“一·二八”抗战牺牲的将士，能告慰他们亡灵的是，经过14年的艰苦奋斗，中国人民终于取得了完全彻底的胜利。我还记得按照广东人的习俗，参加祭奠的人每人都分得一份烧猪肉。关于“一·二八”抗战具体的内容，我脑海里是空荡荡的。就像当时的那座陵园—样。那一年我12岁。


　　抗战前夕

　　1962年1月28日在上海举行过一次纪念活动，好像是上海市政协牵头举办的，在报纸上有过报道，也发表过文章，那次活动我父亲、蔡廷锴、戴戟都参加了。我当时远在甘肃会宁劳动，只记得后来看到在报纸上的有关文章中强调人民群众的支援作用，蔡廷锴在发言中说中国共产党当年做了大量发动群众的工作，就这个意义上说，“一·二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大意如此，原话记不清了）。

　　可惜，这次活动陈铭枢好像没有参加，可能是因为1957年他被戴上了一顶右派帽子的缘故吧。其实，十九路军之所以能在上海与日本侵略军打起来是和陈铭枢有着很大关系的。首先，十九路军原来是被派到江西参加第三次“围剿”的，由于蒋介石先后在南京扣押胡汉民和李济深，宁粤之间发生了矛盾，陈铭枢主动做了些调和的工作，和解条件之一就是把十九路军调驻京沪，以保障粤方领导人的安全。在此前十九路军一直是拥蒋的，蒋介石答应了这一条件。就是这样一个偶然的机会，1931年底，十九路军从江西调驻京沪。戴戟任淞沪警备司令（他原来也是十九路军的师长）。陈铭枢被任命为京沪卫戍司令，他还在中央政府内兼任行政院代理院长、交通部部长等要职。以前他又一直是十九路军这支部队的领导，1月23日，十九路军营以上军官的紧急会议上，陈铭枢派沪卫戍司令长官公署樊宗迟参谋长参加，并代表陈讲了几件事，其中第三点是：“日寇零星少数的来不必理他，多数或大部队伍来犯，我须处于正当防卫时才同他抵抗。”据此，会议作出决定，明确命令：“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军确实向我阵地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十九路军之所以能够留在上海的战斗岗位上，抵抗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进攻，又是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军政部一向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他们知道十九路军在“九一八”后爱国热情高涨，曾在赣州集体宣誓永不参加内战，团结抗日。上海局势日益严峻时，军政部派了宪兵六团到闸北接替十九路军防务。这是军令，不能违抗，只好准备换防，就在“一·二八”之夜，因为宪兵六团的人没到齐，交接手续还未办，半夜11时许，日军开始分五路发起进攻，十九路军奋起自卫，就打起来了。那是正当防卫、守土有责。十九路军勇敢地抗击敌人的消息一传开，马上得到全国人民的称赞和支持，一扫甲午战争以来爱国军民一直憋在胸中的闷气。“九一八”事变中，20万装备精良的东北军，因为执行不抵抗政策，被2万关东军只用了三个多月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大片国土沦丧、难民流离失所，民怨沸腾，老百姓爱国抗日的情绪高涨，这就是紧接着发生的“一·二八”淞沪抗战之所以迅速得到全国军民的支持和拥护的原因。

　　我逐渐明白了为什么那么多老人提起“一·二八”就热血沸腾，对十九路军的抗日行动同声赞颂。因为他们是亲历者，他们曾经在那个年代生活过来的。

　　有一位百岁老人，是民革的元老了，“一·二八”时他还是广州中山大学的学生，听到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日的消息就马上和几个同学一起赶去支前，轮船到了上海，因为战事激烈靠不了岸，回忆起来感到非常遗憾，他说唯一可以安慰的是，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父亲多年的同事。

　　在上海度过的不眠之夜

　　小时候我总听到一些年长者讲“一·二八”，我不明白为什么总是比我大很多的人在讲？为什么与我年龄相仿或比我小的人很少有人提及？我更不明白的是，即便我父亲是“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总指挥，他也不愿讲“一·二八”的事。

　　1967年初，父亲因患癌症术后复发，需要做肝脏外科手术，北京肿瘤医院院长吴恒兴介绍说，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的长海医院有一个肝脏外科小组，组长吴孟超医生能做这种手术，他们是世界上首先突破肝脏外科这一禁区的。我们拿到有叶剑英元帅批示的信件到上海住进了长海医院。可惜，专家被打成“反动派学术权威”了，天天在医院扫地，手术没办法做，我们向医院领导提出请吴医生出来做手术的请求，遭到拒绝。晚上我们私下找到吴医生家里求他，吴医生十分难过地说：“我们大夫的职责就是救死扶伤，可是现在我们不能做手术，他们不让我们做，不是我们不做，真是爱莫能助，请你们原谅！”就这样，唯一延长生命的机会失去了。

　　出院前的那天晚上，刚好是1月28日，我和妹妹定粤在病床边想听父亲讲讲“一·二八”的故事，开始他有点兴奋地说：“是啊！35年前的1月28日我也是住在医院里，一接到电话，就马上赶到司令部……”啊！原来父亲不用我们提醒，他比我们更清楚，是35年前。然而，刚开了个头，他忽然打住了，再也没有开口。那天晚上他并没有睡熟，在寒冷与寂静中，辗转反侧。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不说什么我们也很容易理解。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有好多机会接触“一·二八”淞沪抗战的领导人：陈铭枢、蔡廷锴、戴戟等。因为他们作为民主党派的领导人，参加了建立新中国的工作，走上了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路，他们都是父亲的亲密朋友。特别是蔡廷锴，在20世纪50年代初，我们两家人还同住在北京东单沟沿头17号院内，共同度过了几年美好的时光。在我记忆中，他们都很少提及“一·二八”。现在回想起来追悔莫及的是，我们当时也没有珍惜和他们相处的日子，多提些问题，多得到些第一手资料。对过去的经历他们不愿多说，也很自然，认为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事而已。遗憾啊！他们都已带着很多我们不知道的故事离开了人世。

　　好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的档案材料保存是完好的，只要下工夫都可以查到，但是过去好长时间在我国对抗日战争的历史提得比较少，即使提也只提八年抗战，从“七七事变”讲起。此前的六年局部抗战就提得更少了，于是就出现了下面的一段小插曲。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馆之后

　　1987年夏，位于卢沟桥畔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开馆了，这是一件大事、好事。是许多热心人促成的。我们也随着人流满怀喜悦地走进了展厅。前面有几块版面是序幕，第一块是“九一八”，第二块是“一·二八”，在这两块版面上有两幅照片，一幅是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在视察炮兵阵地，另一幅是第五军军长张治中在指挥部。还有一小本印刷品是《上海停战协议》，另外，展柜里还有一面纸做的小三角旗，写着抗日标语口号，别无其他。

　　我们看了“一·二八”这块展板后觉得很纳闷，两位军长是谁指挥谁？又是什么人来协调两军的配合调动呢？十九路军是有总指挥的，军政部明确命令第五军归总指挥领导，但是在文字上、图片上都没有表现出来。我的小妹妹定桂回家后就写了一封信给中央统战部，反映展览上这一内容的缺失。承蒙统战部系统以认真高效的负责精神办理群众来信，不久妹妹就收到了北京市委统战部给中央统战部四局复函的复印件。主要内容如下：“关于蒋光鼐亲属希望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展出的‘一·二八’抗日战役中，增设蒋光鼐有关史料的问题，有关领导阅批后速转抗日战争纪念馆负责人，经研究，军事博物馆的同志拟在展面上增加蒋光鼐的照片，并已报朱穆之同志，近日即可落实，特此报告，并请转告蒋光鼐的在京亲属。”

　　妹妹写信反映情况的结果是在“一·二八”版面上蔡将军的大照片右上角加了一小幅蒋光鼐的照片。这种办法是最简单的处理方法，让我们不好再说什么。

　　父亲一生从来就没有为利争过什么，我们也没必要为他争什么，问题的关键是原版面上展出的内容是对还是错。妹妹写信的目的是想指出展览上的内容与史实有出入，希望改进，至于如何改那是专家的事。

　　人们并没有因为时间久远就忘记十九路军，也没有忘记十九路军的领导人，更不可能忘记“一·二八”淞沪抗战。

　　1988年，民革中央在人民大会堂的三楼小礼堂召开了隆重的“蒋光鼐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

　　1989年，经国务院批准“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烈士陵园”被定为全国重点烈士纪念建筑物保护单位，陵园经广州市政府三次拨款重修，早已面貌一新。

　　1992年，民革中央召开了隆重的“蔡廷锴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

　　1997年12月17日，十九路军前后两任总指挥蒋光鼐和蔡廷锴的骨灰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移入“十九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烈士陵园”安葬，他们魂归故里，又和当年一起浴血奋战牺牲的部属将士们在一起了。

　　2002年，民革中央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一·二八’淞沪抗战七十周年纪念座谈会”，会上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著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副主编罗焕章以军事历史专家的身份对“一·二八”淞沪抗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我们家属也趁这次纪念座谈会的机会，把在我家珍藏了70年的“化险石”戒指捐赠给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这枚戒指是一位华侨在“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送到十九路军后方办事处指名要送给蒋将军的（还有一枚是送给蔡将军的，不知是否还在），希望戒指能保佑两位将军身体健康平安，领导十九路军打败日本侵略者。70年里，我们家经历了很多劫难，被日本人抄过家，被国民党抄过家，被红卫兵抄过家，能把这枚戒指保存下来很不容易，我们都很珍视它，因为它表达了中国华侨拳拳的爱国心，也是对十九路军抗击日寇的肯定和支持。我姐姐定苏在非常时期曾将它用塑料布包好，藏在花盆的泥土中，才使戒指躲过一劫。这枚戒指后来一直在抗战馆的展柜中展出，最近抗战馆的同志告诉我，经过专家评定，“化险石”戒指已经被评为一级文物了。听到这个消息，我们都觉得很欣慰。

　　“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父亲的辞职信

　　前些年我曾随民革中央副主席李赣骝去台湾访问，后来台湾朋友给我带来了一些我想查找的档案资料，其中一份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因为1949年父亲名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的名单中，经人“告发”，开会决定终身“开除”我父亲国民党党籍的文件。另一份是“一·二八”之后我父亲写给蒋介石的辞职信，信是父亲亲笔写的（都是复印件），原文抄录如下：委员长钧鉴:

　　职素多病，不胜繁剧。自赣归来，卧病数月，即已屡乞退休;正请命间，适“一·二八”事起，国难当前，军人天职，义当奔赴。祗惟力疾效命，不敢诿卸。今停战协定既已签约，战事即可暂告结束。职劳瘁之余，旧疾益增。极应解除十九路总指挥职务。俾得稍舒喘息，安心调养。一俟平复，则有生之年皆报国之日。尚乞钧座鉴其愚忱，即予允准早卸仔肩，以轻罪戾，不胜感戴之至。专此。敬请钧安!

　　职蒋光鼐呈

　　廿一，五，八日于杭州

　　《上海停战协定》是5月5日签订的，这封信是8日写于杭州的。

　　在看到这封信之前，我并不知道父亲写过辞职信，只知道他参加完上海市民商会开的追悼会后，自己悄然离沪，绕道香港返回虎门的家乡。连蔡廷锴也感到突然，事先连他也没有打招呼就走了。父亲这封辞职信还是以健康原因作为理由，而且理直气壮地说明“一·二八”挺身而出的理由：“适‘一·二八’事起，国难当前，军人天职，义当奔赴。祗惟力疾效命，不敢诿卸。”

　　十九路军在“一·二八”之前是被派到江西参加第三次“围剿”的，他托病到上海住院，屡征不出，国内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他是不愿参加内战才请假赴沪就医的，当然，病可能有一点，因为平常就比较瘦弱，但应该不是要命的病，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不妨透露一点家庭生活中的细节，大家就明白了。父亲在此期间与我母亲结婚了，我母亲的第一个孩子——我的姐姐是1932年10月在香港降生的，为了纪念“一·二八”，父亲给她取名“蒋抗日”，自己回家乡从事公益事业，表示不问政治。

　　父亲曾经说过，“一·二八”是十九路军从拥蒋到反蒋的分水岭。

　　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他辞职呢？为什么十九路军的领导人都不愿多谈“一·二八”？因为他们没有说，所以至今我也不清楚，这有待研究历史的专家去解答了。

　　作者：蒋建国，摘自《纵横》2012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