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是与何方先生商榷的文章。认为：何先生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所提出的若干解释是与基本史实不符的，民主这个艰巨而伟大的事业不能建立在如此脆弱的基地上。文章由此提出三点个人认识：第一，经典马克思主义并无前后期之分；第二，苏俄布尔什维主义和西欧社会民主主义两大流派，皆非马克思学说“正统”，而是在历史客观进程作用下由经典马克思主义演变出来的两条不同道路；第三，当代中国需要民主化，但应该从对历史和现实的分析中得出明确的结论，而不需依靠穿凿附会、托古改制的办法来论证。
2011年第7期的《炎黄春秋》，发表了何方先生的《一定要解决好民主化问题》一文。我完全尊重何先生写作此文的良好用意，对他以年迈之身大力呼吁促进民主化的做法深感钦佩。但很遗憾，在这篇不长的文章里存在着一连串的知识性错误。面对这些令人不安的“硬伤”，笔者踌躇再三，觉得为了对历史、对学术负责，不应保持缄默，乃写下后面的商榷文字。
一
第一，何方先生提出：“按照恩格斯的说明，马克思主义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以《共产党宣言》、《法兰西阶级斗争》、《哥达纲领批判》三大名篇为代表，坚持共产主义理念，主张暴力夺取政权。”
恩格斯是否有过“马克思主义分为前后两期”的说明？这个问题暂且放下，稍后再谈。我首先想指出的是，何方先生所列举的“马克思主义前期”“三大名篇”，便已经与事实不符了。
《共产党宣言》发表于1848年，《法兰西阶级斗争》（全名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发表于1850年。写这两部著作时马克思不过三十岁出头，如果一定要依照何先生的“前后两个时期”划分法，这两部著作大约还可以算做前期作品。
《哥达纲领批判》呢？这是马克思于1875年4月-5月写给德国社会民主党主要领导人的关于哥达纲领草案的批注，此时他已经五十七岁。该文在他生前从未发表过，直到1890-1891年在恩格斯的大力努力之下，才发表于德国社会民主党最重要的理论刊物《新时代》第一卷第18期。马克思其时早已去世，恩格斯的生命也只剩下最后四年多（1895年逝世）。所以，这一著作历来被公认为马克思的晚期作品，怎么会被划入马克思主义“前期”的“代表”之列呢？
再，读过《哥达纲领批判》的人都知道，其中没有一处直接使用“暴力革命”的字眼，此文的主旨也根本不在这里而在别的问题上。马克思恩格斯讲暴力革命的文字所在多有，为什么偏偏把这篇并非谈暴力革命的文章拿来充当“主张暴力夺取政权”的代表作呢？
第二，紧接着，何方先生断言：“对于这样的马克思主义（按：指“前期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用一句著名的话给否定掉了。这就是他说的，‘我只知道我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不错，马克思晚年确实说过这么一句话。证据之一：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给康拉德·施米特的信中写道：“唯物史观现在也有许多朋友，而这些朋友是把它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的。正像马克思就70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①
马克思的著名传记作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左翼历史学家弗兰茨·梅林有进一步的解释：马克思在去世前一年“对他的女婿们叙述他的思想的方式感也感到不满：‘龙格是最后一个蒲鲁东主义者，而拉法格则是最后一个巴枯宁主义者！让他们见鬼去吧！’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脱口说出了一句后来常被一切庸人们所利用的话，即：他本人无论如何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②
显而易见，马克思的这句话是用于讽刺那些对他的理论不求甚解，却喜好到处拿来套用的追随者们的，何先生却把它借用来当做马克思否定自己前期“坚持共产主义理念，主张暴力夺取政权”思想的证明了。这样做，在我看来未免有些随意。要是恩格斯和梅林如今都还活着，他们会说什么呢？
第三，现在来看看恩格斯是否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前后两期”的问题。我不知道何方先生是从哪里得出这样的结论的，反正我自己从恩格斯的言论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说法。我诚挚地希望何先生能够向人们提供他的依据。
我更大胆作不敬的猜想：何先生很可能就没有这样的依据，而只是未加考察地赞同了近年来不胫而走、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依照这种说法，恩格斯晚年思想上发生了根本变化，由革命转向改良，放弃了先前他和马克思所主张的共产主义，从而开辟了日后的社会民主主义道路。何先生下面的话即是对这一说法的简略概括：“另据恩格斯的解释，后期的马克思主义不再坚持共产主义理念与目标，主张和平过渡和实行社会民主主义。欧洲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就是根据这一理论建立起来的。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其中明确宣示放弃共产主义理念，可惜列宁生前没有能看到这一重要文献）。”
这样说来，恩格斯是在《<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的阶级斗争>导言》中作出这样的解释的？让我们来看看事实。
恩格斯写于1895年的这一《导言》，在总结1848年革命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关于社会民主党夺取政权的道路和策略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③，对利用议会和合法斗争的策略寄予了比以往更多的注意和更高的评价。但是，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仍然不止一次地谈到未来的“决战”，并宣布说“革命权总是唯一的真正的‘历史权利’”④。他只是根据新的条件看到，对于准备这一决战来说，合法斗争的策略要比不问时机冒冒失失地诉诸街垒战更加有利。他预测，合法斗争的成就将会越来越大，发展到最后，统治者将会被逼得走投无路，从而自己起来破坏合法性。那时无论在实力上和道义上社会主义政党都将占据上风，在决战中获胜的希望将会更大。恩格斯的全部意思就是如此。只要不是预先就抱定为己所用的目的，完全可以看出，恩格斯在这篇文章里添加了一些东西，但从根本上并没有放弃原来的东西。
既然连革命的“决战”也没有放弃，既然连夺取政权也没有放弃，“后期的马克思主义不再坚持共产主义理念与目标”之说，在这篇《导言》里更是找不到证据的。
笔者愿意再后退一步，假定何先生是出于偶然的失误记错了，把恩格斯的另一篇序言与这篇《导言》混淆了。因为近年来有论者宣布说：恩格斯晚年在给他自己的早期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写的序言中，曾声明说“共产主义学说不但无益而且有害”，由此可以证明他放弃了“共产主义理念”。何先生多半是接受了这种说法，但却把恩格斯在这篇序言中的有关文字讹误为1895年《导言》的文字了。
但是，即使何先生没有犯这个记忆错误，也是同样不正确的，因为他所接受的这种说法本身就是对恩格斯的根本误解。事情的真相，现在让我们也来考察一下。
恩格斯在1886年为美国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写的附录、1892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英国版导言和1892年《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第二版序言中都讲了这样一段话：
“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决不是完全一致的……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里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只要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1789年的法国资产者也曾宣称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全人类的解放；但是贵族和僧侣们不肯同意，这一论断——虽然当时它对封建主义来说是一个无可辩驳的抽象的历史真理——很快就变成了一句纯粹是自作多情的空话而在革命斗争的火焰中烟消云散了。现在也还有不少人，站在不偏不倚的高高在上的立场向工人阶级鼓吹一种凌驾于一切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之上的社会主义，这些人如果不是还需要多多学习的新手，就是工人的最凶恶的敌人，披着羊皮的豺狼。”⑤
这段话对许多学者来说并不陌生，我本人也很早就读过它。但它传达给我的并不是恩格斯晚年“改弦更张”，提出了什么“共产主义有害无益”的新论点，而是如下信息：晚年的恩格斯对他自己的早期作品作了一个自我批评，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把共产主义解释为一种超阶级的普遍解放事业，这是不正确的，在实践中是有害无益的。共产主义⑥尽管在抽象意义上的确是把包括统治阶级在内的一切人都解放出来，但它在实践中只能由工人阶级通过与有产阶级的斗争去实现，原因很简单：有产阶级出于自己的利益，“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还全力反对”这一事业，而工人阶级恰好由于自己的利益而必然地要去推动这一事业。所以，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
情况很清楚了：恩格斯晚年“明确宣示”的是批评自己早期的“抽象人道主义”，主张的是工人阶级自我解放的阶级斗争思想，也就是说，他和马克思自《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以来的一贯思想。我们的一些论者对恩格斯这段话的整体思想未能深察，只是掐头去尾，置上下文于不顾，抽出“共产主义……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的字样，解释成恩格斯放弃了“共产主义理念”，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全新的发现推荐给读者了⑦。何方先生这里所讲述的，也就是这个与恩格斯的本意截然相反的“恩格斯晚年思想”。
所以，恩格斯把马克思主义划分为前后两期之说，无论你从哪里寻找，都是找不到证据的。
第四，“欧洲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是根据“不再坚持共产主义理念与目标，主张和平过渡和实行社会民主主义”的“后期马克思主义”建立起来的吗？
完全不是。
第二国际建立于1889年。此处不必详细援引有关的文献，只要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就够了：在第二国际的成立大会上，会场上悬挂着的标语是《共产党宣言》的著名结束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及“从政治和经济上剥夺资本家阶级的所有权，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化！”⑧依照何方先生的划分法，这不正是“马克思主义前期思想”代表作中的主张吗？
至于说到“欧洲社会民主党”，我愿指出当时最重要的党即德国社会民主党的1891年爱尔福特纲领，这一纲领经过恩格斯的审核和肯定，被公认为各国社会民主党制定纲领的范本。只要稍微读一下该纲领的理论部分（由卡尔·考茨基起草），就完全可以明白，其中阐述的正是马克思主义要求废除私有制、实现生产资料社会化的革命思想。
何方先生看来对当时的历史情况不够了解。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社会民主主义，总体而言，曾经是科学社会主义和革命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换言之，当时的“欧洲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所实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根本不是什么“放弃共产主义理念，主张和平过渡”的“后期马克思主义”，而正好是主张工人阶级必将通过革命实现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那一“主义”——按照何方先生的说法，这应该属于前期马克思主义啊。
第五，何方先生断言，列宁生前没有看到过恩格斯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导言》，言外之意是列宁由于未能了解“后期马克思主义”而使俄国社会主义运动走上了错误的道路。此说在我看来同样是得不到史实支持的、不能令人信服的论断。
恩格斯的《导言》在写完后不久就发表在考茨基主编的《新时代》杂志第2卷第27和28期上，随后又收入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单行本中。为防止被德国政府利用来当作制定新的反社会党人非常法的口实，经过恩格斯的同意，编辑对该导言作了一些删节⑨，其中最易引起革命联想的地方的阐述有所削弱，但通过合法斗争以准备革命决战这一总的思想脉络仍然是不难看出的。1895年时列宁25岁，已经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当时他对德语已经掌握得相当好了（除了听说能力还差一些⑩），是完全有条件迅速读到这篇导言的。有什么根据断定列宁不但当时、而且终其一生都没有读过这一文献呢？
所以，恕我直言，何方先生引用来支持自己的“后期马克思主义”之说，是无法得到史料依据的。而任何不能立足于可靠事实的主张，都是很难经得住稍为仔细的检验的。何先生的意图固然值得特别敬重，但在柏拉图与真理二择一的时候人们当然只能选择真理。民主这个艰巨而伟大的事业，是不能建立在如此脆弱的基地上的。
张光明，《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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