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比希特勒更有性格優勢

《新史記》蘆笛


第三個因素則是斯大林主觀素質優勢。蘇德戰爭是兩個極權國家的戰爭，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兩個大獨裁者的個人决鬥。在這種情況下，獨裁者的主觀素質起到了舉足輕重的作用，而斯大林相對於希特勒擁有一系列性格優勢。

先看意志與心理承受力。戰爭爆發完全出乎斯大林的意料，隨之而來是兵敗如山倒。這對他是個難以承受的突如其來的心理打擊。他一度瀕於崩潰，短暫喪失了鬥志和勝利信心。但他畢竟還是逐漸恢復了鬥志與自信。1941年12月16日，英國外相艾登訪問莫斯科，此時德軍還在莫斯科郊區，離克里姆林宮只有50多英里，斯大林便向艾登提出，戰後東歐應該是蘇聯帝國的勢力範圍。在這種存亡未卜的關頭，他居然還能想到戰後怎麼瓜分世界，可見他必勝的信念是何等強烈。更重要的是，他始終具有布爾什維克非人的鐵血心腸。如果沒有這種冷酷無情的鐵腕統治，很難設想蘇聯能挺下去而不崩潰。

再看善於克制並完善自己的心理能力。他和希特勒一樣，都是軍事外行，都喜歡以外行領導內行，胡亂干涉將領們的决定。他篤信的軍事教條就是進攻，認爲撤退就是失敗，因而在戰爭早期嚴禁行將陷入重圍的部隊後撤，甚至異想天開地命令他們反攻，導致紅軍被大規模圍殲。但他畢竟具有吸取教訓、避免重犯類似錯誤的智能，在接連遭到慘敗後終於能夠聽取不同意見，克制住自己急於求成的心態，放手讓朱可夫、華西列夫斯基、安東諾夫等內行去計劃組織戰役，甚至任命桀驁不馴、幾次頂撞他的朱可夫作副統帥。在庫爾斯克會戰前，蘇軍已經得知德軍的行動計劃，但他仍然聽從了朱可夫的建議，先作防禦，待德軍攻勢衰竭後再投入反攻。作爲名義上的最高統帥，他對戰爭的最大貢獻，還是作爲能幹的組織者，將全國的人力物力組織爲總體戰爭努力，而這是希特勒從未做到的。

最後看靈活應變能力。斯大林是個精明的機會主義者與實用主義者，知道什麽時候該扔掉意識形態束縛。他深知民族主義是俄羅斯永恆的聖歌，那感召力是任何其他意識形態都無法望其項背的，於是他便抓住這人民的心弦死彈。在第一次戰爭演說中，他就扔掉了官方宣傳的陳詞濫調，首次使用“兄弟姐妹們，我的朋友們”這種為“蘇維埃人”久違的稱呼，聲稱這次戰爭是“愛國戰爭”（後改稱為“偉大的愛國戰爭”，通譯“衛國戰爭”），而俄國抗擊拿破侖入侵的戰爭在歷史上稱爲“愛國戰爭”。光這用語都足可看出他爲喚起俄國人的民族自豪感必勝信念花的心思。在1941年11月7日的紅場演說中，他歷數俄國歷史上的軍事征服者：擊敗了瑞典人的亞歷山大·涅夫斯基，擊敗了蒙古人的德米特里·頓斯科伊，擊敗了波蘭人的庫爾瑪·米寧和德米特里·羅扎爾斯基，以及俄國的戰神蘇沃洛夫與庫圖佐夫，讓他們的在天之靈激勵指引著將士們去打擊敵人，卻除了在最初說他代表蘇維埃政府與布爾什維克黨發表講話外，再未提這兩個東西。他雖然提到列寧的名字，卻是以抵抗外國干涉的國家領袖的身份提到的。在整個戰爭期間，官方宣傳都以俄羅斯民族主義爲基調，完全不顧馬克思主義原教旨與民族主義不相容。他還開放了兩萬個教堂，把教士們從勞改營裡放出來，讓他們爲蘇聯贏得戰爭祈福，甚至在列寧格勒、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危急時，讓下面的人把據說能創造奇跡的“我們的喀山聖女”的聖像抬到大街上去，舉行宗教遊行，以此激勵民心士氣。他甚至能壓下反猶情結，把蘇聯猶太人的頭面人物從監牢裡放出來，成立了一個由黨在幕後操控的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去爭取美國猶太人的援助。

朱可夫（右）與斯大林。

這些主觀素質優勢，希特勒一條都不具備。他當然殘酷無情，不過那主要是對異族猶太人的，對本族還未殘酷到以斯大林那些鐵血手段挽回敗局。他心理素質似乎要比斯大林脆弱得多，毫無面對失敗的能力，遑論接受失敗，只能贏，不能輸，徹底缺乏冷靜扭轉敗局需要的心理素質，待遭受到難以逆轉的失敗時，便以逃避現實的病態幻想作爲解决危機的手段。連羅斯福的死訊都能引起他絕處逢生的狂喜，說明他脫離現實已經到了何等地步。直到蘇軍發動了柏林戰役，他還在絕望地呼叫那些早已不復存在的部隊，拒絕相信它們已被殲滅。當他終於不得不接受現實時，能作出的應對就是自殺。

他也缺乏斯大林那種吸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的智能，剛愎自用，堅持外行領導內行，不准德軍後退一步。越是到後期這毛病也就越走火入魔，到最後幾乎所有能幹的元帥都因意見與他相左而被他撤了職，只剩下幾個惟命是從的馬屁精。

他更缺乏斯大林的靈活性。當德軍最初攻入東波蘭、波羅的海三國等地區時，當地人民把德軍當成解放者歡迎，姑娘們向入城的德軍拋擲鮮花，老人們向他們獻上麵包和鹽，青年們抬著希特勒的巨幅畫像遊行，畫像下面寫著“希特勒，解放者”。民族解放運動風起雲涌，聲勢浩大。此時希特勒只要用平等友好的態度對待歡迎他們的蘇聯人民，宣佈解散蘇聯帝國，讓所有的加盟共和國獨立，恢復私有制，廢除集體農莊，則蘇維埃政權立時崩潰。但他堅信“種族優越”的鬼話，把斯拉夫人看成是“亞人類”，只想把他們趕到烏拉爾山以東的“亞洲猪圈”去，因此採取了無情的掠奪政策，接管了爲人民痛恨的集體農莊，通過它來無情掠奪穀物運回德國，導致烏克蘭發生饑荒。他甚至還鎮壓蘇聯境內的民族解放戰爭，最後使得自己成了蘇聯人民的公敵。（《新史記》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